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孤獨與團結
當我在午夜被送入急診室，向醫生描述自己的狀況時，我用到了“萎靡不振”（malaise） 這個詞。我的頭很疼，手腳刺痛，一直咳嗽，幾乎不能動。每隔一小會兒，我就止不住地顫栗。2019年12月29日，那一天纔剛剛開始，卻可能是我的終結之日。我的肝髒上有棒球大小的膿腫，感染已經破潰到血液。我當時並不了解這些，但知道情況一定很嚴重。萎靡不振，自然意味著虛弱和疲憊，一種周身無法運轉卻無能為力之感。
患病時，我們往往會覺得萎靡不振。萎靡（malaise）和痼疾（malady）都是古老的詞彙，來自法語和拉丁語，在英語中也使用了幾百年；在美國大革命時期，它們既表示疾病，也有暴政的意思。波士頓大屠殺後，有些波士頓名流寫信呼吁結束“國家和殖民地的痼疾”勛在討論他們自身以及他們建立的共和國的健康時，也曾用到“萎靡”和“痼疾/弊病”。
本書的主題便是某種疾患，這並非指我自身的病痛，盡管是病痛使我觀察到了這一美國人共同面對的——借用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的說法——“我們的公患”。我們的病是身體上的疾患，更是與之密切相關的政治之惡 （political evil）。生病，使 我 們 某 種 程度地失去自由（freedom）；不自由（unfree），又不免有損我們的健康。美國政治中有太多痛苦的詛咒，太少自由（liberty）的護佑。
去年年底我生病時，腦子裡總是想著自由。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二十年來都在圍繞二十世紀的各種暴行來寫作，如種族清洗、納粹大屠殺等。我近年來所思考和演講的主題是，歷史如何抵御當下的暴政並保障未來的自由。我近一次站在聽眾面前，是就“美國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國家”做演講。那天晚上我已覺得不適，但還是完成了工作，隨後便去了醫院。接下來的情況則讓我對自由、對美國有了更深的思考。
2019年9月3日，當我站在慕尼黑的演講臺前，我的闌尾就在發炎。德國醫生忽視了這一點。後來我的闌尾穿孔，肝髒被感染。對此，美國醫生也未能發現。這終導致12月29日我躺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紐黑文市的急診室裡。當病菌在血液中奔走，我腦海中仍思考著自由。2019年12月到2020年3月，超過三個月的時間裡，我輾轉過五家醫院，做了些筆記，畫了些草圖。當意志無法移動身體，或者當身體被束縛於各種袋子和管子當中時，自由與健康之間的緊密聯繫就很容易理解了。
當我翻看自己浸染著生理鹽水、酒精和鮮血的醫院日志，紐黑文醫院的部分書寫於那年的後幾天； 正是充溢於筆端的強烈情感，曾在我瀕臨死亡時拯救了我。是某種強烈的憤怒和某種溫柔的共情支撐著我，也促使我重新思考自由。我在紐黑文寫下的句話是“隻有憤怒，孤獨的憤怒”。我從未感受過比致死疾病中的憤怒更加純粹、強烈的情緒。它在醫院的夜晚向我走來，遞給我一支火把，燃亮我此生的至暗時刻。
12月29日，在急診室待了17個小時後，我接受了肝髒手術。12月30日清晨，我躺在病床上，手臂和胸口都插著管子；我無法握拳，但我想像自己正在握拳。我沒辦法用前臂在床上撐起身子，但我想像自己正在這麼做。我隻是又一間病房裡的又一個病人，又一組衰竭的器官，又一條受感染的血管。但我的感受並非如此。我感受到的是一個動彈不得、怒火中燒的自我。
這種憤怒有種美妙的純潔，沒有被任何客體玷污。我並非對上帝生氣，這不是他的錯。我沒有對醫生和護士生氣，他們也不過是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上不完美的人。我插著蜿蜒的管子，躺在病房裡皺巴巴的床單上，病房外城市行人來去自由，送貨員把門摔得巨響，卡車司機狂按喇叭，我也並非因這種種而憤然。我血液中的細菌正在慶祝豐收，對此我也並不憤怒。我的憤怒沒有對像。令我憤怒的，是那個我並未置身其中的世界。
我怒故我在。憤怒的火把映照出我的輪廓。“孤獨者的影子是獨一無二的。”我在日記中晦澀地寫道。我剛開始燃燒。第二天，12月31日，我的大腦開始從敗血癥和鎮靜劑中恢復。我終於能進行超過幾秒鐘的思考。段的延伸思考就與“獨特性”有關。沒有人曾經歷我所經歷的生活，做出和我同樣的選擇。沒有人在完全相同的情況下，以相同的情緒度過新年夜。
