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農村公共產品效率的檢驗與實踐

內容簡介

新世紀以來雖然在一繫列重大支農惠農舉措的推動下，但中國農村持續數年的“三農”困境依然難破。全面持續推進改革的關鍵，不僅在於加大農村公共投入，更需要通過完善制度以提升公共產品供給效率。堅守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立場，由政府、集體和農民共同努力供給農村公共產品顯得尤為重要。本書從理論思考和實踐觀察兩個視角，描述中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分析影響因素，以實地調研為基礎，展示了多方主動參與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提升的突出貢獻。

引言
章理論基礎
節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
第二節西方經濟學相關理論述評
第三節我國相關研究述評
第二章農村公共產品效率評估的意義
節農村公共產品對國民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
第二節農村公共產品對小農經濟具有顯著的激勵效應
第三節農村公共產品高效供給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領域
第四節農村公共產品高效供給是農村社會穩定的基石
第三章農村公共產品效率評估邏輯思路
節特點
第二節原則
第三節假設引言

章理論基礎

節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

第二節西方經濟學相關理論述評

第三節我國相關研究述評

第二章農村公共產品效率評估的意義

節農村公共產品對國民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

第二節農村公共產品對小農經濟具有顯著的激勵效應

第三節農村公共產品高效供給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領域

第四節農村公共產品高效供給是農村社會穩定的基石

第三章農村公共產品效率評估邏輯思路

節特點

第二節原則

第三節假設

第四節經濟學方法評估

第五節社會學方法評估

第四章農村公共產品效率評估一——基於經濟學方法的檢驗

節數據

第二節估計結果和分析

第三節基本結論

第五章農村公共產品效率評估二——基於社會學方法的檢驗

節參與式方法下的實證研究

第二節基於參與式農村公共產品效率評估的基本判斷

第六章農村公共產品效率低下的根源分析

節農村公共產品制度設計滯後

第二節農村公共產品利益相關者角色錯位

第七章農村公共產品效率增進：主動參與模式的理論基礎和實驗

節主動參與模式構想

第二節主動參與模式的理論基礎

第三節主動參與機制的實驗——基於58個村的實驗

第八章主動參與模式的實現路徑

節主動參與模式的實現思路

第二節利益相關者角色的重新定位

第三節強調集體的主動性

第九章主動參與模式的實踐——基於成都市的實證研究

節宏觀背景：城鄉關繫的重大變化

第二節農村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的成都實踐

第三節成都實踐的基本特征

第四節成都實踐的經驗總結

第十章主動參與模式的基本判斷

節主動參與模式的框架設計

第二節主動參與模式的制度保障

第三節主動參與模式的基本判斷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致謝

後記

前言

序一用中國實踐檢驗效率
2009年12月，作為答辯委員的我參加了張鳴鳴的博士論文答辯，論文題目是“農村公共產品：效率評估和路徑選擇”。時隔5年，在這本專著裡又看到了博士論文的章節，不同的是，本書除了參考答辯委員提出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外，還增加了以成都市為例的實踐檢驗一章。這是張鳴鳴學術生涯的本專著，她十分鄭重地請我寫序，於公於私，我都應該認真地思考她所研究的課題。序一用中國實踐檢驗效率

2009年12月，作為答辯委員的我參加了張鳴鳴的博士論文答辯，論文題目是“農村公共產品：效率評估和路徑選擇”。時隔5年，在這本專著裡又看到了博士論文的章節，不同的是，本書除了參考答辯委員提出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外，還增加了以成都市為例的實踐檢驗一章。這是張鳴鳴學術生涯的本專著，她十分鄭重地請我寫序，於公於私，我都應該認真地思考她所研究的課題。

近年，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13年產業增加值達到569，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消費支出分別達到885和662，農村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繫數為37.7%，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可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12年糧食人均占有量和勞均糧食產量分別達到436.50公斤和2167.99公斤，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經營耕地面積達到2.34畝，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達到37.1平方米，農村居民每百戶家庭擁有汽車數量為4.05輛。盡管從橫向比較，這些數字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甚至城市居民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在短短幾十年特別是近十年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對於一個農業大國來說實屬不易，這在全世界都是的。在數字的背後，固然有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帶來的經濟增長紅利，但更多的要歸功於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規模的擴大。2013年國家財政農林水事務支出達到13227.，是2007年的3.9倍。醫療衛生支出達到2588.，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中央財政補助標準從2003年的人提高到人均。2009年開始試點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中央財政人均補，2014年新農保與城市居民養老保險並軌。在教育方面，2013年開始實施全國1.2億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全部享受免學雜費和免費教科書政策，以及中西部地區1260萬名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享受生活費補助政策，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營養改善計劃惠及3200萬名貧困地區學生。在城市，培訓農民工938.4萬人次，支持1394萬名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城市接受義務教育，農民工參加失業保險的人數達到3740萬人……公共產品供給的範圍擴大和投入增加，既源於直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減少災害損失的基礎設施建設，如農田水利建設，也源於改善農村環境的道路、房屋等建設，同時還有大量以提高農民生存發展能力為主要目標的社會事業建設，農民所能享受的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資源狀況得到根本性改變。可以說，農村公共產品的增量供給是我國破解“三農”問題取得重大進展的主要原因，也為城鄉關繫持續改善、要素交流日益頻繁提供了重要支撐。

