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謝 001
導 論 彼得?布魯克斯 001
日常，不敢相信 朱迪斯?巴特勒 023
部分閱讀倫理學存在嗎？ 057
詩歌、傷害與閱讀倫理學 伊萊恩?斯凱瑞 059
閱讀倫理學 查爾斯?拉莫爾 072
回應與討論 080
奎邁?安東尼?阿皮亞 080
喬納森?卡勒 085
德裡克?阿特裡奇 091
討論環節1：閱讀倫理學 097
第二部分閱讀倫理學與職業 105
生與半熟 帕特麗夏?威廉姆斯 107
克服通往王國和命運的障礙：閱讀倫理學和大學的管理者
拉爾夫?赫克斯特（與克雷格?巴克沃爾德） 118
回應與討論 132
理查德?森尼特 132
邁克爾?羅斯 135
威廉姆?傑爾馬諾 139
討論環節2：閱讀倫理學與職業 145
第三部分人文學科與人權 155
另一個人的呼告 喬納森?李爾 157
論人文學科與人權 保羅?W.卡恩 167
回應與討論 177
金姆?萊恩?謝佩勒 177
迪迪埃?法桑 182
討論環節3：人文學科與人權 186
總結討論 196
注 釋 214
撰稿者簡介 227

導 論

彼得?布魯克斯

過去幾年裡，我曾以“閱讀倫理學與專業主義文化”為題，給學生和教職員開設了一門小型研討課。研討課提出了這些問題：在人文領域用心閱讀將對人的生活起到怎樣的作用？這種閱讀是否會再現或產生一種道德觀？這種閱讀倫理學是否也應該占據職業訓練和公共領域？讀畢美國司法部2002年整理、隨後陸續公開的“虐俘檔案”（Torture Memos），這些問題殘酷地擺在我面前。這些文件呈現的論點，通過以扭曲、機巧、變態、不道德的方式闡釋法律文本，來證明酷刑的合法性。很多人已找法律顧問辦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來剖析這些備忘錄，既然該機構被視作法律分析標準的提供者，我在此便不再詳述他們如何以武斷專橫而非言之有據的方式來闡釋字詞、短語的意義和用法。我對自己說，當一個接受過嚴格詩學訓練的人要做出如此居心不良的詮釋時，不可能不受其職業良心的提醒：這是不對的。這就是我力圖在小型研討會上表明的立場，我始終明白它不會被當作一個信條，如果沒有證據，那麼它需要探索和分析。這門小型研討課（諸多傑出的人物應我邀請而來）所導向和倡議而成的“公共領域中的人文學科”研討會，為本書提供了材料。
“虐俘檔案”的問題和我的課堂經歷使我在闡釋法律文本時提出，人文學科可以並極盡可能地體現對道德閱讀的承諾。這個承諾，以及它所蘊含的細讀規則和訓練，代表了我們作為人文學科的教師需要給其他領域帶來一些東西，尤其是那些為律師等職業人士提供閱讀訓練的教師，他們的工作包含了闡釋。
在美國文化中，講授人文學科在很多人看來是一份無權無勢、地位漸低的職業。“人文學科的危機”一說廣為流傳，成為美國高等教育普遍遭遇危機突出的表現。因此我們看到，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騙子教授》（Profscam）、《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Tenured Radical），到《學海漂流》（Academically Adrift）、《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類似書籍數不勝數。2011年，《紐約書評》刊發了我同事安東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的一篇文章《我們不及格的校園》（Our Flunking Universities）。作為數十年來美國信念中的核心精神，大學教育的特殊價值如今受到質疑。我們被告知，這整個事業都可能是在浪費時間、金錢和國家服務。甚至有個慈善組織，泰爾基金會（Thiel Foundation），提供1的獎金，誘使孩子們從高校輟學自主創業，其理論是高校在阻礙而非促進創造力的發展。在這場“危機”中，人文學科被形容為一種徘徊在世界上的僵尸，而這個世界應該生產技術專家和企業家。