我希望我的憤怒能帶我離開病床，邁進新年。在腦海中，我看到自己的尸體，它正腐爛。腐爛的恐怖，可以預見。對每一個真正生活過的人來說，都是如此。而我想要的，是不可預見，我自己的不可預見，以及我與他人的不可預見之間的聯結。
有幾個晚上，我的怒火就是我的生命。就在此地，就在此刻，而我渴望著更多的此地，更久的此刻。我躺在床上，渴望再活幾個星期，然後再多幾個星期，我不知道那時自己的身體會發生什麼，不知道那時自己會想些什麼；但我至少知道，那個在感覺、在思考的人是我。死亡將終結我對世間萬物“可能如何”和 “應該如何”的感受，終結我對可能性和美的感受。正如我在日記中所寫的那樣，令我憤怒的是那種虛無，“那種特別的虛無”（that particular nothing）。
憤怒每次隻出現幾分鐘，給我帶來溫暖和光明。盡管在發燒，我卻一直都覺得冷。跨年夜的病床上，我渴望太陽升起，渴望陽光停駐在房間，灑在我的皮膚上。打了三天寒顫之後，我需要更多的溫暖，單薄的鋪蓋卻因胸口和手臂的插管而四面漏風。新英格蘭的鼕日晨曦透過厚厚的窗戶已暖意無多；我活在像征和渴望裡。
我不想自己心中的火把成為一盞孤燈。事實也並未如此。人們來探望我。妻子拉開窗簾，那一抹新年的氣息也隨之湧入。其他訪客陸續到來，我會猜想他們在床邊面對無助的我會作何反應，但我無法確知。我記得，一些來探望的老朋友相信，有人探望的病人會得到更好的治療。他們當然是對的：歸根到底，健康總是一件與“在一起”（being together） 有關的事，無論以何種方式。
探訪有助於獨處。團結在一起，可以讓我們在寧靜中回歸孤獨。朋友們哪怕隻是出現，也會喚起記憶，令人回想起我們的過往。我想起有一次，有位朋友分享了“為什麼要探望病人”的務實觀點：多年前，是我在她的病床邊探視，當時她生著病，又在孕中；而她當時就住在我正置身其中的這家醫院。我想到了她的孩子，然後想到了我的孩子。另一種情緒正在凝聚：溫柔的共情。
那憤怒純然就是我自己：我想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而非作為世界的回聲；我想要創作，而非腐爛。除了整個宇宙和它的非生命法則，這憤怒不針對任何對像。有那麼一兩個晚上，我在自己的光芒中閃耀。
然而，第二種情緒慢慢地、輕柔地襲來，以另一種方式支撐著我：我感受到，隻有當生命不僅僅與自己有關的時候，纔是真正的生活。在我深陷孤獨，對自己無能為力，甚至全部的動感都隻能來自腦際想像時，這種情緒與憤怒一樣，造訪了我。在這種情緒中，我體味到自己和其他人簇擁著，滾過時間之流。我試圖在日記中畫出這種感覺，想到的是一個擺蕩的、漂浮的載體。它看起來有點像一隻木筏。
木筏可以由點滴材料逐漸搭造。我是木筏的一部分，其他人也是；我們在同一水面上漂浮、推搡，有時毫不費力，有時則可能撞到岩石。如果我那一條木板掉進深海，木筏可能會傾斜或覆沒。筏子上的其他木板，有的離我的木板遠些，有的則近些。我提醒自己，我的孩子們的生活如何與我的生活緊密相連。要緊的不是我的獨一無二，而是我屬於他們，是他們的父親。他們的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期待著我的在場。他們從未與我切割。他們的木板一直與我的木板綁在一起。
我想像著，如果沒有我，他們生活中那些讓父母刻骨銘心的日常細節——足球訓練，應對數學作業，高聲朗讀——會有怎樣的不同。我痛苦地發現，想像中兒子、女兒沒有我參與的生活的場景，竟然與我們過往共度的生活同樣真實。我在腦海裡看著他們的未來如何在沒有我的情況下展開，隨即抽離這樣的思緒。
我的生命不隻屬於我自己，這種漂浮的思緒、溫柔的共情，護佑我遠離死亡。這種“生命被共享”的感覺從我的孩子開始，也向外延伸，參差的木材集合在一起組成木筏。我和我認識的、我愛的每一個人都在奮力踏浪前進，如果我現在倒下，所有人都會受到影響。在這種情緒下，我不再憤怒，而是在浮想、回 憶、沉思、共情。
憤怒幫助我看清了自己，幫助我的身體和心靈在受到衝擊後重新振作。而共情將我置於他人之中。在這種情緒中，我是否特殊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其他人之中，在他們的記憶和期望中，為他們的生活形態提供支持，在困難時期充當浮標。既然我的生活不僅僅是我自己的，那麼我的死亡也不僅僅是我自己的。當我理解到這一點，我又開始憤怒。一切，不能任其如此。
共情盡管與憤怒截然不同，卻一起發揮作用。每種情緒都揭示了一個與我有關的真相和面向。二者缺一不可，皆為我所必需。我需要火把和木筏，需要火種和水源，需要孤獨和團結，纔能贏得健康，獲得自由。這些對我而言確鑿無疑，我猜想，對其他人也應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