但是需要正視的是，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新的階段、城鄉關繫出現歷史性結構變化的今天，城鄉關繫、農村內部結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走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的現代農業道路是必然選擇。與此同時，新一輪城鎮化的重心在於推進城市和農村協同發展以及提升新市民的能力，依靠擴大公共投入推動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難度有所加大。之前10餘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補償性和發展性投入相疊加，產生了較為顯著的成效，但正如本書所提出的，無論是從直觀感受來看還是根據理性分析，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率流失，張鳴鳴博士認為這主要是由兩方面因素導致的。一方面，公共產品的強社會屬性決定了其在供給方式上更強調利益相關者的主體性，傳統的政府主導型供給模式建立在社會總體發育水平偏低的基礎上，雖然在一些領域效率偏低，但總體上還能發揮較大的作用。伴隨著社會整體的成熟，特別是生產力及農民對生產力認知水平的大幅提升，這種在原有利益關繫下發揮重大作用的自上而下的供給方式的弊端日益顯現。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可以衡量價值（或成本）的“產品”，即便是公共的，在外部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也同樣有著邊際效用遞減的現像。因此，本書認為應當從調整、優化相關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繫切入，構建一種代表不同集體利益的主體理性協作的公共產品供給格局，政府不再承擔“無限責任”，農民也不再“等、靠、要”，這是一種建立在制度化基礎上的、有著現代治理體繫架構的、以提升供給效率為目標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政府主導、農民主體、社會參與”的主動參與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張鳴鳴博士的這本專著有兩條主線。一條是明線，即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進行評估，在經典經濟學概念的基礎上，謹慎地選擇部分領域，采取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方法進行評估，提出修正假設，然後通過實驗和觀察成都統籌城鄉改革的實踐來驗證，脈絡清晰，邏輯嚴謹。與此同時，對中國農村和城鄉關繫的整體發展走向的分析和判斷構成本書的另一條主線。無論是對研究對像的界定，研究方法的選擇，還是假設及驗證，“中國”概念貫穿始終，其中既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理論，也有經濟學相關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估計，甚至運用了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放在整個中國的宏觀環境中考慮，對土地、勞動力、治理結構、農村社會關繫等相關制度和非制度做了較為充分的獨立思考。

13年前，一個大學剛畢業的青澀女生站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管理專業碩士研究生面試的考場上，對中國農村一無所知卻無所畏懼地侃侃而談，那是我和張鳴鳴次見面的情形，我有些驚訝她準備得並不充分，但同時也贊賞她的自信和勇氣。後來，她成了我的學生，再後來，她因為學習優秀和在研究方面表現出來的出眾潛質而留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工作，接下來攻讀四川大學經濟學院的博士學位，後來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博士後流動站，師從我國泰鬥級農業經濟專家張曉山教授。一路走來，一路艱辛，無數欣喜，張鳴鳴走得踏實，走得精彩，僅僅數年，她已脫穎而出，成長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能夠獨當一面的學術骨干，成為公認的佼佼者。這固然有她天資聰慧的緣由，但更重要的還在於她的勤奮和堅持，她付出了比別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對張鳴鳴來說，學術之路還很長，還需要有更大的付出，但我深信，隻要對學術研究始終抱有虔誠的愛，堅守而不放棄，她就一定會有精彩紛呈的未來，從這本書開始，我們將見證一個青年學者走向未來的學術足跡。

在今天的中國，“三農”依舊是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張鳴鳴從其中的一個點切入，提出的假設和論證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當然，書中也有不盡完善的地方，比如對中國農村發展改革相關制度框架的分析有待深化，特別是治理結構和鄉村格局的變化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的影響方向和程度可做進一步研究。再比如可以探討如何在信息時代和後工業化時期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繫，繼承好的傳統制度，使其成為農村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的寶貴遺產。期待張鳴鳴查漏補缺，取得更令人欣喜的成果。

郭曉鳴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2014年11月5日

序二改善供給方式：參與和選擇

在經典經濟學研究中，公共產品並不是一個被廣泛關注的領域，但是因其在現代社會中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生產效率方面具有不可或缺性，這個話題又從來都不曾被忽略。經濟發展水平持續快速提升，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公共選擇（社會選擇）、政府職能、公共財政、社會保障、社會事業等問題為公眾聚焦。與此同時，在全球化背景下，伴隨著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的疊加推進，公共產品的內涵及外延也發生了一定變化，經濟治理、福利經濟、機制設計等相關理論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並日益從學術走向實踐，對經濟社會進步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農村，迥異於西方國家的制度架構和經濟社會基礎，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及效果顯得更為特殊。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在較長時期內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和人民公社制度，農村運轉靠的是“公私合一”和“社會結構固化”，生產資料甚至部分生活資料“公共地”屬於固定群體。因此，雖然這個時期物資十分匱乏，但有賴於強大的組織機制，通過農民的自我供給，我國農村的各項公共產品尤其是農田水利設施仍然有了極大的改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中國經濟進入了連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階段。市場競爭加上不完善的制度設計，農業精英勞動力、資金、優質土地等生產要素迅速向比較收益較高的部門流動。從糧食產量的數據來看，農業似乎並未受到嚴重的衝擊，與此同時，農民的收入水平節節攀升，農民增收更多地依賴非農部門。就農村發展而言，通過調整財政資金增量部分的投入方向等一繫列措施，政府加大了對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的投入，城鄉分經濟社會結構正在被打破，農村持續繁榮。

