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孤獨與團結
當我在午夜被送入急診室,向醫生描述自己的狀況時,我用到了“萎靡不振”(malaise) 這個詞。我的頭很疼,手腳刺痛,一直咳嗽,幾乎不能動。每隔一小會兒,我就止不住地顫栗。2019年12月29日,那一天纔剛剛開始,卻可能是我的終結之日。我的肝髒上有棒球大小的膿腫,感染已經破潰到血液。我當時並不了解這些,但知道情況一定很嚴重。萎靡不振,自然意味著虛弱和疲憊,一種周身無法運轉卻無能為力之感。
患病時,我們往往會覺得萎靡不振。萎靡(malaise)和痼疾(malady)都是古老的詞彙,來自法語和拉丁語,在英語中也使用了幾百年;在美國大革命時期,它們既表示疾病,也有暴政的意思。波士頓大屠殺後,有些波士頓名流寫信呼吁結束“國家和殖民地的痼疾”勛在討論他們自身以及他們建立的共和國的健康時,也曾用到“萎靡”和“痼疾/弊病”。
本書的主題便是某種疾患,這並非指我自身的病痛,盡管是病痛使我觀察到了這一美國人共同面對的——借用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的說法——“我們的公患”。我們的病是身體上的疾患,更是與之密切相關的政治之惡 (political evil)。生病,使 我 們 某 種 程度地失去自由(freedom);不自由(unfree),又不免有損我們的健康。美國政治中有太多痛苦的詛咒,太少自由(liberty)的護佑。
去年年底我生病時,腦子裡總是想著自由。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二十年來都在圍繞二十世紀的各種暴行來寫作,如種族清洗、納粹大屠殺等。我近年來所思考和演講的主題是,歷史如何抵御當下的暴政並保障未來的自由。我近一次站在聽眾面前,是就“美國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國家”做演講。那天晚上我已覺得不適,但還是完成了工作,隨後便去了醫院。接下來的情況則讓我對自由、對美國有了更深的思考。
2019年9月3日,當我站在慕尼黑的演講臺前,我的闌尾就在發炎。德國醫生忽視了這一點。後來我的闌尾穿孔,肝髒被感染。對此,美國醫生也未能發現。這終導致12月29日我躺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紐黑文市的急診室裡。當病菌在血液中奔走,我腦海中仍思考著自由。2019年12月到2020年3月,超過三個月的時間裡,我輾轉過五家醫院,做了些筆記,畫了些草圖。當意志無法移動身體,或者當身體被束縛於各種袋子和管子當中時,自由與健康之間的緊密聯繫就很容易理解了。
當我翻看自己浸染著生理鹽水、酒精和鮮血的醫院日志,紐黑文醫院的部分書寫於那年的後幾天; 正是充溢於筆端的強烈情感,曾在我瀕臨死亡時拯救了我。是某種強烈的憤怒和某種溫柔的共情支撐著我,也促使我重新思考自由。我在紐黑文寫下的句話是“隻有憤怒,孤獨的憤怒”。我從未感受過比致死疾病中的憤怒更加純粹、強烈的情緒。它在醫院的夜晚向我走來,遞給我一支火把,燃亮我此生的至暗時刻。
12月29日,在急診室待了17個小時後,我接受了肝髒手術。12月30日清晨,我躺在病床上,手臂和胸口都插著管子;我無法握拳,但我想像自己正在握拳。我沒辦法用前臂在床上撐起身子,但我想像自己正在這麼做。我隻是又一間病房裡的又一個病人,又一組衰竭的器官,又一條受感染的血管。但我的感受並非如此。我感受到的是一個動彈不得、怒火中燒的自我。
這種憤怒有種美妙的純潔,沒有被任何客體玷污。我並非對上帝生氣,這不是他的錯。我沒有對醫生和護士生氣,他們也不過是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上不完美的人。我插著蜿蜒的管子,躺在病房裡皺巴巴的床單上,病房外城市行人來去自由,送貨員把門摔得巨響,卡車司機狂按喇叭,我也並非因這種種而憤然。我血液中的細菌正在慶祝豐收,對此我也並不憤怒。我的憤怒沒有對像。令我憤怒的,是那個我並未置身其中的世界。
我怒故我在。憤怒的火把映照出我的輪廓。“孤獨者的影子是獨一無二的。”我在日記中晦澀地寫道。我剛開始燃燒。第二天,12月31日,我的大腦開始從敗血癥和鎮靜劑中恢復。我終於能進行超過幾秒鐘的思考。段的延伸思考就與“獨特性”有關。沒有人曾經歷我所經歷的生活,做出和我同樣的選擇。沒有人在完全相同的情況下,以相同的情緒度過新年夜。
