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中國網絡社會研究報告2015（中國人民大學研究報告繫列）

內容簡介

Array

作者簡介

Array

導論網絡化時代的社會治理創新
一、網絡化變遷對社會治理的挑戰
二、網格化社會管理的進取與退縮
三、從網格化管理轉向網絡化治理
年度主題報告網絡社會治理
章轉型期中國網絡社會治理
引言
一、網絡社會治理的內涵與背景
二、網絡社會治理的理論基礎
三、網絡社會治理的主要維度
四、網絡社會治理的基本原則
五、中國網絡社會治理的發展趨勢
結語
年度專題報告導論網絡化時代的社會治理創新

一、網絡化變遷對社會治理的挑戰

二、網格化社會管理的進取與退縮

三、從網格化管理轉向網絡化治理

年度主題報告網絡社會治理

章轉型期中國網絡社會治理

引言

一、網絡社會治理的內涵與背景

二、網絡社會治理的理論基礎

三、網絡社會治理的主要維度

四、網絡社會治理的基本原則

五、中國網絡社會治理的發展趨勢

結語

年度專題報告

第二章選擇與賦權：打車軟件動了誰的奶酪

引言

一、打車難：壟斷下的無從選擇

二、技術的力量：移動互聯改變出行

三、變革之主體間的博弈

四、在規範中發展：人人賦權

結語

第三章網絡空間中的復調語言：從東莞事件引起的網絡狂歡談起

引言

一、東莞事件引發輿論場分裂

二、復調語言中的戲謔文化

三、戲謔背後的索引性表達

四、公共話語空間陡增公眾公眾權力

結語

第四章網絡狂歡背後的共同體情結：“雙11”網購群體行為的社會動力探析

引言

一、狂歡式：網絡社會生活的重要景觀

二、共同體：在狂歡中彰顯形態

三、原子化個人的網絡團結

四、風險社會中的群體歸屬

五、共同體：社會變遷的秩序基點

結語

第五章抗拒性認同的意義建構與意義轉化：以茂名PX事件為例

引言

一、環境意義：抗拒性認同的意義建構

二、政治意義：抗拒性認同的意義轉向

三、反思意義：抗拒性認同的意義轉化

結語

第六章互聯網金融衝擊下的金融市場變遷：以“餘額寶”為例

引言

一、新型網絡金融產品產生的背景

二、新型金融產品對金融市場的衝擊

三、傳統銀行業的積極回應

四、互聯網時代中國金融市場運行困境與秩序重構

結語

第七章話語的力量：網絡大V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引言

一、網絡大V生成與成長的關鍵環節：網絡社會資本積累

二、網絡大V存在與發展的技術平臺和公共空間

三、網絡大V成長與發展的困境和出路

結語

附錄2013—2014年度重要網絡事件

後記

在線試讀

本年度網絡社會研究報告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網絡社會治理與網絡社會狂歡。這兩方面內容似乎可以表明，我們主張針對網絡狂歡引起的社會變動而開展對網絡社會的治理。然而，我們的目的並非僅是對網絡社會的治理，而是主張實現社會治理的一種創新，即網絡化的社會治理。本年度報告的主旨是：社會生活網絡化的快速發展，引起了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已經充分表明，網絡化的信息社會是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新社會形態，原來在工業社會甚至是農業社會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管理方式已經不適時宜，應當以新社會形態為基礎實現傳統社會管理向網絡化社會治理的轉變。
一、網絡化變遷對社會治理的挑戰
在2011—2012年度《中國網絡社會研究報告》的“導論”中，我們曾論述網絡化快速發展引起了社會的復雜變遷。時至今日，網絡化引起的中國社會變遷更加廣泛而深刻。可以說，網絡化推進的社會生活的總體性變遷，其影響的力度遠遠超過了機器的發明給社會帶來的影響。在我們看來，在遍及社會生活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層面的網絡化引起的社會變遷中，明顯、重要的變化是缺場交往的快速發展、傳遞經驗的地位提升、社會認同的力量彰顯和社會權力的結構轉變。
參見劉少傑:《中國網絡社會研究報告2011—2012》，導論，1~15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因為交往是社會的基本形式，經驗是社會存在的基礎，認同是社會的精神指向，權力是社會的支配力量，當這些社會結構的基本因素都發生了變化時，就沒有理由認為網絡化引起的變化僅僅是局部的或枝節的變化，而應當明確承認網絡化引起的變化是社會結構的總體轉變，是一種新社會形態的誕生。卡斯特十分明確地指出，網絡社會崛起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發展變遷，而是人類社會在工業社會基礎上進入了一種新社會形態。在卡斯特看來：“信息技術革命和資本主義的重構，已經誘發了一種新的社會形式——網絡社會。”
［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1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這個新社會的組織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擴散到了全世界，一如工業資本主義及其孿生敵人——工業國家主義在20世紀所做的那樣，它撼動了各種制度，轉變了各種文化，創造了財富又引發了貧窮，激發了貪婪、創新和希望，同時又輸入了絕望。不管你是否有勇氣面對，它的確是一個新世界。”
同上書，1~2頁。