但這場危機可能真實地存在於某處，存在於人文思想和分析的邊緣化之中。在一個對思想和心靈的操控日益成為世界運轉之核心的社會，對轟炸我們的各種社會、政治和文化信息進行批判性閱讀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訓練。作為闡釋性的人文學科的實踐者，我們不能再那麼謙遜，需要向公眾申明我們任務的重要性。當雪萊堅稱詩人是人類不被承認的立法者（unacknowledged legislators）時，他並不是全然錯誤的：文化的改變裹挾了一切。人文學科的細讀應該向其他領域輸出，應該在公共生活中占據一席之地。
我的領域是文學研究，而且迄今我所論者似乎表明我隻對文學分析和闡釋感興趣。事實上，我要指出，對文學研究至關重要的細讀、精讀和訓練有素的閱讀，也是整個人文學科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之“解釋學轉向”（interpretive turn）植根於人文學術的通盤變化。人文學科的闡釋往往始自特定的閱讀行為 — 一份難以破解的文件，一個有待潤飾的詞，一堆需要拼合的人工制品殘片，一處帶有肖像學意味的圖像細節，一個急需語境的觀念 — 並由此而邁向更宏闊的闡釋結構和理論。隻要人文學科還是一份闡釋的事業 — 正如它們目前所是，而非形式簡單的數據采集 — 那麼，沒有審慎、辨析、自省的閱讀，它們便無計可施。
我從“虐俘檔案”談起，是因為在這個案例中，不閱讀的災難性後果是如此清楚和可怕 — 佯裝閱讀，實際卻插入自己的偏見，選擇性地從文本中得出結論。誤讀《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Convention AgainstTorture and Cruel and Inhuman Treatment），稱它被美國法典兼容，間接表明了居心不良的闡釋會帶來何種後果。盡管其他那些草率、誤導、用心險惡的闡釋所導致的結果未必如此駭人聽聞，但它們會導致一繫列的偏差。《紐約客》的記者簡?邁爾指出，布什政府通過曲解語言來歪曲事實。在我看來，不僅在這個特定案例中，即使在當前的總體文化裡，此說法也是極有道理的。
這不應被解釋為提倡從復雜文本中抽出簡明大意，逃避含混和不確定。相反，閱讀作為一種自省的實踐 — 所謂“以慢鏡頭閱讀”（reading in slow motion）表明，簡化和過於明晰是有缺陷的。我也不相信，讀好書必定會讓一個人成為好人。我們的歷史上有充足的例子揭穿這類謊言：人們可以白天殺戮猶太人，回家之後夜讀歌德。我想捍衛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和實踐行為。閱讀實踐本身，帶著對語言的悉心和專注，追尋它的語境、意涵和不確定性，可以說是一種道德行為。為了確保我們的闡釋能夠得到文本的語境（以及它的上下文）的支撐，就意味著 — 不像“虐俘檔案”的作者們 — 我們必須不斷地使我們對文本的理解在整體上受制於詞典、歷史視域以及文本。如此服從於超越了個人傾向的文化，本身即是一種訓練。在某種意義上，這就是T. S. 艾略特所謂的一切偉大藝術都是非個人化的（impersonal）。
說閱讀是課堂及課堂之外的一種實踐，不是我談論的終點；對此我稍後將談論更多。現在，我想談談本書中其他的聲音。閱讀的倫理學思考，使我產生了就此議題舉行研討會、將一群如此出色的人士聚集起來的想法。我的預設和推測需要獲得一批思想家的檢驗，他們的著述既涉及閱讀實踐，也不乏更寬廣的道德和社會關懷。我向獲邀者說明了我召集這次會議的目標，請他們務必就我提出的話題寫出聚焦且有針對性的論見。這不是一次由教授們來宣讀學術論文的會議，而是觀點的交流，是對話。每場對談都不得超過15分鐘，三個議程都各包括兩位發言人和兩到三位評議人，然後是聽眾大討論。因此口頭交流（本會議中大量存在）真的和書面報告一樣重要。
