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冊

縮略語列表

第二卷

第八章 經濟與法律(法律社會學)

(一)實體法諸領域

一、公法與私法

二、授權法和規章制度

三、“統治”與“行政”

四、刑法與私法

五、侵權與犯罪

六、統治權

七、對權力的限制和權力的分立

八、實體法與程序

九、法律思想的諸範疇

(二)權利的創設形式

一、“法律命題”的邏輯範疇——自由與權力——契約自由

二、契約自由的發展——“身份契約”與“目的契約”——目的契約的歷史淵源

三、對可訴契約的制度輔助：代理、轉讓、流通契據

四、對契約自由的限制

五、契約對當事各方以外的影響之範圍——“特別法”

六、聯合體契約——法律人格

七、自由與強制

(三)法律規範的出現與創設

一、新法律規範的出現——習慣法理論解釋之不足

二、法律規範的出現與發展過程中當事人實踐的作用

三、從無理性裁判到制定法的出現

四、新法律通過從上面強加而發展

五、立法手段

六、法律先知與日耳曼平民大會司法的作用

七、法律專家的作用

(四)法律顯貴及法律思想類型

一、經驗式法律訓練：作為一種“技藝”的法律

二、學院式法律訓練：作為一門“科學”的法律——源自神聖律法

三、法律顯貴。羅馬法的影響

(五)神權統治法律和世俗法律的形式理性化與實質理性化

一、法律形式主義的一般條件

二、神聖律法的實質理性化

三、印度法律

四、中國法律

五、伊斯蘭教法律

六、波斯法律

七、猶太法律

八、教會法

(六)統治權與家產制君主的法律制定：法典編纂

一、統治權

二、法典編纂背後的驅動力

三、繼受羅馬法和現代法律邏輯的發展

四、家產制君主法典編纂的類型

(七)革命法律的形式特性——自然法

一、法國民法典

二、作為實在法規範標準的自然法

三、現代自然法的由來

四、形式自然法向實體自然法的轉變

五、自然法意識形態中的階級關繫

六、自然法的實踐意義和蛻變

七、法律實證主義和法律職業

(八)現代法律的形式特性

一、現代法律中的排他主義

二、現代法律發展中的反形式主義趨勢

三、當代英美法

四、現代法律職業中的非專業司法與合作趨勢

第九章 政治共同體

一、領土政治組織的性質與“正當性”