■中國網絡社會研究報告2015■
本年度網絡社會研究報告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網絡社會治理與網絡社會狂歡。這兩方面內容似乎可以表明，我們主張針對網絡狂歡引起的社會變動而開展對網絡社會的治理。然而，我們的目的並非僅是對網絡社會的治理，而是主張實現社會治理的一種創新，即網絡化的社會治理。本年度報告的主旨是：社會生活網絡化的快速發展，引起了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已經充分表明，網絡化的信息社會是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新社會形態，原來在工業社會甚至是農業社會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管理方式已經不適時宜，應當以新社會形態為基礎實現傳統社會管理向網絡化社會治理的轉變。

一、網絡化變遷對社會治理的挑戰

在2011—2012年度《中國網絡社會研究報告》的“導論”中，我們曾論述網絡化快速發展引起了社會的復雜變遷。時至今日，網絡化引起的中國社會變遷更加廣泛而深刻。可以說，網絡化推進的社會生活的總體性變遷，其影響的力度遠遠超過了機器的發明給社會帶來的影響。在我們看來，在遍及社會生活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層面的網絡化引起的社會變遷中，明顯、重要的變化是缺場交往的快速發展、傳遞經驗的地位提升、社會認同的力量彰顯和社會權力的結構轉變。

參見劉少傑:《中國網絡社會研究報告2011—2012》，導論，1~15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因為交往是社會的基本形式，經驗是社會存在的基礎，認同是社會的精神指向，權力是社會的支配力量，當這些社會結構的基本因素都發生了變化時，就沒有理由認為網絡化引起的變化僅僅是局部的或枝節的變化，而應當明確承認網絡化引起的變化是社會結構的總體轉變，是一種新社會形態的誕生。卡斯特十分明確地指出，網絡社會崛起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發展變遷，而是人類社會在工業社會基礎上進入了一種新社會形態。在卡斯特看來：“信息技術革命和資本主義的重構，已經誘發了一種新的社會形式——網絡社會。”

［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1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這個新社會的組織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擴散到了全世界，一如工業資本主義及其孿生敵人——工業國家主義在20世紀所做的那樣，它撼動了各種制度，轉變了各種文化，創造了財富又引發了貧窮，激發了貪婪、創新和希望，同時又輸入了絕望。不管你是否有勇氣面對，它的確是一個新世界。”

同上書，1~2頁。

■中國網絡社會研究報告2015■

導論網絡化時代的社會治理創新

[1]

■

應當指出，卡斯特關於網絡社會是一種新社會形態的論斷，實際上是受到了馬克思社會形態變遷思想理論的影響。馬克思說：“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1卷，14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形態變遷的根本動力來自生產力，而生產工具則是生產力發展變化的標志或尺度，因此，必須依據生產工具的發展變化來判斷新社會形態的誕生。卡斯特的根據正是計算機和移動通信技術是當代人類社會的生產工具，它們的廣泛使用必將引起生產力的變革，並推進生產關繫直至上層建築的變遷，進而實現整個社會結構的變遷，迎來一種嶄新的社會形態。

如果承認網絡社會是一種有其真實根據和嶄新結構的新社會形態，並且網絡社會的各種因素已經影響社會各個層面發生了復雜而深刻的變化，那麼當前作為黨和政府以及社會相關機構高度重視的社會治理，就應當把這個不可輕視的重大社會變遷作為開展這項工作的現實基礎或重要背景。然而，事實卻並非這樣簡單。自2006年中央作出《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來，雖然社會建設、社會管理或社會治理成為中央和地方的中心任務之一，近十年來各級黨委和政府積極努力實踐，但並未明確地把網絡社會的崛起作為實現這項戰略任務的基礎和背景，而往往是將之作為開展社會管理或社會治理的一個難題去對待。