為了開啟討論會，我想我們該有一個具有相當長度的主題發言，這位發言人的成果應已被公認為關鍵性地將閱讀實踐引入了公共生活。於是，朱迪斯?巴特勒向聽眾（意料之中地濟濟一堂）作了以“日常，不敢相信”（Ordinary, Incredulous）為題的演講，由此當場提出一個關鍵話題，關乎我們對人文學科的理解，以及怎樣捍衛人文學科：如果不用特定的語言，如果沒有那些希望從純粹工具性術語中尋求知識的人的特定價值框架，我們如何捍衛我們的實踐？將知識的本質視作工具性，用世俗的使用價值來衡量知識，這種觀念支配著如今全世界的教育。即便對我們，這類在研討會上發言和聆聽的人來說，人文學科的價值顯而易見、無須捍衛，如果我們回復論敵說，我們不會費心於回應他們的批評，如果我們對人文學科的用途完全不予辯護，那麼我們的事業也會受到威脅。而當我們承擔起辯護之職時，很快就會陷入具有工具性的語言之中，這使我們的價值受到質疑。沒有人可以向那些完全不承認人文學科的人去爭論人文學科的內在價值。但是，巴特勒問，“如果人文學科將給公共生活帶來影響，是否意味著隻能說它們有助於某些社會福祉？工具性是否就是我們談論它有所影響的方式？”
在此，我們進入了一個學術界所有人都認為是真實而亟待解決的癥結。英國的教員，幾年來都屈從於“科研評估制度”（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被要求論證他們的工作有何“影響”，能否期待它們產生社會效果。在美國，各種基金會和智庫所大力資助的一項運動迫使大學檢驗它們所提供教育的“產出”，並把學費花在他們所估量的大學教育的“附加值”上。有利可圖的評估業發展起來，兜售“高校學業評價”（CollegeLearning Assessment，簡稱CLA）之類的測評指標，旨在提供平臺以比較各種項目和機構的效果。我後面還會再談這種檢測方式，它們似乎把知識的“產出”界定為主要是工具性的、用來解決問題的。它們沒有檢驗人文學科所教授的理解力的種類。用一個冠冕堂皇、過時但也許恰切的詞來說，它們沒有檢驗智慧。
正如巴特勒進而寫道，我們特有的批判性重估的能力是無法為指標所衡量的，人文學科卻日益遭到這些指標的評判。申請項目資助令巴特勒產生疑惑，她要回答“你的項目能交付什麼成果”，於是陷入滿篇令人目眩的“可交付品”（deliverable）中，正如將知識工具化為可以送達某人家門口的包裹。發言的結尾，她以率性的措辭安頓了這個問題： “我們發現自己在那些帶有價值指標的語言中安居又流離，這些指標不僅無法妥帖地測量我們的所為，其對價值領域的壟斷也是如此危險以致湮沒我們的所為。”抵抗湮沒意味著重議價值問題，質疑顯而易見之物，拒絕工具性指標，並且對（巴特勒主張考察的）語言的種種當代運用持批評性的態度。
巴特勒的這番分析，令我敬畏她的辯證力，敬畏她有能力吸引聽眾進入一種思考模式，這一模式恰恰展示出那種必須執行的抵抗。她提供的這套迂回而又有說服力的論見，必須貫徹於其推進的細節中：它不是用來制造一個打包好的“可交付品”，而是產生一種具有批判性的思想形式。巴特勒的文章開啟了我們話題所需的關切，可謂榜樣。
接下來，研討會舉行了三個議程，每個議程的後是圓桌討論。個議程討論了我曾在小型研討課上所致力的，盡管也置疑的潛在假設： “閱讀倫理學存在嗎？”當我們一邊閱讀一邊對闡釋過程自我覺察時，我們有何收獲？闡釋者，就語源學和今義而言，都意味著中間人，即意義的使者，力圖從此域出發去理解彼域。我們可能會問，為什麼闡釋是必要的？為什麼對書寫的理解必然激活闡釋者的中間人角色？為什麼意義不能單是讀取而已？對於語言本身、語言在規範和界定人類時所扮演的角色，闡釋的需要教會了我們什麼？伊萊恩?斯凱瑞（Elaine Scarry），一位博雅的文學學者，以及查爾斯?拉莫爾（Charles Larmore），一位哲學家，以與眾不同的方式論述了這些議題，而且我想，他們都正中靶心。斯凱瑞將我們引向審慎而充滿爭辯的詩歌的悠久傳統，這些詩歌中上演著兩種聲音的爭執或對話。