二、政治聯合體形成過程的諸階段

三、權力聲望與大國

四、“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

五、民族

六、政治共同體內部的權力分配：階級、身份、政黨

第十章 支配與正當性

一、經濟權力的支配與權威支配

二、直接民主與顯貴統治

三、組織結構與正當權威的基礎

第十一章 官僚制

一、現代官僚制的特征

二、官僚制內外的官員地位

Ⅰ. 作為一項職業而擔任官職

Ⅱ. 官員的社會地位

三、官僚制的貨幣金融前提

四、行政任務的量變

五、行政任務的質變：文化、經濟和技術發展的影響

六、官僚制組織對顯貴行政的技術優越性

七、行政手段的集中

八、社會差異的扯平

九、官僚制長存的主客觀基礎

十、官僚化的不明經濟結果

十一、官僚制的權力地位

十二、關於團契機構和利益集團的補論

十三、官僚制與教育

十四、結語

第十二章 家長制與家產制

一、家長制支配的性質與起源

二、顯貴支配與純粹的家長制

三、家產制支配

四、家產制國家

五、權力之源：家產制與非家產制軍隊

六、家產制支配與傳統的正當性

七、以家產制方式滿足公共需求。公益性派捐與集體責任。強制性聯合體

八、家產制官員

九、家產制官員與官僚制官員

十、家產制官員的生計：實物俸餉與手續費

十一、占用和壟斷的結果：分散並類型化的行政

十二、家產制國家如何防止瓦解

十三、埃及

十四、中華帝國

十五、分權化的家產制支配：總督與分土封侯

十六、家產制統治者與地方領主

十七、英國的顯貴行政、地主的治安法官、“紳士”的演變

十八、沙皇家產制

十九、家產制與身份榮譽

第十三章 封建制、等級制與家產制

一、封地的性質與封建關繫的類型

二、封地與俸餉

三、封建制的軍事淵源

四、封建立法

五、封建制的權力劃分及其類型化

六、等級制以及從封建制向官僚制的過渡

七、家產制官員

八、家產制與封建制不確定的經濟前提

九、貿易對家產制發展的影響

十、家產制與封建制對經濟的穩定作用

十一、壟斷主義和重商主義

十二、封建制條件下財富的形成與分配

十三、家產制壟斷與資本主義特權

十四、精神氣質與生活方式

下冊

第十四章 超凡魅力及其變形

(一)超凡魅力的性質及作用

一、超凡魅力權威的社會學性質

二、超凡魅力權威的基礎和不穩定性

三、超凡魅力的革命性質

四、超凡魅力的效力範圍

五、超凡魅力支配的社會結構

六、超凡魅力共同體滿足需求的共產主義方式

(二)超凡魅力權威的生成及變形

一、超凡魅力的程式化

二、選擇領袖和指定繼承人

三、對超凡魅力的歡呼贊同

四、向民主選舉權的過渡

五、選舉和代表的意義

六、補論：超凡魅力領袖、顯貴、官僚對政黨的控制

七、超凡魅力與持續的支配形式

八、超凡魅力的去個性化：家族超凡魅力、“氏族國家”與長嗣繼承權

九、官職超凡魅力

十、超凡魅力王權

十一、超凡魅力教育

十二、財閥統治是如何獲得超凡魅力的

十三、現存秩序的超凡魅力合法化

(三)紀律與超凡魅力

一、紀律的意義

二、紀律源起於戰爭

三、大規模經濟組織的紀律

第十五章 政治支配與僧侶支配

一、超凡魅力正當化：統治者與祭司

二、僧侶政治、神權統治與政教合一

三、教會

四、僧侶政治的行為規範以及與個人超凡魅力的對立

五、僧侶政治在禁欲主義和隱修主義之間的搖擺

六、隱修主義的宗教—超凡魅力成就和理性成就

七、隱修主義對政教合一制度及僧侶政治的助益

八、政治權力與僧侶政治權力的妥協

九、僧侶支配與宗教虔誠的社會前提

十、僧侶政治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十一、資本主義時代和資產階級民主時代的僧侶政治

十二、宗教改革及其對經濟生活的影響

十三、猶太教的僧侶政治和經濟氣質

十四、教派、教會與民主

第十六章 城市(非正當性支配)

(一)城市的概念與種類

一、城市的經濟概念：市場社區

二、三種類型：“消費城市”、“生產性城市”及“商業城市”

三、城市與農業的關繫

四、作為經濟發展階段之一的“城市經濟”