怎樣看待網絡社會是社會治理的一個難題？回答這個問題比較復雜。一方面，網絡社會作為一種新社會形態，它的大規模發展隻有不到十年的時間，人們對這個迅速進入社會生活各種層面的嶄新變化，盡管有身臨其境的直接感受，但對這種變化的復雜性和深刻性的認識還十分有限，對網絡社會出現的大量新社會現像難以作出符合實際的正確認識和評價。另一方面，也正因為對網絡社會發展變遷認識的局限，一些政府機構或某些官員往往還是沿用管理工業社會甚至農業社會的模式開展社會治理工作，通常不是把網絡社會作為社會治理的新背景或新基礎，而是僅從技術手段角度來對待網絡社會的快速發展，甚至過高估計網絡化發展對社會秩序衝擊的消極性，把社會成員的網絡信息交流和網絡群體行動作為嚴加監控的對像。

如同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管理必須適應其管理對像的發展變化一樣，社會治理也必須根據社會的發展變遷作出相應的調整，特別是當網絡社會作為一種新社會形態已經崛起之時，更應當別無選擇地調整原來在工業社會或農業社會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管理方式。雖然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並沒有因為新形態的網絡社會的崛起而退場，工農業生產以及以之為基礎的社會生活仍將持續地存在與發展下去，但正如工業社會崛起並沒有消除農業社會卻不可否認地獲得了社會支配地位一樣，網絡社會也在同工業社會、農業社會的並存中獲得了不可抵擋的支配地位。不僅網絡社會本身的崛起與擴展要求社會治理作出調整，而且從網絡社會對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的支配作用來看，也應當作出與時俱進的變化。

社會學對社會治理應當根據社會變遷而發生變化的問題作出了很多論述。面對工業社會快速發展引起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塗爾干論述了依靠宗教信仰或道德教化而實現的機械社會團結，向依靠社會分化而導致社會成員功能依賴的有機社會團結的轉變，其實質也可以看成是對社會治理方式轉變的論述。韋伯關於傳統權威、感召權威、合法性權威以及科層制的論述，更明確地揭示了伴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社會統治方式和管理模式發生了形式與實質上的變化。

在當代社會學中，社會學家對社會治理應當適應社會變遷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福柯論述了歐洲古希臘、中世紀到近現代不同歷史時期，社會治理的宗旨或目標發生了從城邦安全、君主安全、領土安全到人口安全的變化，西方社會治理方式也發生了多次重要轉型。福柯推崇以人的自由為基礎的社會治理，他稱之為生命政治或生命治理。福柯指出：在自由主義治理技藝下，“自由主義是每時每刻制造自由、激起自由並生產自由，當然還伴隨著（一整套）約束和制造成本問題”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誕生》，5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生命治理是注重人口安全的治理，它在依靠人的自由意願、自由行為的基礎上，維護個體與集體的利益，追求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協調。

吉登斯依據當代社會已經從匱乏轉向富裕、從工業社會轉向後工業社會的變化，論述了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轉變的思想觀點。在吉登斯看來，物質生活資料匱乏問題的解決，不僅導致了統治者對被統治者武裝鎮壓的收斂、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暴力反抗，而且要求社會治理方式隨之發生變化。吉登斯提倡用生活政治替代解放政治。解放政治所關心的是消除剝削、不平等和壓迫，把人從被壓迫和被奴役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因而它是一種“脫離”的政治；生活政治則是對“我們怎樣生活”的問題進行反思的政治，是在高度現代性條件下重建人類自由和有道德的生活的政治，因而是一種個體獲得自主性的政治。不難看出，吉登斯的所謂生活政治也就是我們所論的社會治理。

總之，社會學中有大量關於社會治理應根據社會變遷作出相應調整的思想理論，十分值得中國社會治理研究與社會治理實踐認真借鋻。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當前大規模開展的中國社會治理研究與實踐中，人們不是借鋻社會學已有的研究成果，因時制宜地根據當代中國社會變遷探尋社會治理的新理念、新模式，而是因循守舊地重復一些舊的社會管理方式，導致耗費了巨大人力和物力的社會治理走向表面化和形式化。

二、網格化社會管理的進取與退縮

在各級政府和社會組織不斷努力推進下的中國社會治理實踐中，得到大力推廣的網格化社會管理，被認為是一種取得了重要創新進取的社會管理模式。然而，隨著網格化管理在全國各地的推廣，這種社會管理模式的局限性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很多學者指出，網格化管理並沒有跟上社會發展變遷的步伐，而是流於形式地細化了傳統的行政管理模式。