借由詩歌的這種正式結構，她演繹出閱讀具有教化移情的作用 — 在林?亨特（Lynn Hunt）的論見中，人權話語確實源自18世紀小說。這又導向了斯凱瑞的關懷，即美可以創造出我們內在的共情能力。她在文章開篇即提問，閱讀是否消減了世界的傷害，但到她展開論述時，這個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 不是在簡單的意義上（比如閱讀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而在於閱讀（也許隻是讀）有能力滋養那些使我們成為人的東西。
查爾斯?拉莫爾將我們導向柏拉圖在《斐德羅篇》中提出的問題：文本“到處流散”，可以被任何人閱讀和誤讀，而沒有作者在一旁糾正。這種感覺使拉莫爾沉思閱讀可能以哪些方式指涉道德關繫。如果一個文本不免被誤讀 — 如果我們無論如何都未必能把作者自己的解讀接受為權威界定 — 這說明讀者應該怎樣同文本建立謹慎關聯？終，拉莫爾引用了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對語言的尊重，作為一種“心智的訓練，它將極度的責任感投向那的無辜被冤之物，即語言，它與眾不同地教人尊敬人類的其他善行”。對語言負有“責任感”，當然包括尊重我們所面對的各種既定的言說方式，這便直接導向了一個我為關切的閱讀之道德的話題。
拉莫爾堅稱閱讀的道德關繫需要面對作者，面對這個人，而不能隻處理與文本的關繫，這招致了哲學教授奎邁?安東尼?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文學研究者德裡克?阿特裡奇（Derek Attridge）等評議人的些許異議，他們重新闡釋了我們閱讀時會對誰或何物產生責任感。另一方面，文學理論家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將倫理解讀的觀念消解為文學批評家企圖將他們的工作從虛無主義和無用中拯救出來的努力。“到處流散”的文本也許會被用於各種用途。我發現自己心有戚戚於阿特裡奇對拉莫爾論文的細心修正，這使他再次強調，書寫文本這一行為使我們易受他人攻擊，而我們如何對待被攻擊的弱點，是對我們道德品性的一種考驗。對阿特裡奇而言，這觸及了伊曼努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倫理思考，後者乃是基於我們對他人的認識和責任感。如果文本代表了一種與我們交流者的嘗試 — 脆弱的、易受攻擊的 — 那麼我們也許會認為我們的責任是在交流中投入敬意的關注。對我來說，這未必敦使創造文本的個人或群體有所覺醒 — 作為個人，他們一般不易接近 —但會影響有目的的交流行為本身。
我的小型研討課原本題為“閱讀倫理學與專業主義文化”（The Ethics of Reading and the Cultures of Professionalism），以 表明如果我們希望避免“虐俘檔案”式的讀解，則人文學科所盡力實踐的閱讀方式也許需要更強烈地表現於職業教育中。因此在第二段議程中，我們轉向了“閱讀倫理學與職業”（The Ethicsof Reading and the Professions）。職業教育也許是現代美國大學有特色、強大的產物。職業化的驅動力 — 比如，眾所周知，現代美國法學院和商學院的出現 — 是否已抑制了對閱讀倫理的關注？閱讀的人文傳統是否需要在職業學院中得到更好的體現？閱讀教育對修辭的體察，能否糾正人們普遍隻預設語言實用性的傾向？曾經，高級的英國公務員多從牛津或劍橋的古典學研習者中招募。這種模式並未被美國采用，而且今天看來也相當稀奇。然而，也許有必要問，是否有途徑創造一種嶄新而有力的關聯，來連接這種構成人文學科精髓的閱讀、闡釋和反映？