我希望我的憤怒能帶我離開病床,邁進新年。在腦海中,我看到自己的尸體,它正腐爛。腐爛的恐怖,可以預見。對每一個真正生活過的人來說,都是如此。而我想要的,是不可預見,我自己的不可預見,以及我與他人的不可預見之間的聯結。
有幾個晚上,我的怒火就是我的生命。就在此地,就在此刻,而我渴望著更多的此地,更久的此刻。我躺在床上,渴望再活幾個星期,然後再多幾個星期,我不知道那時自己的身體會發生什麼,不知道那時自己會想些什麼;但我至少知道,那個在感覺、在思考的人是我。死亡將終結我對世間萬物“可能如何”和 “應該如何”的感受,終結我對可能性和美的感受。正如我在日記中所寫的那樣,令我憤怒的是那種虛無,“那種特別的虛無”(that particular nothing)。
憤怒每次隻出現幾分鐘,給我帶來溫暖和光明。盡管在發燒,我卻一直都覺得冷。跨年夜的病床上,我渴望太陽升起,渴望陽光停駐在房間,灑在我的皮膚上。打了三天寒顫之後,我需要更多的溫暖,單薄的鋪蓋卻因胸口和手臂的插管而四面漏風。新英格蘭的鼕日晨曦透過厚厚的窗戶已暖意無多;我活在像征和渴望裡。
我不想自己心中的火把成為一盞孤燈。事實也並未如此。人們來探望我。妻子拉開窗簾,那一抹新年的氣息也隨之湧入。其他訪客陸續到來,我會猜想他們在床邊面對無助的我會作何反應,但我無法確知。我記得,一些來探望的老朋友相信,有人探望的病人會得到更好的治療。他們當然是對的:歸根到底,健康總是一件與“在一起”(being together) 有關的事,無論以何種方式。
探訪有助於獨處。團結在一起,可以讓我們在寧靜中回歸孤獨。朋友們哪怕隻是出現,也會喚起記憶,令人回想起我們的過往。我想起有一次,有位朋友分享了“為什麼要探望病人”的務實觀點:多年前,是我在她的病床邊探視,當時她生著病,又在孕中;而她當時就住在我正置身其中的這家醫院。我想到了她的孩子,然後想到了我的孩子。另一種情緒正在凝聚:溫柔的共情。
那憤怒純然就是我自己:我想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而非作為世界的回聲;我想要創作,而非腐爛。除了整個宇宙和它的非生命法則,這憤怒不針對任何對像。有那麼一兩個晚上,我在自己的光芒中閃耀。
然而,第二種情緒慢慢地、輕柔地襲來,以另一種方式支撐著我:我感受到,隻有當生命不僅僅與自己有關的時候,纔是真正的生活。在我深陷孤獨,對自己無能為力,甚至全部的動感都隻能來自腦際想像時,這種情緒與憤怒一樣,造訪了我。在這種情緒中,我體味到自己和其他人簇擁著,滾過時間之流。我試圖在日記中畫出這種感覺,想到的是一個擺蕩的、漂浮的載體。它看起來有點像一隻木筏。
木筏可以由點滴材料逐漸搭造。我是木筏的一部分,其他人也是;我們在同一水面上漂浮、推搡,有時毫不費力,有時則可能撞到岩石。如果我那一條木板掉進深海,木筏可能會傾斜或覆沒。筏子上的其他木板,有的離我的木板遠些,有的則近些。我提醒自己,我的孩子們的生活如何與我的生活緊密相連。要緊的不是我的獨一無二,而是我屬於他們,是他們的父親。他們的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期待著我的在場。他們從未與我切割。他們的木板一直與我的木板綁在一起。
我想像著,如果沒有我,他們生活中那些讓父母刻骨銘心的日常細節——足球訓練,應對數學作業,高聲朗讀——會有怎樣的不同。我痛苦地發現,想像中兒子、女兒沒有我參與的生活的場景,竟然與我們過往共度的生活同樣真實。我在腦海裡看著他們的未來如何在沒有我的情況下展開,隨即抽離這樣的思緒。
我的生命不隻屬於我自己,這種漂浮的思緒、溫柔的共情,護佑我遠離死亡。這種“生命被共享”的感覺從我的孩子開始,也向外延伸,參差的木材集合在一起組成木筏。我和我認識的、我愛的每一個人都在奮力踏浪前進,如果我現在倒下,所有人都會受到影響。在這種情緒下,我不再憤怒,而是在浮想、回 憶、沉思、共情。
憤怒幫助我看清了自己,幫助我的身體和心靈在受到衝擊後重新振作。而共情將我置於他人之中。在這種情緒中,我是否特殊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其他人之中,在他們的記憶和期望中,為他們的生活形態提供支持,在困難時期充當浮標。既然我的生活不僅僅是我自己的,那麼我的死亡也不僅僅是我自己的。當我理解到這一點,我又開始憤怒。一切,不能任其如此。
共情盡管與憤怒截然不同,卻一起發揮作用。每種情緒都揭示了一個與我有關的真相和面向。二者缺一不可,皆為我所必需。我需要火把和木筏,需要火種和水源,需要孤獨和團結,纔能贏得健康,獲得自由。這些對我而言確鑿無疑,我猜想,對其他人也應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