劉安對網格化社會管理的利與弊作了比較全面的分析。劉安根據對某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的深入考察，一方面肯定了網格化管理的一些進取表現：“網格化管理是近年來我國基層政府自上而下主導推動的城市社會治理變革。它延長了治理鏈條、下沉並整合了治理資源，加強了基層政府與市場、社會組織的互動合作，構建了服務與管理並重的治理體繫。一些地方還引入數字信息技術，提升了社會治理的精細化水平。”同時，也指出了網格化管理存在的一些弊端。在他看來，網格化是一種行政管理的技術細化，“‘科層化’的組織結構增加了治理的復雜程度；治理的‘行政化’制約了社區社會資本生成；‘選擇性執行’行為導致了治理目標的不完全實現；‘目標導向’下存有治理手段運用不當的風險；‘網格泛化’則模治理主體間的邊界，致其權責不清”

劉安：《網格化社會管理及其非預期後果》，載《江蘇社會科學》，2014（3）。。

由劉安的調查分析可見，網格化管理並非在新形勢下的社會治理創新，它不過是由上至下的行政管理的細化，是試圖利用網絡技術對社會實行全面的精細管理。這種動用大量人力試圖對社會實行全方位的管理，不僅給政府及其延伸機構增添了無盡負擔，更重要的是把廣大社會成員看成等待監控和服務的被動對像，其結果不僅使政府及其延伸的社會管理機構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無法完成自己對社會開展“心連心服務”的承諾，還抑制了社會成員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起不到“限度地激發社會活力”的作用。

王穎對網格化社會管理的弊端作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在王穎看來，當代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以共同房產利益、生存環境和共同志趣為紐帶，自主連接而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它既有明確的地域性，又有著很強的超越地域的特征。網絡技術賦予新社區超越地域限制的能力，賦予社區居民根據各自的愛好自主選擇參與社群的權利和能力。而社區、基礎社群間的連接度也因網絡而變得更加牢固”

王穎：《扁平化社會治理：社區自治組織與社會協同服務》，載《河北學刊》，2014（3）。。王穎稱這種變化為社會扁平化，而扁平化的社會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扁平化治理，可是，與之相反的卻是垂直性的科層制管理——網格化管理的加強。以加強傳統科層體制垂直管理的網格化管理，同網絡化變遷而導致的社會扁平化相比，不僅不是推進，反而是一種退縮。

王穎所論的可貴之處首先在於，把社會治理實踐放到社會生活網絡化的現實基礎上加以考察，在快速網絡化的社會歷史條件和延續傳統行政管理方式的聯繫中，揭示問題存在的癥結和探尋解決問題的出路。雖然王穎論述的是社區層面的扁平化，但社區是社會基本的存在，從社區中的變化能夠清晰地看到網絡社會新形態的具體表現。正如王穎所論，網絡技術既使廣大社會成員在共同興趣、共同利益和共同環境基礎上便捷地聯繫成為新的社會共同體，又使人們超越社區地域的空間局限，脫離社區的物理空間而進入更加廣闊的社會空間，形成脫域性的網絡交往與網絡聯繫，並因此而使基於傳統社會的垂直性的行政管理力不能及。

概言之，網格化社會管理的展開形式和運作路徑不符合已經快速網絡化的新社會形勢。網格化管理的努力目標同朝向網絡社會新形態的發展趨勢相比，雖然不能說二者完全背道而馳，但也可稱之方向不一致。網絡化展開的是橫向的平面擴展，而網格化追求的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盡管垂直和橫向有交叉之點，但因展開方向不同，網格化的垂直管理對橫向展開的網絡社會接觸層面太小了。前面論及的網絡社會中大規模展開的缺場交往、傳遞經驗、認同力量、信息權力等，是在更廣闊層面上表現出來的社會生活扁平化，是社會成員脫離社區物理空間展開的具有旺盛活力的新社會行為，這些都是指向局部物理空間的網格化管理無法觸及的更廣闊的社會空間，是網格編織得再精細也無法囊括的脫域空間。

網格化管理之所以能夠得到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政府機構和社會組織的積極推廣和努力實踐，表明它有一定程度的存在基礎，不過，這個基礎首先是對社會生活網絡化缺乏明確認識的心理基礎。網絡化在很短時間內的大規模擴展，導致不僅廣大社會成員對網絡社會新形態缺乏明確認識，而且從事社會管理的官員甚至學者也未必清楚了解網絡社會的本質特點和它對傳統社會生活的深刻影響。因此，以工業社會甚至以農業社會為基礎的傳統社會觀念和管理理念，仍然是從事社會管理研究與管理實踐的心理基礎，也就合乎情理了。

