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前言
這本書是一部很厚的理論教科書（原書超過800頁）。就我目前所知，這樣的書常常要麼是出版社想引進，然後尋找願意接下翻譯任務的譯者；要麼是“大佬”級的學者基於教學項目，召集團隊共同翻譯。但這兩種做法都不是這本書的來由；這本書是我自己主動想翻譯，然後纔接洽出版社，並由我一人獨自完成的。眾所周知，學術著作翻譯雖然是學術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項，但今天對於國內的教學和科研人員來說，翻譯是完全不被承認的工作。而且國內學術著作的翻譯稿費相當微薄，“安慰”的性質居多。所以學術著作翻譯在今天是一件喫力不討好的事。
既然如此，為什麼我還會想主動翻譯這本書呢？原因跟國內絕大多數進行學術翻譯的學者的動機差不多：因為我有一股想為國內學界作點貢獻的熱忱，這樣的熱忱讓我想做一些不計較得失，隻求有意義的事。而翻譯這本書的意義，至少有幾點。
，這本書有助於繼續推動國內的社會（學）理論發展，不論是在科研還是在教學上。理論對於社會學來說無比重要。它為這個學科提供了正當基礎，可以為經驗研究提供切入點與進行方針，並且終能將所有經驗研究凝結成為我們帶來知識的社會運作原理分析。中國有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蘊，重視思想的深度而非僅盲目地一味追求技術，所以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學界，不論各位學者自己的研究興趣或專長是什麼，想來都會還認可理論的重要性。
而正如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196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社會學的批判任務與保守任務》(“Kritische und Konservative Aufgabe der Soziologie”)中所說的，社會學的理論工作至少有兩大重點：一方面，維護社會的穩定續存，這在學術研究上也表現在我們必須對古典理論有充分的掌握，繼承傳統；但同時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根據我們當下身處的社會，對古典理論進行翻新，借由在當下所翻新的理論來對我們的社會進行當代診斷，進而建立能改善社會的實踐方針（在本書的中譯本前言和導論的後，兩位作者也提到了幾乎一樣的觀點）。我有一種感覺，當下國內社會學界在古典理論的討論方面表現良好，但在重視與推動理論翻新與當代診斷方面略顯不足。近年來，關於社會理論當代發展的專著或教科書，不論是翻譯，還是我們自己撰寫的，都相當欠缺，我們自己也缺乏理論創新的意識或勇氣。因此我們可能常誤以為社會理論在近年來沒有什麼發展，但實際上是我們與整個國際的發展脫節了卻還不自知。我們今天亟需一本介紹近代與當代（相對）較新的理論發展的教材。而本書在新穎度和全面度方面都是很優秀的。
第二，這本書相對來說深入淺出、好讀易懂。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很多理論教科書，雖然是二手介紹教材，照理說應該適合初學者閱讀，但卻常常翻譯或撰寫得對初學者非常不友善，甚至感覺比原典還難讀懂。這些書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多半是因為作者或譯者在缺乏解釋的情況下，直接運用與堆疊大量的專有名詞，讓剛入門的讀者摸不著頭腦。加上學術的書面用語本來就偏生硬，使得很多教科書不有趣，更不好讀。但這本書卻幾乎沒有這個缺點。絕大多數（即便不是全部）的學術專有名詞，這本書的作者，約阿斯與克諾伯，在初次提到時都會先耐心地用非常貼近日常生活的例子進行解釋，在用字遣詞上也刻意以口語化的風格來撰寫。因此，即便這本書無法跟引人入勝的小說相比，但對初學者來說應該比其他很多教科書都好讀多了。
