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國”要走自己的路

劉士林

有過咒罵，有過悲傷，

有過贊美，有過榮光。

大海——變幻的生活，

生活——洶湧的海洋。

1978年，國務院召開了第三次全國城市工作會議。此前，朦矓詩人舒婷發表了她的《致大海》，直覺感受到未來生活將發生巨變。但可以斷言，她當時想不到，在此起彼伏的“咒罵”“悲傷”和“贊美”“榮光”中，“鄉土中國”已變為“城市中國”。中國自古是詩的國度，中國文化是詩性文化。從詩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時隔37年後召開的第四次同時也是“升格”了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

中國城鎮化進程（數據截至2015年）

來源：國家統計局官網

句詩是“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裡路雲和月”。

中國1949年後的城市化，主要經歷了前30多年的“政治型城市化”和後30多年的“經濟型城市化”。兩者均有成敗和得失。政治型城市化的“成”，是成就了社會主義新中國，這是後來一切事業和奮鬥的基礎和母體。的“敗”是“政治”壓抑了“經濟”，導致了城市人口減少、生產凋敝、城鄉分化加劇、人民物質和精神生活窘迫與貧困。經濟型城市化的“得”，是目前我國GDP總量穩居世界第二，順利抵抗住了全球金融危機，極大地提升了綜合國力和城市競爭力。的“失”是現代工業和技術惡性損耗和污染了大自然，現代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嚴重衝擊了傳統的文化價值和社會秩序。它們造成的共同問題是“不協調”和“不均衡”，既制約了城市創新和綠色發展，也影響著城市的開放和共享發展。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尊重城市發展的規律”，一方面針對“經濟型城市化”的後遺癥——“政府”和“市場”這兩隻手的矛盾，強調了順應城市發展“自然歷史進程”的解決機制；另一方面明確了“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活動的中心”，直接回應了在當下不時回潮的“以小城鎮為中心”“逆城市化”及“丑化城市美化鄉村”等錯誤認識和倒退思潮，揭示出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必定是以城市化為基本內涵的現代化進程。

第二句詩是“分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城市中國”已蔚然可觀。目前主要包括： 一是城市群，大約有30個，其中包括8個城市群；二是城區常住人口在10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如重慶、成都、上海、北京等；三是城區常住人口在500萬—1000萬的特大城市，如天津、瀋陽、南京、合肥、汕頭、西安等；四是近300個地級建制城市；五是近2萬個縣級建制城市；六是4萬多個鄉鎮級建制單位；七是約59萬個設村委會的農村。同時，盡管這37年沒開全國城市工作會議，但以2013年中央首個城鎮化工作會議，2014年首個《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發布等為代表，各種貼著中央、國務院等“紅頭”的會議和文件表明全國性的城市政策政令頒布、資源資金配置、工作部署和推進，實際上一直高頻率、快節奏、目不暇接地推進著。如全局性和綜合性的《主體功能區規劃》和“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國家區域戰略，也包括新農村建設、建設美麗鄉村、保護傳統村落、歷史文化名鎮保護、農村建設規劃編制等。而此時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既是著眼於對中國城鄉發展大局的總體重構，也是對國家城市化已有理念、政策、戰略、規劃的集大成。這集中體現在會議從“城市工作是一個繫統工程”出發，以“五大層面與領域”和“十五大因素與關繫”為主體形態，首次為新型城鎮化描繪出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的基本構架： 一是在“城市工作”上“統籌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二是在“繫統性”上“統籌規劃、建設、管理三大環節”；三是在“發展持續性”上“統籌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動力”；四是在“宜居性”上“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五是在“積極性”上“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而按照“繫統大於部分之和”的基本原理，這可以說是為應對目前日趨嚴重的“城市病”和“城鄉不協調”提供了完整解決方案。

第三句詩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探索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和古人在相對封閉有限的空間中布局城市規劃有本質不同，由於我們在生產生活中獲得的感覺、經驗、數據、材料和案例隻是“一大堆”素材，用什麼方法去觀察，用什麼理論去分析，用什麼標準去評價，往往會得出很不相同的結論。改革開放以來，在城鄉建設及相關領域，我們引進了大量的西方理論、方法和標準，對此比較客觀的評價可以稱為“毀譽參半”。其“功”在於極大地促進了現代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觀念變革和現代化，其“過”則在於由此形成了對西方的理論依賴、方法依賴和價值依賴。如城鄉規劃中普遍存在的“千城一面”和“去中國化”，就和西方這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外腦”密切相關。西方城市理論與方法的主要問題，一是對中國“了解窄”，二是“了解淺”。具體說來，一是它們一般比較了解“北上廣”，且主要是通過文獻和媒體，但對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的了解非常有限。二是比較了解中國現代100年，而對幾千年來形成的積澱深厚、結構復雜的中國社會土壤所知不多。這是很多西方理論在西方講得通、行得通，但在中國實踐中往往變形、變質、適得其反的根源。比如交通治理、垃圾分類等，在西方城市很成功的經驗、技術和機制，被引進來以後，不是無法落地，就是很快“故態復萌”。根本原因在於，一個1億人口的國家的城市問題和需求，與一個10億人的國家同樣的問題和需求，在形態和機制上的復雜性以及在應對處理時需要組織、動用、管理的資源與人力，是不可以按照1∶10這種簡單類比思維來設計和配置的。在未來的城鎮化進程中，如何通過理論創新擺脫對西方“紙上”理論與方法的崇拜和依賴，同時通過深入火熱而陣痛中的中國現實裡尋找到中國城市化的真理和規律，是決定我們能否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