五、城市的政治—行政概念

六、堡壘和要塞

七、作為堡壘與市場混合物的城市

八、“公社”與“市民”概述

(二)西方的城市

一、城市土地所有制的性質及人的法律地位

二、作為兄弟會而興起的城市

三、結為兄弟團契的前提：氏族紐帶的瓦解

四、古代與中世紀城市中的超城市聯合體

五、西方的歃盟兄弟團契：法律和政治結果

六、意大利的coniurationes

七、北日耳曼的兄弟團契

八、西方城市軍事自主權的意義

(三)中世紀和古代的貴族城市

一、貴族城市統治的性質

二、威尼斯貴族的壟斷性封閉統治

三、其他意大利公社的貴族統治：開放性及波德斯塔制度

四、英國城市的寡頭統治及王室行政對它的約束

五、北歐市議會貴族及行會的統治

六、古代的家族超凡魅力王國

七、作為一種沿海武士聚落的古代貴族城市

八、古代與中世紀貴族城市的差別與相似性

九、古代與中世紀貴族的經濟特性

(四)平民城市

一、歃盟兄弟團契摧毀了貴族統治

二、人民作為一種非正當性政治聯合體的革命性

三、中世紀意大利城市身份群體之間的權力分配

四、古代的先例：羅馬的平民與護民官

五、古代的先例：斯巴達的民與五長官

六、希臘民主化的各個階段與結果

七、非正當統治權：古代僭主

八、非正當統治權：中世紀的僭主政治

九、市民的平定與僭主的合法化

十、城市自治、資本主義以及家產官僚制：概述

(五)古代與中世紀的民主

一、古代下等階層的產生：債務人與奴隸

二、城市選區：古代的和中世紀的行會聯合體

三、關於雅典與羅馬選區的補論

四、經濟政策與軍事利益

五、農奴、被庇護人及自由民的政治與經濟作用

六、作為武士基爾特的城邦與中世紀的內陸商業城市

七、古代城邦。帝國形成過程中的障礙

附錄一 社會行動類型與群體類型

附錄二 德國重建後的議會與政府(對官員和政黨政治的政治評論)

