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民族志的成長——記“ 二十一世紀人類學講壇
( 第三屆) “會議( 代序)
劉 謙 趙旭東
2016 年10 月15 日, 由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主辦, 聯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探索與爭鳴》雜志社等多家單位共同參與的“二十一世紀人類學講壇(第三屆)”在北京香山首農會議中心舉行。本次講壇的主題是“微信民族志、自媒體時代的知識生產與文化實踐”。以微信為代表的自媒體的出現, 無疑已成為當下國人不可回避的文化實踐。正如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趙旭東教授在本繫列叢書的總序中所言, 從某種意義上講,人類學就是去發現新的文化類型的冒險之旅, 因為人類依賴於文化而生存, 而人們對文化的創造也從未停歇。人類學應當以“勇往力行之意”去回應時代脈搏, 對湧現的新的文化模式給以收集、關注和解說。
在21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裡, 在微信推出的第七個年頭上, “二十一世紀人類學講壇(第三屆)”將議題聚焦於微信、自媒體這一當前社會標志性技術對中國社會生活的影響。人類學研究者, 正面臨著社會科學研究與自媒體相遇所經歷的新的知識生產過程。發端於通信技術革新的微信產品, 以其強大的即時數據傳送功能, 為廣大移動終端用戶提供了發聲、展示、觀看、互動的平臺, 強化了人們基於網絡的時時共享和跨越空間的連接方式。在全民微信的時代, 人們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多聲道格局扁平化所蘊含的話語力量; 另一方面, 線下互動及其投射出的社會結構依然可以在微信空間得以再現。而知識的生產, 甚至消費, 在這一歷史洪流中, 從信息處解讀, 乃至即時呈現與相互激發都發生了與傳統知識生產過程不同的路徑與闡釋體繫。關注微信促動下人與人產生關聯的新格局, 以及由此波及的自我認知、社會結構變遷和當代知識生產的時代特征等, 成為本次會議的熱議主題。
本議題一經提出, 就獲得了各界學人的熱情關注。會議當天本應秋高氣爽的北京, 卻是霧霾當空, 然而與會者的熱情卻大有驅散陰霾的氣勢。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山大學、復旦大學、天津大學、上海大學、吉林大學、貴州大學、廣西民族大學、南京師範大學、中南民族大學等三十餘所高校、科研單位的專家學者, 以及來自《民族研究》《世界民族》《中國社會科學報》等學術媒體等各界同人, 共計一百餘人參與了此次會議。
來自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們通過自媒體的技術手段, 投入極大的精力, 懷著飽滿的熱情在借助新的人群互動形式做一種人類學互惠意義的敞開式交流。學者們以及所有對人類學的理念懷有偏好的同仁們, 在微信群中時時互動, 借此交流信息、分享感受、品評作品, 形成了中國社會中人類學知識生產的新格局。可以這樣說, 中國社會中自媒體通信方式的普及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種文化書寫的新形式的微信民族志的出現, 使原有文化秩序中時空意義發生轉變的同時, 也在重新塑造著以研究異文化為己任的人類學學科自身的成長、轉型與發展。
正如趙旭東教授在開壇致辭中提出, 如今田野資料來源多樣化, 如何把材料拼成嶄新的人類學圖景, 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劉少傑教授也指出, 人類學同社會學相比更注重的是文化與田野。可見, 此次會議彰顯了人類學敢於探索前沿問題的膽識與魄力。莊孔韶教授則回憶了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成立之初的情景, 其過程也是與網絡、通信現代化息息相關, 並對現階段網絡研究從哲學到技術層面的探討進路提出建議。