第三，這本書在國際視野方面比許多其他的理論教材都更為廣闊。正如這本書多處提到，且已眾所周知的是，晚從1970年開始，社會理論發展的大本營在很大程度上移向（或遷回）歐洲了，特別是德、法兩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英美世界的社會理論就完全不值一哂，而是說我們必須對歐陸的社會理論要有極高的重視。但不諱言的是，可能是因為語言上的隔閡（畢竟德語或法語是小語種），我們今天關於社會理論的知識，還是過於依賴英美國家的輸送。市面上可見的社會理論翻譯教材，幾乎都是譯自英文著作。雖然這些書都會談到歐陸理論，但當中提及的歐陸理論都已經被英美國家作者基於他們的動機、利益、思維模式等因素過濾了一番，難免有不恰當的扭曲或忽略。不過，本書沒有這樣的毛病。本書是由德國學者撰寫的德文教科書，在德國理論的介紹方面無疑是原汁原味的。這裡值得一提的小八卦是，本書的其中一位作者約阿斯跟我私下聊天時談到，他在出版本書之後，哈貝馬斯時間就讀了這本書，並寫信給作者，非常認可與贊賞這本書對他的理論的介紹。不過有趣的是，沒過幾天，哈貝馬斯又趕緊再回信給約阿斯，補充說“其實你的其他章節也是寫得很不錯啦”。這回信透露出哈貝馬斯拿到書的件事，就是興致盎然（或很自戀？）地翻到第九、第十講看看介紹自己理論的部分。這種與理論大師有著直接互動的情況，想來是絕大多數英美國家的理論教科書少有的。
除了德國理論，本書作者之一約阿斯也會法語，並且顯然因為地利之便，所以與法國學界有許多直接的合作，對法國理論有非常充足的手資料。例如本書第十六講對卡斯托裡亞迪斯和圖海納的介紹，為我們呈現了更完整的法國社會理論的圖景，是其他理論教科書中相對少見的，也因此極有價值。
但這並不代表此書對英美世界的社會理論的掌握就不足了。事實上，本書作者之一約阿斯對美國社會理論的掌握，即便放在美國本土都是數一數二的。約阿斯在德國柏林自由大學讀碩士的時候，適逢德國熱衷引入美國社會學理論的風潮，其碩士論文對美國的社會角色理論進行了極為細致且全面的梳理，並在之後正式出版，成為德國當時很重要的一本介紹美國理論的著作。他的博士論文則進一步仔細、完整地研究了美國知名的像征互動論始祖米德(George H. Mead)的思想，出版後甚至很快就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影響甚巨。後來他對美國實用主義的研究，也是美國學界很重要的標杆（這些在本書第十九講有充分的介紹）。此外，約阿斯至今仍長期擔任美國芝加哥大學定期客座教授，並曾多年擔任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的北美社會研究所所長。這都顯示出約阿斯對英美社會理論有充分的掌握，甚至本身就是領軍人物。而且約阿斯還擔任過國際社會學會的副會長。本書初的原型，就是約阿斯在芝加哥大學的授課講稿；從本書的章節安排上也可以清楚看到，本書對英美世界的社會理論的掌握同樣非常充足。因此本書雖然是由德國人撰寫的德文教科書，但在2009年也被翻譯成英文，成為英語世界相當重要的教科書。以此而言，本書可說是“”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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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本來是想自己來編寫一本當代社會理論的教科書的，這本書僅是我的參考之一。但出於上述三個理由，我在閱讀這本書時，發現這本書若隻是當作自己的參考，太可惜了。因此決定自己把書翻譯出來，以饗讀者。原書出版於2004年，2011年出了修訂版，加入新的前言，並有一些補充更新。這部中譯本即譯自修訂版。
本書的翻譯有兩個原則。
，本書原文偏向口語化，文筆通暢好讀。因此我在翻譯上，也要求譯文必須通暢好讀。但有時候，有一些專有名詞或句子，放在德文裡可能沒問題，但翻譯成中文後，無論如何就是無法一目了然。我和約阿斯討論過，決定當出現這種情況時，要麼是我請作者改寫成更好懂的句子，要麼是由我來改寫句子，但會把改寫後的句子譯回德文讓作者決定是否可以這樣改寫。因此有一些翻譯，會與德文或英譯都不同，因為這是我和約阿斯根據中文情況來改寫的。例如第九、第十講，原文有一個概念“Rationalittspotential”，直譯是“合理性潛能”；這個詞彙對初學者來說八成會完全不明所以。因此在我和約阿斯討論之後，它被約阿斯改寫為更口語的“進行合理辯論的可能性”。或是原文有時候會用上“相對化”(Relativierung)這個詞彙，雖然讀者不一定會完全無法判斷這個概念的意思，但中文翻譯起來就是不夠流暢。作者用這個詞彙，其實多半是要說某個理論不再處於權威的地位。因此我在翻譯上，遇到這個詞就不一定會按照字面譯為“相對化”，而是根據文字通暢度彈性翻譯。