我們這一議題的發言人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帕特麗夏?威廉姆斯（Patricia Williams） — 她也是《民族報》（The Nation）的專欄作家，積極介入美國政治話題，尤其是種族問題。還有拉爾夫?赫克斯特（Ralph Hexter），他接受過古典學訓練，目前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教務長兼副校監。威廉姆斯在她的論文中，號召每一位讀者思索自己對世界的解說，而她本人則對事件所引起的反應，包括說明文字和虛構敘事進行文化的解讀。赫克斯特則將閱讀置於共同的、集體的語境中，其中闡釋性的產物和道德效應對人們的生活至關重要。在這種語境中，他有力地倡導“作為讀者，亦即闡釋者，我們應該導向義務論……也就是說，我們更應在過程中體現道德關懷，而非從結果來評判不道德的行徑”。評議人、衛斯理大學校長邁克爾?羅斯（MichaelRoth）頗為激進：轉向閱讀倫理學，在他看來意味著一種逃避策略，遠離那些代表解構主義全盛期的遊戲式、暴力式閱讀。在我看來，倫理道德並不排斥遊戲之物 — 我們可以回顧席勒的《審美教育書簡》，論辯遊戲是一切審美閱讀的核心 — 但我必須表明對暴力的強烈反對，對我而言它似乎不值得認真對待。那天結束時我們又回頭討論了這些問題。
繼而，社會學家、城市規劃專家及文化評論家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提出了潛在的悲劇性境遇，即藝術、遊戲之物、自我表達和閱讀（以我之見）也許隻能在少數的精英機構中找到支持和容身之所。勞特利奇出版社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兼職編輯、庫珀聯盟人文學院現任院長威廉姆?傑爾馬諾（William Germano）向我們指出，作者和讀者的關繫本質上是道德性的： “寫作，如你所意；寫作，如同你所寫的可以改變讀者。因為它確實可以。”我想大多數與會者都認可這一召喚。
在第三個議題中，我們致力於人文學科與人權之間那懸而未決、爭議頗多的關繫。人文學者未必就要傳授人道主義。我想，若聲稱研習人文學科將使人更加人道，隻會促成混亂 — 歷史上有充分的例子堪為反證。我們當然想要推動人們閱讀好書，可我們不能以為它們必然帶來善果。實際上，偉大的書，從《約伯記》、《俄狄浦斯王》到《白鯨記》、《卡拉馬佐夫兄弟》，都廣泛地非議了人類生活的美好圖景和傳統美德。如我們所知，人文學科主要源於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恢復和研讀古典文本的關切。“literae humaniores”（人文學科）的事業是指，從業者要從人類的境遇出發來對待人類的反思。這未必等同於我們以為的有關人權的正確思想。
人文學科的學習在何種程度上可以為思考人權提供基礎？文學和深讀所推動的富有想像力的共情形式是否確為人權話語的基石？此前我曾提及，這個觀點由歷史學家林?亨特提出，她在其著作《人權的發明》（Inventing Human Rights）中指出，人權觀念肇源於18世紀文學，主要是小說 — 尤其是塞繆爾?理查森（Samul Richard）和讓 — 雅克?盧梭的書信體小說 — 教我們發揮想像，設身處地地理解他人。這也是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所提出的觀點。18世紀所謂的“同情”（sympathy）和“移情”（empathy），源於人們從他人視角來觀察、感知世界的能力。我們意識到人類尊嚴被侵犯，無疑也由小說推動而成，從哈裡耶特?比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到庫切（J. M. Coetzee）的《等待野蠻人》（Waiting for theBarbarians）均是如此。不過，借由虛構性敘事而獲得的人權觀念就沒有局限嗎？盧梭自己即提醒我們，模仿情感的能力含有危險：模仿本身可以滿足並攪亂我們的道德指南針。