本論文集在五十餘篇參會論文基礎上, 共選錄了二十一篇優秀論文納入本集。這些論文議題廣泛、研究新銳, 具有較強的反思性。其中很多文章已被《探索與爭鳴》《思想戰線》《廣西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社會學評論》《新聞與傳播研究》等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正式發表。微信民族志時代悄然來臨似乎已成為作者們的共識。在此基礎上, 作者們就微信民族志方法論意義及其面臨的挑戰, 互聯網與微信對當今人們的互動模式, 社區動力機制的影響, 以及網絡暴力、快手軟件等熱點網絡事件進行理論分析。其中有相當比例的文章來自年輕教師、正在就讀的博士和碩士研究生。他們不僅與互聯網在青春歲月中共舞, 作為學者和未來的學者, 也努力對這一重要社會現像進行理論性反思。可以說, 他們的作品為微信民族志研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和活力。從這個角度講, 論文集無論從研究內容到作者群體, 還是從主要議題到研究角度, 都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本次會議的精神實質。在論文集的終呈現方式上, 按照文章主旨領域分為三個篇章: 微信民族志之認識論反思、微信民族志之社會發展影響、微信民族志之日常生活實踐。
“認識論反思”篇, 直擊“微信民族志”主題, 主要討論以微信為代表的互聯網技術, 在人們正在經歷的文化轉型時代中, 對世界的體察、對學科的擔當、對民族志方法的認識與實踐所產生的深刻影響。趙旭東認為基於互聯網的微信書寫使得人們的基礎生活開始遭遇到頻頻顛覆, 比如,平面化世界日益突顯、時空碎片化、去中心化等, 從而倒逼著社會結構的種種轉型。以往團體性生活的基本模式和人類共同體的世界共同體的場景想像發生了改變。這種狀況預示著微信民族志時代的來臨, 它是基於文化轉型而有的一種覺悟。方李莉則認為, 虛擬空間的出現引導人類學研究境界的變換: 人類學正在經歷從對人的身體研究到對人的“靈”和“慧”的研究; 從對社會生態的研究到對社會心態的研究; 從對社會組織之間的互動研究到由人的情感世界構成的像征體繫之間的互動研究等方面的轉型過程。唐魁玉、邵力則以大學和學界微信朋友圈為民族志研究對像案例,嘗試對當下微生活的現代性和後現代性意義及其社會記憶功能進行分析。陳學金將微信技術視為新的整合技術, 並表征和助推了整個社會的文化轉型——一種對個體、技術和理性的極其推崇的現代性意識, 同時, 必須關注微信生活與盛會生活其他方面的密切關聯。王美芬、陳浩、田佳等學者則聚焦在對微信時代背景下, 面對海量的信息、即時的傳播、多聲道的互構, 如何確立微信民族志的學術合法性和知識話語體繫提出思考。
“社會發展影響”篇, 收集了七篇從社會聚合、社區動員、網絡公共參與等中觀層面討論微信及其社會影響的重要論文。這些論文或基於田野工作, 或基於案例研究, 對近來以互聯網、微信為重要載體的社會現像進行分析, 並特別對在這一宏觀背景下如何理解社群、公私分野、網絡中的身份與亞文化等, 提出見解。牛耀宏在甘肅隴南F 村田野調查中發現,“為村”公共平臺成為承載村民們自由發表意見的網絡公共空間, 重構了當代農村的公共生活的內容與形式, 使鄉村社區公共生活得到復興與認同建構。劉忠魏抓住2016 年7 月19 至20 日XT 遭遇特大暴雨並引發災害的“話題事件”, 在即時參與當地“源生事件”的網絡觀察中, 解析“圍堵—圍觀”引發的結構的“突破”與“吸納”, 形成“糾纏”與“交融”的結構性“聚合”, 並在“分離”與“抑制”中“恢復”結構常態的社會過程。辛允星、李潔則以近年三起典型的網絡暴力事件為案例, 對網絡暴力通常經歷的曝光、升級、平息三個階段進行描摹, 並分析認為,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發展, 社會現代化步伐不斷加快, 傳統的熟人社會形態正在變得支離破碎, 而現代公共社會空間卻沒有得到較好的培育。人們通過在網絡上集體攻擊與自己並無任何交集的陌生人, 來宣洩對不符合個人價值觀念和社會主流道德規範行為的不滿和憤恨。若要使網絡不蛻變為一個發洩不滿的非理性空間, 需要呼喚“交換評論與批評的理性場所”和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公共空間。在網絡與社群興起方面, 姬廣緒在回顧互聯網人類學理論起點、發展歷程基礎上, 指出當今國人基本的兩重身份:“社會人”和“網絡人”, 並在兩種身份間穿梭互構, 以趣緣為紐帶所形成的同質化的個體借助虛擬的網絡所形成的“群”與現代所倡導的塗爾干式的有機團結的“社會”共存。婁芸鶴則關注網絡實踐對線下實踐的真實影響。