序言

一、俾斯麥的遺產

二、官僚統治與政治領導權

1.官僚統治與政治

2.政黨政治的現實與社團國家的荒謬

3.官僚化與文人的幼稚

4.官僚統治的政治局限

5.君主的有限作用

6.議會的強與弱，消極政治與積極政治

7.德國國會的憲法缺陷和領導權問題

三、議會質詢的權利和政治領袖的產生

1.對官僚繫統的有效監督與官僚繫統的權力基礎

2.作為政治領袖檢驗場的議會

3.議會各委員會在戰時與平時的無能

4.國內危機與議會領導權的缺失

5.議會的職業精神與既得利益者

四、官僚統治與對外政策

1.政府在抑止有害的君主聲明方面的敗筆

2.議會與法律保障措施

五、議會政體與民主化

1.平等選舉權和議會制

2.民主化對政黨組織與領導權的影響

3.民主化與煽動主義

4.平民表決基礎上的領導權與議會控制權

5.戰後德國的有效領導權展望

六、聯邦制與引進議會政體

索引

一、學者

二、歷史名稱

三、主題

譯後記

 第十三章 封建制、等級制與家產制


前古典時期的希臘城邦，甚至克利斯提尼時代的早期民主階段，都可以叫做“封建的”，因為公民權始終等於是服兵役的權利和義務，公民一般來說都是土地所有者，顯貴支配階層的權力則依賴於各種各樣對平民的忠誠關繫。這種情況直到羅馬共和國的後階段也依然如故。在幾乎整個古代時期，土地的授予和對一個私人主宰者，對一個家產制君主或者對一個公民聯合體承擔軍事義務之間的聯繫，始終有著根本的重要性。
如果把“封地”定義為因交換軍事或行政服務而授予的權利，特別是授予土地使用權或政治領土權，那麼該術語就可以適用於[中世紀的日耳曼]侍臣服務封地，也許還可以適用於早期羅馬的precarium**
見482頁腳注**。，無疑還能適用於馬科曼尼戰爭**** Marcomannic
Wars，馬科曼尼前100年後定居美因河流域的日耳曼部落，為逃避羅馬人侵前9年東遷波西米亞，在國王馬羅博杜斯領導下建立了強大的部落聯盟。該聯盟與日耳曼人領袖阿米尼烏斯的軍隊作戰失敗後，馬羅博杜19年流亡羅馬，此後馬科曼尼人一直處在羅馬人保護之下。167年左右，馬科曼尼人與同盟各部落侵入羅馬疆界，馬可?奧勒留皇帝驅逐了他們，但此後直到180年奧勒留去世為止，雙方幾乎處於連年戰爭之中。時期給予定居在羅馬帝國的laeti******
Laetus的復數形式，指羅馬帝國晚期在帝國版圖內定居的蠻族人共同體，可以獲得土地，但條件是須為帝國軍隊提供兵員。的土地，以及後來根據軍事服役條件直接授予異族部落的土地。該術語尤其能夠適用於哥薩克人的土地，以及見之於整個古代東方和托勒密王朝的埃及授予士兵的土地，還有所有時代在世界各地的類似現像。
絕大多數這種情況都意味著創造了一種可以繼承的生計，它確立了一種直接的家產制依附關繫，或至少是一種公益性派捐義務的約束，由此而被束縛在土地上。另外，專制統治者可能會確立一些相對於其他“自由”階層的特權社會地位，使之豁免稅賦並享有特殊的土地權利(Bodenrecht)。反過來，處在這些地位上的人則必須接受軍事訓練，並遵照領主任意的或有限的處置權服務於軍事或行政目的。特別是對武士的安置，就是在不可能維持一支雇傭軍的自然經濟條件下，確保擁有經濟上並不重要但可以隨時投入使用的軍事力量的典型形式；隻要生活標準、農業與非農業勞動的強度使得大部分人口難以脫離勞動，以及戰爭技術的發展導致他們的軍事能力低下，終就會出現這樣的武裝力量。許多政治聯合體都會訴諸這樣的安排。希臘重甲步兵城邦初那種不可轉讓的小塊土地(κλη?ρο?)即是這樣的類型，它們的所有者都對公民聯合體負有義務；第二種類型是埃及的“武士等級”(μα?χιμοι)，他們必須對家產制君主盡義務；第三種類型就是授予“平民”的土地，他們必須對私人主宰者盡義務。古代東方的所有專制統治以及希臘化時期的賜地業主**
見1159頁腳注。1071，都是使用這種類型的軍事人力，盡管采取的形式多種多樣。後面我們將會看到，羅馬貴族偶爾也在使用這種類型的軍事人力。
後提到的這些情況，無論從功能上還是從法律上說都類似於封地，但實際上並不相同，因為，即使是有特權的農民，在社會上也仍然還是農民，或者說，無論如何也還是“平民百姓”，而且這是一種平民法層面上的封建關繫。相比之下，侍臣與領主的關繫本來就具有家產制基礎，因而不同於封地所有者與領主的關繫。