第二，本書主要介紹的是英、美、德、法的社會理論，當中也有不少引文。遇到這些引文時，我很希望可以直接從原文來翻譯，但可惜除了中文之外我隻懂英文和德文，（至少目前還）不懂法文。所以在正文中，關於引文以及所引用的文獻，如果是英文和德文，我直接從原文翻譯，若有文獻資料我也是直接給出原典資料。但關於法文引文或文獻，如果有英譯，我根據英譯翻譯；如果沒有英譯，我纔根據德譯翻譯。文獻也是以英譯本信息為主。之所以以英譯為優先，是因為我預設絕大多數讀者多少懂些英文，但可能並不懂德文或法文。因此如果我根據英譯來翻譯並給出英譯本信息，那麼讀者若有興趣想對照英譯本或進一步閱讀完整文本時，能更容易找到資料。出於同樣的理由，本書後的專有名詞索引，雖然主要從德文譯出，但每個專有名詞都同時會配上英文，以使讀者能更簡單地掌握；至於書末參考文獻則完全以英譯本為優先。
不過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專有名詞索引與人名索引所列出的頁碼，是德文原版的頁碼，亦是中譯版的邊碼。另外一些細節，例如文中提到的一些學者，在原書出版後、中譯本出版前不幸過世了，那麼生卒年信息也會隨中譯本出版而更新；這類小事就不再贅述。
本書在第十二講介紹吉登斯時，曾提到吉登斯作為近代知名的原創理論家，也編寫了大量教科書，這是很不尋常的；有趣的是，這句話也可以用在本書作者身上。本書作者之一約阿斯也位列當代理論大師名錄，除了本書第十九講他介紹了自己的新實用主義社會理論之外，他在戰爭社會學與宗教社會學領域也有非常深厚的研究，出版了多本影響甚巨的著作。因此本書不是一部由外行人或並不真的進行原創理論研究的教師拼湊而成的講義，而是由極為專業的學者所呈現出來的長期研究的智慧結晶。然而有時候這也會讓本書——正如在導論裡作者自己坦言的——表現出作者自己的學術偏好或立場。例如在第十一講介紹盧曼時，就格外明顯。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作者明顯刻意地提到戰爭社會學或宗教社會學的議題。雖然這不是壞事，因為看看一位理論大師如何在自己建立的獨特立場上對其他理論進行批評與提問，無疑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但讀者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們該學習的是作者批判與提問的方式，而不是在毫無反思的情況下將作者的立場奉為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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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雖然是我自己翻譯的，但在翻譯的過程中卻很幸運地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首先要特別感謝約阿斯教授。他除了很熱情、即時地回復了我所有的問題之外，甚至還在2018年秋季邀請我到他目前任教的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為我在柏林安排了非常優渥舒適的居住與工作環境，當然也讓我得以在這段時間，能時常與他踫面討論翻譯事宜。感謝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於力平與毛衍沁兩位編輯，非常包容我的翻譯工作，也時常在時間提供協助。也感謝好友，臺灣中山大學的萬毓澤教授，他指出了前幾講的若干翻譯問題，並提供了重要建議。後要感謝我的四位學生，胡珊、黃心燁、王海亮、吳曉光。在剛開始與出版社聯繫時，胡珊幫了我很大的忙。黃心燁、王海亮、吳曉光則通讀了全書的初譯稿，以學生讀者的身份提出了許多修正建議，並且也幫我做了不少繁瑣的技術性工作。沒有這些人的幫助，這本書的翻譯不會如此順利且愉快。
常常在學術譯作的譯者前言（或後記）後，譯者都會說類似“能力有限，力有未逮之處請讀者見諒；若有訛誤，還請不吝指正”之類的話作為結尾。但我一直很不喜歡這種看似自謙，卻其實是大實話的話。因為我總覺得，如果我能力不足，就不該做這項翻譯工作。讀者花錢買書，並不是為了要包容、見諒一本質量不佳的譯著，更不是為了要幫忙指正書中的不足之處。所以在這後，我寧願說：謝謝讀者購買本書，請安心閱讀。希望各位讀者不僅能從這本書中獲得知識，而且也可以獲得樂趣，或許還能進而一起參與到社會理論研究的世界中。未來有機會、有緣分，也許我們能踫面，屆時也希望我們能夠一起坐下來喝杯咖啡，暢聊學術。
鄭作彧
2020年9月於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