討論這些問題的，有哲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喬納森?李爾（Jonathan Lear），以及法學家保羅?卡恩（Paul Kahn），他的研究既包括《馬伯裡訴麥迪遜案判決書》（Marbury v. Madison），亦觀照《李爾王》。喬納森?李爾富有感染力地講述了印第安克勞族（Crow Indians）後一任大酋長的話怎樣激起了他的反應 — 大約在他聽完這席話15年之後 — 促使他以哲學和心理分析的闡釋方式去接觸印第安克勞族部落，感受文化認同的慘痛喪失。李爾的講述為如何連接闡釋技巧與道德使命提供了一種範例 —將一個人的生命放置於他的闡釋行為的後果之中。李爾清晰地勾勒出他的論見切合我們的議題：社會科學研究者（他們已開展大量對印第安克勞族部落的研究）的測量工具無法全面地理解文化的毀損和信仰繫統的遺失。唯有人文學科的闡釋性閱讀纔能培育出全面的理解。當李爾號召以“詩意”來對待美國主流文化帶給印第安克勞族文化的傷害時，他明白詩歌意味著詞語可以將我們從自滿和倦怠中喚醒，使我們眼中的世界煥然一新。同情他人之痛，於是要求阻止此痛，人權法正是在此基礎上獲得了普世意義，但保羅?卡恩對此持懷疑態度。政治想像不僅依賴於同情心，也看重犧牲精神，由此催生出暴力。對卡恩來說，人文學科可以提供法律和社會科學的闕如之物：闡釋行為本身即是一種創造行為。他提出的重要觀點是“闡釋出的真理不能脫離闡釋行為”。亦即，一個闡釋的制造 — 它隻能在潛在的無盡對話中，由另一個闡釋來回答 — 既需要從結果上，也需要從它產生的過程中得到評判。在卡恩看來，信守人類的尊嚴，並不在於同情他人苦難，而是需要共享人類創造力的秘密。
對此予以評議的是普林斯頓大學法學與公共事務學院課程主任金姆?萊恩?謝佩勒，以及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社會科學院教授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法桑的研究由無國界醫生轉向人類學和人道主義干預的政治學。謝佩勒從卡恩對人類創造力的辯護開始，認為自我主導性（self-authorship）意在張揚個體的尊嚴。在此，她談到自己對俄羅斯和東歐的認識，以及如何通過反諷、引用和音調不協 — 謝爾蓋?烏夏金（Sergei Oushakine）所謂“模擬式抵抗”（mimetic resistance）的策略或技巧 — 在實踐中抵抗極權主義。在一個政權希求封閉和警察式監管的空間中，創造力是一種闡釋，一種抗爭行為。基於對人道主義干預後果和人權問題的悉心研究，迪迪埃?法桑對人文學科既捍衛亦提出批評，並提議在社會科學和人文主義的思想之間建立創造性的對話。如果說“對人權和人道主義的想像充滿宏願，即相信好人可以通過衛護、協助來向他人行善”，這一點需要接受審視，因為它既能行善亦可作惡。對人權的訴求，會將政治訴求誇大、混淆為基本權利。法桑在末尾引用了康拉德小說《黑暗的心》中殖民者庫爾茲所說的“進步”（progress）一詞，漂亮地解釋了這個問題，因為庫爾茲恰恰體現了人道主義想像如何變為瘋狂。

本書對人文學科價值的公共討論做出了極具獨創性的、令人振奮的貢獻。布魯克斯召集的每一位學者都是一流的，且研究領域各不相同，分別代表了文學、哲學、政治理論、法律以及人文社會科學。他們頗富洞察力的論文是在激烈的討論與真正的跨學科交流中形成的。本書提供的視角範圍之廣、質量之高，獨一無二，對學者和非學者都會有所啟發。

——瑪莎?C. 納斯鮑姆，芝加哥大學

在《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中，彼得?布魯克斯發起了一場引人注目的對話，探討了人文學科對於跨國界、跨學科公共領域發展的重要貢獻。作者們從一繫列角度討論“閱讀倫理”，生動地描述了語言和行動在定義安置政治與人格之關繫的新方法中的作用。

——霍米?K. 巴巴，哈佛大學