從純粹的技術意義上說，真正的藩屬關繫a)始終存在於這樣一個階層的成員之間——它有等級層次之分但又形成了一個與自由民大眾相對立並高居他們之；b)根據這種藩屬關繫，個人之間乃是通過自由契約而不是通過家產制依附彼此相關。封臣的地位並不會貶低封臣的榮譽和身份，恰恰相反，這會增進封臣的榮譽；而且，作為領主附庸也並不是屈從於家長制權威，盡管它借用了後者的形式。
現在我們可以從廣義角度把“封建”關繫分類如下：(1)“公益性派捐”封建制：屯田、戍邊的士兵，承擔特殊軍事義務的農民(賜地業主、laeti、
limitanei**
羅馬帝國晚期以及隨後拜占庭帝國的戍邊軍隊。、哥薩克)；(2)“家產制”封建制，a)“采邑”封建制：科洛尼軍隊(比如直到內戰時期羅馬貴族以及古代埃及法老的科洛尼軍隊)；b)“僕從”封建制：奴隸(古巴比倫和古埃及的軍隊、中世紀的阿拉伯私人軍隊、馬穆魯克)；c)部族封建制：作為親兵的世襲被庇護人(羅馬貴族)；(3)“自由”封建制，a)“封臣”封建制：僅僅依靠個人忠誠而不授予采邑權利(絕大多數日本的武士、墨洛溫王朝的扈從[trustis])；b)“俸祿”封建制：無需個人忠誠，僅僅依靠被授予的采邑權利和稅收收入(中東、包括土耳其的封地)；c)“藩屬”封建制(lehensm?ssig)：個人忠誠與封地相結合(西方)；d)“城市支配”(stadtherrschaftlich)封建制：在分配給個人的采邑土地基礎上形成的武士公社聯合體(典型的是斯巴達類型的希臘城邦)。在此我們將主要討論“自由”封建制的各個類型，其中主要是影響為重大的西方封建制(Lehensfeudalismus)；我們將隻是為了比較的目的纔會論及其他類型。
完整的封地始終是個產生地租的權利綜合體，它的所有權可以也應當負擔一個領主得體的生活方式。領主權利和創收的政治權力——也就是產生地租的權利——主要是授予了武士。在封建的中世紀，一塊土地的gewere****
日耳曼習慣法概念，意即占有的權利，或者說，物權。屬於1072地租的收取人。凡是對封地的繼承進行了嚴格組織的地方，這些封建的地租之源都會按照它們的產能進行登記造冊。按照薩桑王朝和塞爾柱王朝的模式進行分類的土耳其“封地”，就是根據以阿斯珀******
asper，舊時土耳其和埃及的小銀幣，後作為記賬貨幣，值piaster的1/120。計算的產能進行登記的，日本封臣(武士)的供給則是以kokudaka(稻租)計。英國的“末日裁判書”********
Doomsday
Book，1085—1086年英國欽定土地調查清冊。所包含的內容並不像後來說的那樣等於是封建的封地登記，但這種登記注冊的由來也應歸因於英國封建行政特別嚴格的中央集權。
由於采邑是封地的常規目標，因此一切真正的封建結構都有著家產制基礎。此外，隻要官職本身並未被看作封地，那麼家產制秩序通常就會持續存在下去，至少在封建體制被吸收進家產制或俸祿制國家作為其行政組成部分的地方就是如此，這種情況很常見。擁有準封地俸祿的土耳其騎兵則與家產制新軍和部分是俸祿制的官職組織並存，因而本身始終有著半俸祿制性質。
除了中國法律之外，在絕大多數不同的法律領域都可以看到源自國王地產的領主權利的授予。印度的拉吉普特王國，尤其是在烏代布爾(Udaipur)，統治者直到近還會向處於支配地位的部族的成員授予領土和司法權利，以此換取軍事服務；後者則會向他報之以臣服並在他死亡的情況下重新確定手續費，如果違背義務則會面臨喪失權利的危險。對土地和政治權利也經常出現同樣的處置辦法，早是產生於統治的武士對被征服土地的共同控制，這大概曾是日本政治體制的基礎。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像墨洛溫王朝的王室土地授予以及各種俸祿形式那樣的大量典型現像：它們幾乎始終都是以提供軍事援助為前提的，在未履行義務的情況下可能會被撤銷，盡管什麼情況纔算未履行義務往往並沒有明確定義。實際上，大量類似於繼承租賃的東方土地授予類型還有其政治目的；不過，隻要它們與特定的封臣效忠無關，就不能適用“封地”概念。


