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災後重建紀事：社群社會資本對重建效果的分析

內容簡介

本書提出了一個自組織的觀點來分析災後重建的過程。在汶川震後的救援以及災後重建的過程中，各級政府與各類民間組織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社群的力量至關重要。良好的社群內集體社會資本，即社群社會資本，是促成自組織成功的關鍵。社群社會資本高的社群可以較有效地幫助其成員進行災後恢復，參與社群活動多的成員也可以從自組織的救災與重建活動中得益，從而加速災後的恢復。力。

作者簡介

羅家德，(1960～)，男，祖籍四川，出生於臺北，清華大學社會學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管理學院CMPM及DBA課程兼職教授。

帥滿（1987-），女，江西省宜春市銅鼓縣人。2005年9月考入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繫，獲法學學士學位。2009年9月免試進入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攻讀社會學碩士，專業方向為城市社會文化，導師為陳映芳教授。2012年8月，考入清華大學社會學繫攻讀社會學博士，專業方向為組織社會學與社會網絡分析，導師為羅家德教授。

方震平（1989-），女，安徽省歙縣人。2006年8月考入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社會科學試驗班，後轉入社會學專業學習，2010年7月本科畢業並獲得法學學士學位。2010年9月免試進入清華大學社會學繫攻讀社會學碩士，導師為羅家德教授，於2013年畢業。

劉濟帆（1990-），男，河北省張家口人，2008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繫，2012年9月免試進入清華大學社會學繫攻讀社會學碩士，導師為羅家德教授。

前言
編導論：災後重建中的自組織研究
  章災後重建中自組織的故事
    一自組織理論
    二汶川大地震後重建的案例
    三本章小結
  第二章引入社群社會資本於重建研究
    一衡量社群社會資本
    二定性研究方法
    三定量研究方法
    四定量調查中被訪者特征分析
    五本研究的特色
  第三章社群社會資本的衡量——一個對自組織能力的衡量
    一社群社會資本的測量
    二數據、變量與測量
    三分析結果
    四結論與討論
  第四章社會資本變化情況分析
    一村民個體社會資本恢復狀況
    二村民關繫維度社群社會資本恢復狀況
    三村民認知維度社群社會資本恢復狀況
第二編災後重建的統計分析
  第五章重建基本情況分析
    一被訪者經濟情況分析
    二重建參與的分析
    三問題的提出
    四理論探討與假設提出
    五變量與模型
    六結果分析
    七討論
  第六章社會信任恢復情況分析
    一社會信任
    二特殊信任
    三理論探討與研究假設
    四研究方法與操作過程
    五分析結果
    六總結與討論
  第七章心理健康恢復情況分析
    一災後健康的情況分析
    二心理健康恢復
    三分析方法與結果
    四結論與討論
第三編對政府態度變化情況的分析
  第八章村民對政府滿意度的變化分析
    一對政府信任的變化
    二社會資本對政府滿意度的影響
  第九章社會資本對政府滿意度的跨層分析
    一理論探討與研究假設
    二研究方法與操作化過程
    三多層線性回歸模型（HLM）及結果分析
    四總結與討論
  第十章鄉村社區的雙重斷裂
    一各章內容結論
    二討論——重建自組織社會？
參考文獻
附錄各研究變量相關表

前言

序一對社區營造的一點社會學分析

清華大學社會學繫獲得臺灣信義房屋周俊吉董事長的支持成立了信義社區營造中心，同時，有意將臺灣的社區營造經驗整理出來供大陸參考，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支持出版。社區營造的經驗是臺灣這些年來值得討論的空間與社會、專業與政治的課題，值得寫幾句話作為兩岸社會之間互動的寄語。
就一個發展中地區而言，臺灣原本在歐美1960年代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下形成的社區設計(community design)中是沒有實踐的歷史條件的，社區營造政策在臺灣的建構有特定的政治時空。1990年代，因為政治強人過去之後國民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使得時任領導人需要獲得草根社會的支持力量來取得政治上的正當性。當時的“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所主導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遂取得了政治的空間來面對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所釋放的臺灣社會的力量，或者可以說政府被迫必須以政策來面對已經動員了的社會。這種由上而下的社區營造政策的執行過程對當時臺灣發生的社區運動雖然存在社會力量被政府收編的效果和官僚機構執行的形式化後遺癥，但是，臺灣的草根社區也終究有機會參與到地方環境改善的決策過程中了。社區營造，其實就是社區培力與維權(community empowerment)。序一對社區營造的一點社會學分析