《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不僅是一本充滿智慧的論文集，還為傑出的參與者之間的討論、對話和分歧留下了充分的空間。這本書充滿智性的能量。強烈推薦給任何關心閱讀倫理與人文的公共善好的讀者。

——芮塔?菲爾斯基，弗吉尼亞大學

詩歌、傷害與閱讀倫理學

伊萊恩?斯凱瑞

何謂文學的道德力量？它能消減傷害的舉動嗎？如果能，文學在哪些方面不負此望？所有這些問題，首先取決於另一問題：有什麼能消減傷害？
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書中，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過去的五千多年裡，暴力的諸多形式已經偃旗息鼓。在這一歷史長河中，他挑出來尤加審視的是17世紀下半葉到18世紀上半葉這一百年，百年間一繫列暴行 — 處決女巫、囚禁債務人、虐待動物、虐待人類、判死刑、奴役同胞 — 突然廢止了，盡管並未滅絕。
為了解釋“日常情感的徹底變化”如何導向“對苦難的感同身受”，以及人道主義革命中出現的保護性法律，平克主張，法律改革是人們識文斷字的能力日益提升的產物。書籍銷量的驚人增長立即帶動了改革（例如，在英格蘭，17世紀每十年出版的書籍不到500種，18世紀每十年出版物卻已達到2 000種，而在19世紀這一數字則是7 000 2 ），催生改革的還有上升幅度同樣驚人的識字率，至17世紀末大多數英國人都具備了讀寫能力，進入18世紀末的法國人也是如此，丹麥人、芬蘭人、德國人、冰島人、蘇格蘭人、瑞典人、瑞士人到19世紀末也大多能掌握文字了。
平克挑出了一種特別的閱讀形式和一種特別的書籍，即小說 — 盡管我們看到，詩歌的出現遠遠早於小說，其特質對於文學減輕傷害的能力也是至關重要的。平克巧妙地引用了歷史學家林?亨特的著述，令人信服地描繪了暢銷書對人們的影響，如理查遜的帕梅拉和盧梭的朱麗，使我們以想像的方式進入了其他人的生活，包括那些沒有社會權力的人：女人、僕人和兒童。平克給出了一幅人類精神生活在識字革命前後的對比畫面： “鄉村和家族的狹窄世界，僅靠五官感知便觸手可及，所獲信息單憑一個內容提供者 — 教會，讓位於五花八門的人群、地方、文化和觀念。”
如果我們假設（基於極不完備的證據）文學確實有助於消減傷害 — 不僅在人道主義革命期間，也在其他時代發揮作用 —那麼，文學的哪些屬性可以對此做出解釋？我們旋即想到三個方面：它能移情，它倚重商榷性的思維，它有美感。因為移情對文學而言如此重要，它被捍衛、懷疑、斥責和贊美了無數次。盡管它還值得被驗證無數次，我在此卻不贅述，隻是提請注意：通過“移情”，亨特和平克 — 在我看來是對的 — 不是指文學能夠使我們同情某個虛構之物（誠然，文學當如此），而是指文學能夠鍛煉和強化我們的認知，令我們認識到世界上還有其他的觀念，並使這種認知成為一種強有力的精神習慣。如果在足夠多的人群中產生了這種認知，那麼就會出臺法律反對傷害他人，此後它所傳達的禁令會成為獨立自主的，可脫離感性而存在。文學說： “想像帕梅拉，她免於被傷害的權利對你來說會是不言而喻的。”法律說： “我們不關心你有沒有想像力；不論你能不能想像帕梅拉，你都不得傷害她。”
小說可以喚起讀者的移情能力，其來有自。它預示於文學得以抵擋傷害的第二個屬性：詩歌本然具有對商榷的追求。
詩歌創作與商榷的關聯 — 與辯論中的“正方”（pro）和“反方”（con） — 正在於初描述的繆斯歌唱時的情景，出自荷馬《伊利亞特》卷的結尾。托馬斯?霍布斯對商榷具有濃厚興趣，他在1676年的譯本中，這麼翻譯眾神的宴飲： “他們整天宴飲，直到日落時分。他們食仙饌，飲蜜酒。阿波羅彈琴，繆斯們以歌聲交替相和。”繆斯們交替發出的聲音在亞歷山大?蒲柏的譯本中是聽得見的，更早的約翰?奧格爾比（John Ogilby）的譯本亦如此。奧格爾比對這幾行注釋道： “繆斯們在彼此應答的過程中歌唱……宛如贊美詩； ［荷馬所用的希臘語］構成了一種演說，使正方和反方就此各抒己見。”