然而，網格化管理的這種心理基礎是未能及時反映網絡化快速發展的思想觀念，無論這種思想觀念還在多少人的頭腦中存在，它都不是網格化管理運行的穩定的心理基礎，因為網絡化快速發展引起的社會生活深刻變遷，遲早要引起人們在思想觀念方面的轉變，人們終究要認識到這種與當代社會發展趨勢相悖的管理方式的落後性與無效性。

同時還應看到，網格化管理還存在不可否認的現實基礎。一方面，承擔社會管理主要任務的民政繫統和公安繫統，對社會的管理都是一種垂直性管理，網格化管理實質上是這種垂直性管理的延伸和擴展。另外，政府其他方面的行政體繫也都是以垂直性管理方式運行，龐大的政府行政體繫需要更加細化的管理模式，這些都構成了網格化管理的行政基礎。另一方面，網格化管理能夠有效面對的是社區中的離退休人員和社會閑散人員，他們的活動範圍較小，大量時間在社區有限空間中開展各種日常活動，網格化的社區管理對這些人還具有比較有效的作用。

應當指出，無論現有的行政體繫多麼龐大、多麼發達，其管理效力都必須以適應當代社會的網絡化變遷為前提，如果政府行政管理不顧網絡社會的深刻變遷，因循守舊地堅持縱向垂直管理，即便細化出再多的網格，也難以對大規模扁平化的社會生活實現有效管理。至於社區中的離退休和閑散人員，雖然應當得到必要的社區服務，這也是社會治理的重要任務，但如果城市社會治理僅僅面對這些人員，那就意味著城市社會治理無論開展到何種程度，都不過是一種邊緣化行為。

三、從網格化管理轉向網絡化治理

筆者在題為《面向職業群體的城市社會治理創新》一文中論述了當前城市社區治理的邊緣化問題。

參見劉少傑：《面向職業群體的城市社會治理創新》，載《江蘇社會科學》，2015（2）。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我們在北京6個城區的18個社區中開展了城市社會治理的實地調查，還對海澱、西城和朝陽等城區及一些街道辦事處的負責人開展了社會治理有關問題的專訪。從實地調查的情況可知，社區開展了大量工作，諸如便民服務、公共衛生、社區治安、文體活動、安老助殘、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等，這些治理工作對於穩定社區秩序、促進社區和諧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社區工作人員普遍反映的一個情況是，社區的這些治理工作，其主要作用對像是離退休人員和沒有穩定職業的社會閑散人員。

以社區治理為主要內容的城市社會治理，盡管取得了很多成績，並且也完成了一些社會治理的重要任務，但是，如果社區治理僅僅面對離退休人員和沒有穩定職業的社會閑散人員，那麼一個嚴重的問題就不可回避地擺在人們面前——社會治理的邊緣化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創新社會治理的重大戰略任務是，“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根據中央明確提出的創新社會治理的戰略任務，城市社會治理的工作範圍不應當局限於離退休人員和社會閑散人員。因為社會發展的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的主要因素都不在離退休人員和社會閑散人員之中，而在從事各種職業的職業群體之中，所以，難以接觸職業群體而僅僅面對非職業群體的社區治理，就無法完成中央提出的創新社會治理的戰略任務。

此文所謂職業群體，不僅包括在各種崗位上的從業人員，也包括在中小學和大專院校中學習的學生。無論是從數量上看，還是從社會能量上看，這些職業群體都是城市社會的主體群體。北京城市人口構成情況可清楚證明這個判斷。根據北京市統計年鋻發表的數據可知，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為21148萬人，其中職業群體15146萬（三次產業從業人數11410萬，各類在校學生3736萬），職業群體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716%。如果考慮非常住流動人口，北京市職業群體的數量就更大。根據瞬間人口調查數據，2013年北京瞬間流動人口保守估計可達1600 萬。短期在北京流動的人口，除了數量有限的老年人和學齡前兒童以外，大部分是職業群體，職業群體在流動人口中的比例不低於70%。因此，無論是從北京市的常住人口還是流動人口看，職業群體都是北京市的主體群體。