清華大學社會學繫獲得臺灣信義房屋周俊吉董事長的支持成立了信義社區營造中心，同時，有意將臺灣的社區營造經驗整理出來供大陸參考，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支持出版。社區營造的經驗是臺灣這些年來值得討論的空間與社會、專業與政治的課題，值得寫幾句話作為兩岸社會之間互動的寄語。

就一個發展中地區而言，臺灣原本在歐美1960年代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下形成的社區設計(community design)中是沒有實踐的歷史條件的，社區營造政策在臺灣的建構有特定的政治時空。1990年代，因為政治強人過去之後國民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使得時任領導人需要獲得草根社會的支持力量來取得政治上的正當性。當時的“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所主導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遂取得了政治的空間來面對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所釋放的臺灣社會的力量，或者可以說政府被迫必須以政策來面對已經動員了的社會。這種由上而下的社區營造政策的執行過程對當時臺灣發生的社區運動雖然存在社會力量被政府收編的效果和官僚機構執行的形式化後遺癥，但是，臺灣的草根社區也終究有機會參與到地方環境改善的決策過程中了。社區營造，其實就是社區培力與維權(community empowerment)。

對臺灣的政府層面而言，社區營造是提供資源、收編社區動員、交換地方治理的正當性、建構新的政府與民間的關繫的一種政策手段。這時，對臺灣草根社區的考驗，就在於它們與政府的關繫是否會像一般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動員那樣，終交付政治上的忠誠以交換選票或資源，而這樣的過程經常就會繼續復制父權文化的不平等關繫。

所以，對臺灣的社會而言，關鍵在於社區動員與社區培力的過程中，如何建構社區的主體性，知道社區自己的位置與角色，避免民粹政治下政黨領袖的政治收編，也避免社區內部單方面競爭資源而造成的分裂。這是市民社會建構的必要過程，甚至也讓市民社會有可能進一步穿透政府的層級治理。於是，當這種層級治理的正當性不在，社會運動提供了社區參與的機會與折衝斡旋的政治空間，這就是參與式規劃與設計的過程。政府與民間的關繫，歷史上次開始變得平等，也因此，公共空間的營造特別值得分析。

對與空間規劃與設計相關的專業者而言，社區營造提供了一種社會學習的機會，使其能脫離現代學院的封閉圍牆與現代設計專業上形式主義的陷阱。這些專業者與民間社會互動，得以回到歷史的中心。社區營造過程中的社會建築，有助於市民社會的形成。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名譽教授

夏鑄九

2013年5月書於河南嵩山會善寺

序二社區營造與社會建設

什麼是社區營造？我認為社區營造的定義是，一個社區的自組織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提升社區內的社群社會資本，達到社區自治理的目的。

現在我們常常喊社會管理創新，喊社會建設，但如何纔能把社會建設落到實處？就是要讓民間產生很多自組織小團體，自我治理，自己解決很多社會問題，又能在大集體中和諧共存，協商解決矛盾。其中，社區是重要的自治理小團體，我們的社區自組織研究旨在提供這樣一種將社會建設落到實處的方法。

社群的本質是一個個以情感性關繫和認同性關繫為基礎的知根知底的小團體。在這種小團體中，信息不對稱問題較少，所以聲譽機制的評價會變得可以信賴，從而發展出自治理的規則以及監督機制。因此，小團體自組織出能自治理的社群，如商業協會、職業協會、NGO、網上網下的俱樂部、社區協會、合作社等，其中地理性社群就是社區。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的許多社會問題在20世紀的各國都有發生，工業時代的管理手段解決不了復雜的社會問題。英國、美國、日本等，凡是這些經歷了現代化、全球化、城市化、資本主義化和市場化的國家和地區，都走過和中國今天同樣的社會轉型之路,1990年代的臺灣地區也面臨相似的問題。那麼它們是怎麼走出來的？

我認為臺灣1990年代有兩個重要的運動：一個是包括職業社群的自治理運動，如建立教授學術倫理、律師法治倫理、醫生醫德、媒體新聞倫理等一繫列專業社群自我改良運動；另一個就是社區營造運動，在這個過程中基層百姓學習如何自治理、自組織以解決問題，通過民主協商包容、和諧相處。這個運動影響了臺灣廣大的民眾，也對臺灣政治和社會發展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社區營造就是要政府誘導、民間自發、NGO幫扶，使社區自組織、自治理、自發展，幫助解決社會福利、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的問題。現代社區有大量的對養老、育幼、撫殘、兒童教育、青少年輔導、終身學習的需求，政府能做的是“保底”，一碗水端平地保障每個人基本的需求；NGO專業機構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杯水車薪不足以涵蓋整個社會的需求。所以能夠提供這些社會福利的正是社區自身，關心孩子的是他們的父母，關心老人的是他們的兒女，如何讓這些人走出家門，結合起來一起為社區提供這些福利“產品”，是社區營造的要務。