譯後記：
這個中譯本出版之際，適值馬克斯·韋伯去世九十周年，無疑是對這位思想大師一種不可多得的紀念方式，就筆者個人來說，更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人生事件。
總起來說，和以往的體繫思想家們不同，韋伯從來沒有打算建構一個價值體繫以充當一位不堪重負的道德先知，他畢生的努力都是在開闢一條富有客觀意義的方法論途徑，以求在這個化的世界上提供一個普適性的理性主義經驗知識繫統，以此為基礎，庶幾有助於對已經、正在和將要發生的歷史作出“頭腦清明”的因果解釋。《經濟與社會》的重要性之所以能夠在世界範圍形成思想史上罕見的學術共識，主要原因大概就在於此。正如京特?羅特在導讀中所論，“《經濟與社會》次從世界歷史的深度對社會結構與規範性秩序進行了經驗比較。如此說來，它超越了始終在冥思苦想要建立某種社會科學的大量‘體繫’。”從這個角度看上去，在同樣面對現代性困境和變局的思想家當中，韋伯的清醒、冷靜、深邃和遠見，實在是少有人能出其右。
這部巨著在中文讀者中的盛名已無需贅言。十多年來，大陸已相繼有了不同版本的全譯和選譯。不過終，我也不得不像許多讀者一樣認為，面對韋伯嚴肅嚴謹的學術態度和大陸讀者對翻譯文本的質感語感要求，這部經典理應有一個還算交代得過去的重譯本。但始料未及的是，這種對他者的期盼，後竟落實為我自己的志業。大體上，這是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從客觀上說，一些令我十分敬重的師友曾反復鼓勵我做這件事情，對我產生了極為有力的驅策與激勵作用。終於，這使我決定審視一下自己能否配得上做好這件事情。有兩個心理上的壓力曾迫使我幾乎要放棄這項已經基本確定了的計劃。首先，我當時差不多還是個德文文盲，完全從英譯本轉譯這部巨著，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必定會始終讓我愧疚難當的嚴重缺陷；其次但更重要的是，從英譯文本來看，《經濟與社會》的文字雖然並不艱澀，但其中蘊含的知識密度，特別是德國學術傳統背景下的思想訓練在韋伯那裡達到的空前境界，很有可能因為我的譯筆之膚淺和孟浪而遭到褻瀆。相比之下，我的有利條件卻乏善可陳，惟一豐富但又不可再生的現成資源，就是能讓我靜心伏案的大量閑暇。恰在這個猶豫不決的關口，中國社科院渠敬東先生和商務印書館王明毅先生，再次給了我十分真摯敦厚的鼓勵，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則以無條件的信任邀我簽訂了翻譯出版合同。至此，我不再尋找退縮的理由了。
開始翻譯之前的幾個月預覽過程中，首先得到的卻是一個意外的收獲，就是非常清晰地領悟到了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學術與政治》中提煉並釋放出來的一種歷史動力的深長意味，即從新教徒的天職觀到現代知識人和政治人的志業觀在世俗生活中的理性價值。這使我接著意識到，如果我並沒有這種內生的信念卻又奢望重譯《經濟與社會》，其荒唐和危險將無異於一個類人猿要去扮演哈姆雷特。還算幸運的是，我已經可以確定，自己有了這樣的信念。
然而，接下來則是一個既緊迫又必須面對的實際問題：這個任務絕不是——至少絕不單純是——對翻譯技巧的考驗。英譯本的譯者都是具有深厚造詣的韋伯研究專家，這本身或許意味著，在我們現有的學術條件下，如果做不到研究性翻譯，至少也應在研讀中斟酌譯筆，庶幾纔有可能不至於讓讀者過分失望。我深知自己學養之匱乏，但事已至此，看來惟一可行的彌補辦法，就是隨著韋伯的筆底韜略去用心閱讀、用心思考，以勤補拙，以求忠實於英譯文本。就在這種信念堅定但信心不足的緊張關繫中，從翻譯個句子開始，到2010年1月16日校訂完畢第二卷大樣，我在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覺中度過了五年多來的每一個工作日。現在，木已成舟，而我能夠鼓足勇氣說出來的自我評價也僅僅是，我盡力了。為了不至於抱憾終生，我已做好了充分準備，願意真誠接受無論如何都會出現的正當批評，不管那是多麼嚴苛的批評；同時我也希望，若干年後，自己能夠錘煉出相稱的學力，如果需要，可以直接根據德文原著重新修訂這個譯本。我相信，這是出於對思想的敬畏，也是為了個人靈魂的安寧。
如果沒有眾多學者朋友的慷慨相助，即使完成這樣水平的譯事也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使我受益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他們都會無條件地允許我隨時就翻譯過程中的任何問題占用他們的時間進行無拘無束的討論。在這些朋友當中，我應當特別感謝方慧容博士和學兄馮克利先生，應我的請求，她/他們各自擠出專門的時間對初稿的部分內容進行了修改校訂，方老師是部分、第二章，克利先生是第二部分第八章，這些修訂意見的細致、嚴謹和精準，都在我對全書譯稿進行校訂時發揮了範文性的作用，借這個機會向她/他們表達深切的謝意使我感到了一種特殊的榮幸。
還應當特別感謝的是本書的責任編輯姚映然女士和周運先生，她/他們表現出了如今並不多見的文字編輯水平，尤其是先後就譯文中的二十多處堪稱標準的錯誤提出了修訂意見，而如果沒有足夠認真的態度和敏銳的眼光，這些並非無關緊要的錯誤幾乎是難以覺察的，這表明了她/他們的知識背景和業務素養實在無愧於責任二字。
後，我應該向我的所有家人表示由衷的感謝，她/他們為我創造、提供或者幫助我保持了一種自由與安詳的工作環境卻幾乎毫無怨言，這使我的工作樂趣變得更為真實。


閻克文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