職場母親和保姆的故事仍將繼續。但是什麼阻礙了她們相互尊重的、快樂的伙伴關繫呢？在這本及時、重要且文筆優美的書中，麥克唐納揭示了母親的高需求工作與她以母親為中心的、不切實際的“密集母職”理想之間的巨大矛盾。作者生動地描述了女性之間經常出現的、令人心酸的錯位，深入剖析問題的根源，並為我們指出了亟需的解決方案。這是母親、保姆以及所有與其生活息息相關的人的鉍讀之書。
——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繫榮休教授，以情感社會學研究而聞名，著有《第二輪班》《故土的陌生人》等

《影子母親》是一本具有開創性的、極其精細的書。毫無疑問，它將引起巨大的反響。這本書的魅力來自麥克唐納對母親及保姆等照護者的育兒觀念的深刻並置，以及她對這些女性之間關繫的敏感處理。
——莎倫·海斯（Sharon Hays），美國社會學家，曾任南加州大學社會學繫教授，研究興趣包括文化、性別和家庭，著有《母職的文化悖論》《單親家庭》

《影子母親》為研究母職及其商品化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它揭示了固守母愛主義所帶來的育兒挑戰。保姆不僅要照顧孩子，還要照顧孩子母親的情緒。
——拉塞爾·帕雷納斯（Rhacel Salazar Parreñas），南加州大學社會學繫教授、瑜伽士

《影子母親》以細膩的筆觸和獨到的見解，探討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軟肋，即她們對有償育兒服務者的需求。該書的成功之處在於在沒有激烈爭論的情況下，探討了一個極具爭議和高度敏感的主題，從而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復雜的不對稱關繫的正反兩面。
 ——帕梅拉·斯通（Pamela Stone），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社會學繫教授，著有《選擇出局？女性到底為什麼離開職場回歸家庭》《選擇回歸：母親回到職場後真正發生的事情》

關於母親與保姆的關繫如何受到特定文化價值觀和制度障礙的影響，麥克唐納進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並提出了可能的解決方案。
——野間口（Kei Nomaguchi），鮑林格林州立大學社會學繫教授，研究興趣包括工作與家庭、健康與生命歷程等

《影子母親》是關於母職、工作和照護研究的經典之作。它拓展了育兒相關研究側重於家庭內部分工的常見路徑，深入探討了在城市職業女性平衡育兒和工作的過程中保姆所扮演的角色、實踐模式及其後果，並且提供了形成良性雇傭照料關繫的可行方案。該書寫作風格生動活潑，具有跨越學界和普通讀者的可能，具有重要的學術和社會價值。
——肖索未，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學會性別社會學、家庭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

母職理想

自從19世紀時以父親為中心的育兒方式轉變成以母親為中心，美國關於母職的論述就一直堅持孩子要由母親來“全面照顧”。中產家庭告誡母親不要雇用僕人；階層較低的家庭，也期望母親們放棄外出工作的想法。這種“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的意識形態在其他方面也是（並仍然是）以階層為基礎的。
對如何實現自身再生產的憂慮，以及對於母親在地位獲得中所起作用的關注，特別能體現中產階層女性的職業抱負與所謂母親的奮鬥和孩子需求不相容的假設之間的張力。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難題。
20世紀最後一二十年，大多數受過大學教育、有年幼子女的女性都在工作，她們繼續留在職場。但這些母親以及其他千千萬萬的上班族媽媽，並未減少照顧孩子的時間。事實上，當下的母親用於陪孩子的時間比她們的母親當年花在她們身上的時間更多。她們有酬勞動的時間更長，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也更多，這是因為她們減少了用在做飯和打掃衛生上的時間。她們也減少了睡眠、休閑以及與伴侶相處的時間，以滿足日益嚴苛的“以母親為中心”的育兒文化對她們的期待。
正是由於母親們在勞動參與上的深刻轉變，人們對女性育兒的文化期待也變得日益嚴格。當前女性工作已經成為一種常態，甚至那些孩子年幼的母親以及被認為有條件“待在家裡”的女性也外出工作，對上班族媽媽的文化批評也因此變得尖銳起來。

我訪談的這些雇主媽媽代表了從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中獲益的一代人。她們的職業包括醫生、牙醫、主管、教授、律師、工程師、軍官、科學家等，都在男性主導的行業工作。她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候年齡比較大，在職業生涯開始之前大多受過研究生教育。由於她們生孩子的時間也比較晚，事業心和養育孩子的願望有點撞車。大多數雇主媽媽在第一個孩子出生的時候正處於職業生涯鞏固期，陷入了“無負擔員工”（unencumbered worker）和“好媽媽”理想之間的兩難困境。 “她們越是努力去成為理想的母親，花在工作上的時間就越少；而越是努力滿足工作的要求，留給孩子的時間就越少。” 
“我一直特別焦慮。”一位雇主媽媽解釋說她“每周”都“重新評估”自己要不要去上班，繼續從事自己“深愛”的工作，但代價可能就是不能完全滿足自己16個月大的女兒的需求。