然後，他引用維吉爾的《牧歌集》（Eclogue），“繆斯們一直喜歡交替錯落的詩行，”又提及赫西俄德的《神譜》，“繆斯開唱這首歌，繆斯結束這首歌。”荷馬為繆斯們制定的這種論辯結構，昭示於每一個英文譯本中，除了喬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的。塞繆爾?巴特勒寫道： “繆斯們高揚她們甜美的聲音，彼此召喚應和”；在裡士滿?拉鐵摩爾的版本中，我們可以讀到“繆斯們歌唱時輪流發出甜美的聲音”；而羅伯特?菲格爾斯（Robert Fagels）的版本則是“繆斯們歌唱/一串串聲音彙聚為合唱”。
阿喀琉斯與阿伽門農之間的爭論點燃了《伊利亞特》這部史詩，而我們傾向於將這種爭論與史詩或戲劇相關聯，前5世紀時希臘的戲劇競賽。但很多其他類型的詩歌也嵌入了這種爭論的結構，我們從“頌歌”（anthem）一詞便可見 — 它源自“對唱曲”（antiphone）或“對詩”（verse response） — 其意經翻譯即浮出水面。一首頌歌或贊美詩，保留著爭論的聲音，這提醒我們，詩歌總與商榷相伴。
……
文學得以消減傷害的第三個屬性是其美感。在這種情況下，讀者自己就可以是受益者；讀者自己免於被傷害，因為 — 至少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如是觀之 — 閱讀拓展了她的生命。佩特察覺到，我們固然不能改變生命的長度，但我們可以“在既定的時間裡獲得盡可能多的脈動”，由此有效地拓展生命。根據佩特的觀點，美麗的藝術品和詩歌無疑將帶來“活躍的、成倍的體會”，因而將200年（甚至2000年）的感知折疊進常人的有生之年裡，如佩特所舉的55歲。
盡管閱讀倫理學必然包括讀者自己的獲益，但我們此處的關注點在另一方面，它往往不為人知，即人們受益於某人的閱讀。美感至少從三個方面對此有所助益。
首先，美的事物（無論詩歌、數學方程式，還是面孔）有其屬性 — 比如對稱、朝氣蓬勃、統合 — 要想在正義的王國中獲致同樣的屬性則困難得多。比如，隨手可以舉出詩的格律具有對稱性，數百年來它為司法領域中的對稱性提供了靈感和指導 — 無論是約翰?羅爾斯說正義即公平，要求“人與人之間的關繫保持對稱”，還是柏拉圖期望罪行與懲罰之間應有對稱（至今遙不可及），抑或休謨所謂期待與滿足之間的對稱。
其次，美打斷了我們自己的思維，給予我們一個突如其來的松緩。艾瑞斯?梅鐸（Iris Murdoch）說，我們在美的事物面前體驗到“吾喪我”（unselfing）；驟然不再“一味關注自我”，不再隻操心一己之利。西蒙娜?韋伊指出這一現像，稱之為“激進的去中心化”（radical decentering）。我稱此為一種“麻醉的鄰接”（opiated adjacency），這個詞很笨拙，但它提醒我們，生活中有許多東西使我們獲得迅疾的愉悅感（如鴉片般令人陶醉），生活中有許多東西使我們感到置身事外，但幾乎沒有東西 — 除了美 —可以同時兼具這兩點。愉悅急切地湧起，而自己卻在邊緣觀望，這邁出了致力於公正美好的步。
與美接觸，還有另一效應。狄奧提瑪（Diotima）告訴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告訴柏拉圖，而柏拉圖告訴我們，當面對美的人或事物時，會產生一種想要將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欲望。狄奧提瑪說，與美接觸，還會湧起創作詩歌、法律著述、哲學作品的欲望。維特根斯坦等現代哲學家亦表達了同一觀點。再次意識到，我們自己的創造能力是實現公正的先決條件：美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為的，而公正往往是人為的；它常需要人們付出巨大的努力纔能實現。因此喚醒我們關注自身創造力的所有事物，就是剔除不對等和傷害的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