其次，鄉村的社區營造更在很多地方發展出後現代的小農經濟，注重文化多樣性、社區生活重建、生態保育等幾個方面，發展品牌農業、特色農業、觀光農業、食材基地、休閑旅遊、深度旅遊、提供長住等。這幫助拉近了城鄉間的差距，在部分地區解決了鄉村空心化的問題，為新城鎮化找到城鄉平衡發展的道路。我們現在習慣把“三農”問題稱為問題，但其實恰恰相反，“三農”不是問題，“三農”纔是未來產業重大發展的寶庫。

社區營造的另一個重點是它可以保存中華文化基因多樣性。隻有社區保留並新生了特色文多樣的中華文化纔有實質的內容，而不僅是博物館中的擺設。政府與商業主導的開發常常把社區連根撥起，連帶撥起的是許多孕育幾百年甚至千年的文化。如果我們把社區營造這個維度加進去，社會應用自有的管理與組織抵御商業對本地固有生活的侵蝕，中華文化基因多樣性纔能被保存，我們的文化創意產業纔會有根底。

後，也是重要的，道德復興不是喊喊口號或道德說教就能實現，隻有在小團體的聲譽機制及監督機制中，道德原則化成不同群體的非正式規範，在自治社群內的日常生活裡、相互監督又相互惕厲下，現代生活的倫理纔能落地。

一個和諧社會的建立需要解決眾多的民生問題，拉近城鄉的收入差距，保持和而不同的多樣性，建設符合現代生活的倫理，這些就是為什麼每一個社會轉型過程中，社區營造顯得那麼重要的原因。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繫教授、博士生導師

信義社區營造研究中心主任

羅家德

2013年6月書於清華園

前言

本書的主旨在於提出一個自組織的觀點來分析災後重建的過程。在大災之後的救援以及災後重建的過程，各級政府與軍隊的力量固然起到關鍵的作用，但從汶川地震開始我們也逐漸看到各類民間組織在其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而救災與重建中的力量還是社群的力量，也即街坊鄰居、親戚朋友的相互幫助，大多數在地震中被埋困的人因此而獲救，在重建中因此而恢復生產與生活，所以一個善於自組織起來從事集體行動的社群，不論是在救災行動還是重建活動中，往往都能為社群成員帶來益處。

基於此，本書章簡單闡述了自組織理論並列舉一些汶川震災後的案例說明災後自組織如何發揮作用。借科曼（Coleman）及奧斯特羅姆（Ostrom）等人的研究，本書進一步指出良好的社群內集體社會資本（本書稱之為社群社會資本）是促成自組織成功的關鍵。所以，社群社會資本高的社群可以較有效地幫助其成員進行災後恢復，參與社群活動多的成員也可以從自組織的救災與重建活動中得益，從而加速災後的恢復。

在本書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讀者可以了解到作者所在的清華大學可持續性鄉村重建團隊在幫助災後重建的同時收集了汶川地震災後的長時期定性資料，並在四年中三次收集了定量追蹤調查的數據，以此數據為基礎我們發展了一個社群社會資本的衡量模型。這套模型將衡量社群的集體社會資本表現在個體層次上的指標，因此建構出社群社會資本的關繫、認知、結構構面兩兩影響的模型。分析結果表明，本研究得到了一個配適度較好的社群社會資本的衡量模型。

第四章著重探討汶川震後的村民社會資本變化情況。本書將社會資本分為微觀層面的個體社會資本和社群層面的社群社會資本。個體社會資本方面，對拜年網規模、拜年網網頂、鄉以上干部網親友數、關繫網親友比例這四個指標進行了變化情況分析，結果顯示：村民拜年網規模隨著災後恢復的進程內部差距拉大；村民的拜年網網頂，隨地震恢復正常後，更多村民認識了相對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人；代表個人認識權力位階較高者的鄉以上干部網親友人數存在總體下降的趨勢，以及代表個人深深鑲嵌在密集網絡中的關繫網親友比例也呈下降之勢。社群社會資本方面，對關繫維度社群社會資本的情感網本村人總數、工具網本村人總數，以及認知維度的本村人信任、社群歸屬感、鄰裡構面五個指標進行了變化情況分析，結果顯示：被訪者情感網本村人總數三期呈平穩發展態勢，呈上升趨勢的包括工具網本村人總數、被訪者社群歸屬感、被訪者鄰裡親密程度，呈下降態勢的是被訪者本村人信任。