 “密集母職”在近幾十年來加速發展，對於兒童發展指標的關注也與日俱增。這種新的競爭性的母職意識形態瞄準中產階層的母親，告誡她們要讓嬰幼兒做好準備，以進入人人夢寐以求的學前班，最終進入哈佛大學。這種強烈的負全責的意識和孩子的日常照看由他人完成的事實，構成了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戰。她們必須想辦法保住自己的工作；同時要了解什麼對孩子是最好的，並確保孩子每天都照此培養，接受適當的刺激；雖然她們出門上班去了，但還是要在孩子們的精神生活中保持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果像專家所說的那樣，母親和孩子之間的紐帶是“不可分割的”，那麼這些上班族媽媽怎麼能跟他人分享對孩子的照顧，同時繼續當理想母親呢？如果她們的工作需要“要麼全干，要麼不干”這種程度的付出，這些母親如何纔能滿足職場的要求，在她們的高級職位上做出傑出的成就呢？當傑西卡說“我認為你不可能從職場、從一個高級職位中抽身好幾年，然後又回到原來的層級”的時候，她說得對嗎？那些身居要職的母親是如何應對那些影響其家庭和職場生活的各種職責、責任、期望、機會和約束的？她們的反應對於她們選擇如何照顧孩子又產生了什麼影響？

大多數關於上班族女性如何試圖在家務勞動分工中尋求性別平衡的社會學研究都認為，在“第二輪班”中進行更為公平的勞動分工，可以解決許多上班族媽媽面臨的問題,包括缺乏睡眠、休閑時間不足、婚姻壓力和職業發展機會不平等，等等。然而，最具爭論的其實是第一輪班的勞動分工中對於好媽媽的定義。或許是因為我訪談的雇主媽媽們把大部分的第一輪班工作委托給了保姆，所以她們都沒有要求丈夫更多地參與第二輪班工作，尤其是照顧孩子；對於第一輪班期間的保姆管理工作，她們也沒有尋求額外的幫助。照顧孩子和保姆管理都跟密集母職直接相關，難以委派給孩子父親。孩子的父親要麼被排除在母親孩子保姆這個鏈條之外，要麼就被視為這一微妙平衡的威脅。

不過，父親在媽媽-保姆關繫中也有自己的用處。他們經常承擔中間人的角色。即使在最和諧的媽媽-保姆關繫中也有意見分歧和感覺受傷的時候，父親們經常會被叫來調停關繫。父親們更常見的角色是充當家裡的“壞人”。許多母親承認，她們會派丈夫去跟保姆談那些困難的、不愉快的問題，比如協商薪水或者拒絕要求等等，盡管這些令人不快的決定可能是母親拍板的。

母親和保姆對孩子父親的看法，凸顯了育兒和家務勞動之間的關鍵區別。撫育兒童賦予了主要父母一定程度的權力，而且會給人帶來情感上的滿足，做家務則不會。因此，雇主媽媽們即便希望丈夫能做得更多，也不願放棄對育兒的控制權。而那些將丈夫視為“平等的分擔者”的媽媽們，實際上是認為他們不多不少地完成了她們想要他們做的第二輪班工作。

小結
我所研究的雇主媽媽們都非常依賴專家的意見，而且還盡力去滿足當代中產階層育兒方式的所有標準和期待。她們接受了密集母職意識形態的各種核心原則，包括成年子女是母親勞動“成品”這樣的觀念。她們被“可完善的孩子”這一概念背後的信息所困擾： 如果她們可以培養出一個更好的孩子，她們就應該這麼做。此外，盡管外出工作的母親不可能不讓別人來分擔一部分育兒任務，我訪談的雇主媽媽們還是認為母職基本上是她們自己的責任。盡管她們沒有親自完成所有必要的母親工作，但她們仍要負全責，承擔孩子成長過程中各個方面的全部責任。
在幾乎所有的案例家庭中，雇主媽媽都擁有高薪職位。然而，她們還是對經濟安全存在各種擔憂。她們的目標是為孩子在向上流動的階梯中提供一個穩定的立足點。即便隻是給家裡掙第二份收入的母親們也認為，正是有了她們的收入，她們家纔能夠在好學區安家置業、送孩子上私立學校、請輔導老師、參加特別定制的課程和活動，她們希望這些優勢能夠保證孩子將來在管理和專業技術階層有一席之地。她們的收入也為失業、離婚、生病等意外情況提供了緩衝，她們中大多數人都有這方面的防範意識。
這些雇主媽媽的職業抉擇，給她們帶來了財富和成功，但也將她們置於多重實際和潛在的約束之中。她們試圖滿足負全責的要求，同時通過外包家務和密切監管育兒保姆的辦法，來解決第二輪班中的矛盾。然而，盡管她們設法找到了各種詞彙來對抗身為女性、員工、妻子和母親的文化壓力，即便她們能夠適應競爭性結構的需求，她們還是發現，在生活中，一個領域的成功可能會使另一個領域面臨失敗的風險。如果她們找到了“疼愛”孩子的“完美保姆”，自己和孩子之間的情感聯繫就被破壞了，而這種依戀關繫對於履行母親的職責，促進、保護孩子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如果她們足夠幸運，能夠維繫完滿的婚姻，也仍然面臨著兩難處境： 不是去承擔職業生涯“停滯不前”的風險，就是錯過她們心中孩子成長的重要時期。
她們力爭滿足有關母職的文化標準、社會期待和個人觀念，即便這些東西要求她們為了孩子的幸福承擔重負也在所不惜。考慮到需要同時擔當員工和母親兩重角色——她們的工作要求過高且不切實際，但她們仍然決心保住自己喜愛和需要的工作。她們被夾在密集母職意識形態的文化壓力和男性模式職業的剛性結構之間，看不到相應的公共政策變化的可能，於是隻好轉向用私人的解決方案來處理公共問題——她們雇了一個“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