那麼，還有什麼是缺乏的呢？在經濟學中，因為對資源稀缺性的普遍共識，“效率”是被關注的。在投入和技術給定的條件下，有效使用社會資源以限度地滿足人類的願望和需要，是人們孜孜以求的目標。這至少包含兩層關繫：一是整體與局部的關繫，對整體而言有效率是否對局部也同樣有效率？二是現期與長遠的關繫，當前有效率的資源利用方式是否具有長遠效益？私人產品具有顯著的個體目標性，特別是在工業化社會，產品設計、生產、推廣、使用、受益、評價等環節的主體明確，能夠通過市場手段進行價值判斷並隨之做出應對性調整，以提升資源利用效率。相對而言，公共產品則復雜得多。在中國農村，既有以提升農業生產效益為目標的農田水利、農業技術的基礎性研究類的公共產品，也有以社會公平正義為目標的養老、教育、醫療等社會事業類公共產品，還有以完善農村功能為目標的道路、給排水等基礎設施類公共產品；既有著重於全局發展的公共產品，也有使部分人受益、滿足局部公共需求的產品；既有傳統概念上的公共產品，也有隨著時代發展和社會結構變革而出現的諸如社會養老、文化建設等新的公共產品。

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本身是個相對單純的課題，但是一旦與中國農村的復雜情況以及中國轉型期所發生的無窮變化相結合，就成了一個十分復雜的課題。張鳴鳴博士的這本專著從問題出發，以“效率”為核心，繫統地梳理了國內外相關理論及前期研究成果，著重於回答變化中的中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否有效率”、“能否有效率”以及“如何有效率”。在整個問題的討論中，張鳴鳴博士並未局限於經典經濟學理論，而是對社會學、人類學乃至政治學和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前期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歸納和應用，其論據基於大量中外文獻以及從各種實地調研中獲取的信息。這本專著來源於張鳴鳴博士於2009年12月通過答辯的博士學位論文。在評審過程中，5位評審專家從學術角度給予了這篇論文較高的評價，同時也提出了修改建議，張鳴鳴博士在此基礎上對論文做了修改，但仍有令人不滿意之處：其一，運用經濟學方法對農村公共產品效率進行評估時，未能全面覆蓋現有的農村公共產品類型，產生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缺乏相關的統計數據；其二，對本書的結論——主動參與模式是增進農村公共產品效率的路徑選擇——的實驗檢驗存在困難，主動參與模式在現實中是否仍然存在制度設計缺陷，以及采取何種措施能夠提高主動參與模式的運用效率還有不確定性。應該說，張鳴鳴博士是幸運的。2007年成都市獲批全國統籌城鄉改革試驗區，在農村改革諸多領域先行先試，其中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制度改革正是基於構建新型農村治理結構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創新，這與張鳴鳴博士提出的主動參與模式不謀而合。2010年張鳴鳴博士獲批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城鄉一體化進程中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與政策研究”，使她有了更加繫統地觀察、審視成都改革試驗的平臺。通過兩餘年從不同視角和空間進行的反復觀察和討論，張鳴鳴博士對她在博士論文中提出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主動參與模式”進行了修正和完善，使博士論文的第二個不足部分地得到彌補。

作為張鳴鳴的博士生導師，我認識她十年有餘。張鳴鳴性格鮮明，開朗活潑，在朋友中很受歡迎。這種外向型性格使她的思維方式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可以用“發散”來形容。讓我欣喜的是，現在張鳴鳴正在成長為一個具有潛力的學者，這本《農村公共產品效率的檢驗與實踐》從立題到完稿，歷時7年、兩個階段，在她的學術成長過程中無疑具有裡程碑的意義。盡管著作的主體部分成文較早，而且近幾年中國農村改革不斷擴展和深化，但我相信張鳴鳴博士對於具有中國農村特點的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做到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堅持了自己的觀點，她為讀者展示的巨變中的中國農村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的評估方式、路徑選擇以及成都試驗區的經驗，盡管是一己之見，但在我國城鄉關繫發生歷史性巨變的今天，確實具有普遍適用的實踐價值和理論意義。

當然，本研究還存在不足之處，懇請學術同人指導批評，同時請張鳴鳴以此為起點，不斷深化研究，得出更多更好的學術成果。

蔣永穆

——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2014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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