第五章從經濟情況和重建參與兩個方面出發，對重建的基本情況進行了分析。經濟情況方面，對低保戶分布情況、領取貧困救濟款物、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現金收入、從事非農生產活動、生活滿意恢復情況等的年度變化狀況的分析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災後的社區總體上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重建參與方面，分析了社群社會資本對災後重建動員中民眾參加自組織抑或他組織的影響效應，分析結果表明：對村莊有較高認同感/歸屬感的村民參與社區自組織災後重建活動的發生比例更高，村民在村莊內既有的社會網絡對村民參與社區自組織災後重建活動並沒有明顯的積極支持作用；“干部網規模”對村民參與政府組織的災後恢復活動卻具有正面作用，對村民參與志願性社區活動（自組織）卻具有非常明顯的負面作用，即政府的強力作用反而會抑制自組織的積極性。由此可見，基層政府的確在災後恢復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但基層政府與村民自組織的動員網絡有較大的區隔，前者甚至會對後者產生負面影響。

第六章對村民的社會信任恢復情況進行了分析。社會信任分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2009～2012年的災後恢復期間，村民一般信任的總體趨勢是下降的，特殊信任也顯示了相似的邏輯。接下來，本書從社會資本的視角出發，探討社群社會資本與個體社會資本對特殊信任的影響。對2009年和2012年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的對比結果顯示，重建初期，關繫網本村人總數會正向影響特殊信任；重建三年後，正向顯著影響的指標為關繫網本村人總數、社群歸屬感、拜年網規模。研究認為，重建初期社群社會資本較為重要，是因為災後初期，居住在板房中的村民因處特殊情境，與本村人的關繫對社會信任的形成有重要作用，而生活恢復常態後，個體及社區間的利益博弈使社群和個體社會資本對特殊信任都變得重要。

第七章探討的關繫網是心理健康恢復的變化情況。被訪者健康總體狀況的數據顯示，隨著災後恢復完成，被訪者的健康狀況逐漸好轉。為了便於探討，本書將關於健康的12個問題進行因子分析，提取出“身體健康因子”“心理健康因子”“未來信心因子”三個因子，數據顯示，身體健康和未來信心均隨重建完成而變得愈加積極，而心理健康的變化則呈現相反的結果。為了對這一現像進行探討，本書從社會網的角度出發，分析了社群社會資本對心理健康重建起到的作用，分析發現前者對後者的負向影響作用。本書試著使用鄉村裡村民的分層現像對“社群社會資本越高心理健康值反而越低”這一結果做出解釋，即村中社會地位較高的人抱團形成獨立於其他村民的精英團體，村中大多數普通村民形成另一個圈子。後者雖有更高的關繫網密度，但是由於內部成員地位較低、生活條件更差、壓力更大、權益更不容易得到保障，因而心理健康程度更低。與此同時，與自己社會地位相似者交往使得村民變得封閉，這種封閉而緊密的小圈子進一步催生了悲觀、壓力等對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的情緒。

第八章和第九章探討的是村民對政府態度的變化情況。我們收集的村民對各級政府信任的數據顯示，民眾的基層政府信任度是一路走低的，對高層政府的信任度雖然居高不下，但也存在一個下行的趨勢。對政府工作的觀感的數據顯示，民眾對政府滿意度的總體趨勢是“央強地弱”，且呈現下降態勢。為了進一步研究政府滿意度變化的邏輯，本書從社會資本的角度對政府滿意度變化進行了線性回歸和跨層的多層線性回歸分析。線性回歸結果表明，2009年及2012年，認知型社群社會資本對基層和高層政府滿意度均有顯著影響，到重建完成時，原本影響程度不重要的個體社會資本及關繫型社群社會資本的影響也變得顯著。多層線性回歸結果表明，村莊整體的社群社會資本對基層和高層政府滿意度都有顯著正向影響，村委會活躍程度會顯著正向調節“拜年網規模”對基層政府滿意度的影響，村莊整體的社群社會資本會顯著正向調節“鄉以上干部中親友數”對高層政府滿意度的影響。總體而言，隨著災後恢復的完成，個體社會資本變得越來越重要，有利於村民形成對政府較高的滿意度，同時這種影響會受到社群社會資本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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