並且，職業群體作為北京市的主體群體，這不僅是從人口數量上作出的判斷，更重要的是從職業群體在活動能量及其展開的社會空間上得出的明確結論。通常論及職業群體時，主要重視其在職場中的職業活動，而輕視其在職場之外的社會活動。事實上，職業群體的社會活動能量和社會活動空間都遠遠超過非職業群體。不僅在雙休日和節假日，職業群體可以通過親朋聚會、外出旅遊、休閑購物等開展大量社會活動，而且在工作日的8小時工作之後，職業群體每天也能以各種靈活多樣的形式進行大量社會交往。相比之下，非職業群體的社會活動時間和活動空間卻十分有限，特別是年紀較大的離退休人員，雖然也能參加一些公共場所的文體休閑活動，但主要的社會活動還是在社區之中。所以，城市社會活動的內容和空間，主要是由職業群體展開的。

社會生活的活力與增進社會和諧的因素，是通過人們的社會活動呈現出來的，而主要的社會活動是由職業群體展開的，因此，當增強社會活力和增加和諧因素成為社會治理的主要任務時，社會治理的主要對像就應當是職業群體，而不應當是非職業群體。然而，事實卻與之相反，時下以社區管理為主要內容的城市社會網格化管理，其主要作用對像卻是非職業群體。於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矛盾就擺在人們的面前：社會治理實踐與社會治理主要任務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並且，這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社會治理矛盾，不僅在全國各地的社會治理中普遍存在，而且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一些人口劇增、城市空間大規模擴展的超大城市中，這種社會治理矛盾更為嚴重。

社會治理實踐與社會治理任務不對應的矛盾，引起的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是：社區治理的邊緣化。職業群體不僅在城市人口數量和社會活動空間占主要份額，而且城市社會的財富由他們創造，城市社會的資源由他們支配，城市社會的權力由他們掌握，城市社會的矛盾和衝突也主要在他們之中發生。隻有以城市職業群體為主要對像的社會治理纔能面對社會的主體群體，纔能把社會治理實踐引向社會的中心地帶。相反，僅僅面對離退休人員和社會閑散人員的社區治理，不可否認地處於社會治理的邊緣地帶。因為，不僅非職業群體不是城市社會的主體群體，而且城市的主要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也不在他們中間產生，所以，以化解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為主要任務的社會治理實踐，就不應當僅僅以他們為對像。從近年在北京和全國各地發生的群體事件，諸如2012年爆發的江蘇啟東事件、四川什邡事件以及北京和全國各地都發生的保釣反日大遊行等，都可以清楚看到，參與者大部分是在各種崗位上的職業群體。相反，社區中的離退休人員則很少參與這些群體事件。

被視為社會管理重要推進形式的網格化管理，仍然沒有解決社區管理或社會管理邊緣化問題，因為盡管網格化管理在精細化程度上有了很大提高，但其面對的對像沒有發生變化，還是局限在以離退休人員和社會閑散人員為主的社區之中，職業群體無法納入這種精細的網格之中。而以中青年為主體的職業群體已經大規模地進入了網絡之中，他們的社會活動已經實現了日益充分的網絡化和扁平化，以再精細的網格化管理對職業群體開展管理也難以產生作用。正像王穎指出的那樣：“在管理固定不變的‘城市部件’方面，網格化管理凸顯了它在僵硬的科層體制中的協同性。然而，一旦進入社會領域，在因人而異的訴求、完全不同的組織歸屬、彼此相去甚遠的運作方式面前，傳統的管理思維很難被不同的利益主體所接受，以分布式協作見長的網格化管理模式被完全架空了。即使雇請再多的‘格員’，也不過是科層體制向下延伸的‘更多的腳和更細的網’”

王穎：《扁平化社會治理：社區自治組織與社會協同服務》，載《河北學刊》，2014（3）。，也難以形成有效的社會管理。

基於對社會生活大規模快速網絡化的深刻變化，同時對以上社會管理或社會治理實踐中出現的具有普遍性問題的思考，本年度報告在主題報告中論述了新形勢下的中國網絡社會治理問題。主題報告從五個方面開展了論述：（1）網絡社會治理的內涵與背景；（2）網絡社會治理的理論基礎；（3）網絡社會治理的主要維度；（4）網絡社會治理的基本原則；（5）中國網絡社會治理的發展趨勢。這些論述不僅可以引起學術界對新形勢下如何開展社會治理創新的進一步思考，也能為廣大從事社會治理實踐工作的有關人員提供有操作性的借鋻。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