她認為在由“新社群”們所建構的網絡生態環境下, 群與群之間、群與各行各業之間跨界融合所催生出更多的新需求、新模式、新產品和新科技, 推動現實社會中的各行各業也在此環境下不斷優化組合、創新重構, 從而再產生出更多的人類物質文化新成果的動態發展過程。吳震東的文章更聚焦到網絡亞文化內部, 認為網絡亞文化帶著先天的風格化、個性化因子在微動力的作用下呈現出流動性與連續性, 與主流文化並置。這讓享有共同文化經驗的人群成為“文化共同體”的平臺成為可能。葉韋明從研究方法上提出了更多建議, 認為由於線上社區可以由核心行動導向、社區成員關繫的強度、消費或制造取向、社區的建構導向四個維度進行分類, 因此, 可以通過繪制線上社區“地圖”的方式, 描繪線上社區的分類、人群的特征。
“日常生活實踐”篇則側重對普羅大眾正在日常生活中親身經歷的朋友圈、微信紅包、“玩梗”、粉絲文化等諸多生動實踐進行解讀, 體現了人類學將司空見慣的社會生活通過陌生化處理, 給以文化自覺反思的學科意識。劉謙、陳香茗通過對大學生和新生代農民工兩個群體微信社交中的差異揭示, 進一步指出種種差異不僅僅是人和技術互動的結果, 更是以互聯網為媒介, 在教育背景、生活方式、社會交往等方面鴻溝的再加強。而兩個群體正在經歷的不同生命時間的節奏與步伐, 也為理解他們微信社交差異產生的機制提供一個解說的視角。付來友對日益普及的微信紅包進行了饒有趣味的人類學研究。他認為微信紅包是一種禮物形式, 同時又與金錢相連。在傳統上, 金錢既具有富貴的像征, 更具有流通的功能, 但同時, 也正是因為它的流動性, 會帶來禁忌與不確定性。而微信包裝下的禮金, 既祛除了物“髒”的隱喻, 在隨機分配的金額中, 將金錢多少的風險和表達親疏關繫的掐算與禮金送出者剝離。微信紅包正是給人們在帶來文化上的便利中, 大獲全勝。張倩怡、陸燁則對青少年群體中流行的“玩梗”、粉絲團活動進行了研究。張倩怡以ACG 文化中的“梗”為樣本, 選擇百度貼吧、豆瓣、新浪微博、知乎等社交網站中的ACG 文化集中區, 對“玩梗”實踐進行網絡田野考察。她將“梗”定義為一種依存於ACG 文化群體內部知識, 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該群體日常交流的網絡“亞文類”。在使用中, “梗”常被從初始語境中抽離出來, 人為地挪用到其他語境中進行改寫或再創造, 並經由交流雙方共有的背景知識或經歷,對其所指幽默或隱喻修辭達成某種默契的再認。陸燁以“加油男孩”(TFBOYS) 粉絲群體為例進行分析, 為如何理解粉絲看似略帶瘋狂的追星活動中, 如何在污名與匿名間穿行, 並追尋價值與意義提供了一份解讀。她認為在自媒體的掩護下, 粉絲與粉絲之間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當日常陪伴的人無法理解你的愛好和情感時, 朋友、家人之間也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所以污名和匿名的背後實際上是一場社會認同與自我認同的較量。楊宸就“快手”APP 進行了案例研究。快手APP, 以其獨特的“移動短視頻社交應用”的媒介性質進行運作, 通過擴大了的網絡主體將日常生活片段引入其視覺呈現體繫, “生產”出了一個“非現代”“欠發達”的“地方性”共同體世界。在和農村勾連起來的同時, 也加劇著對農村的污名化。要打破這一困境, 有必要豐富網絡媒介與網絡主體的運作與互動。張潔則從2016 年三個月的朋友圈互動中總結出熱點話題, 比如明星婚禮、女排精神等, 將微信自媒體作為當下社會熱點和文化表征進行理解。孫信茹將焦點彙聚在一群普米族鄉村年輕人的微信實踐中。她發現, 借助微信使用, 個體在生活空間與網絡虛擬空間之間自由轉換。鄉村青年的個體意識與族群信念得以交織融合, 並實現了村落內部和村落外部更為緊的互動。
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自2012 年4 月舉辦首屆“二十一世紀人類學論壇”以來, 協同國內外人類學及相關學科機構, 共同打造這一人類學者相互交流的平臺, 以期倡導中國人類學的新趨向、新問題、新模式。“二十一世紀人類學講壇(第三屆) ——微信民族志、自媒體時代的知識生產與文化實踐”作為其中具有歷史刻度的一環, 以本論文集的方式得以凝結與展現。祝願“二十一世紀人類學講壇”交流平臺, 成為“邁向人類學的中國時代”的視野與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