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革命時代的中國》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編“講學社叢書”第二輯，內容以2010年著名土耳其裔美國漢學家阿裡夫德裡克（Arif Dirlik）在清華園為“梁啟超紀念講座”發表的繫列講演為基礎擴充而成。德裡克教授從“全球現代性”的視角對20世紀初尤其是“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知識話語中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作了批判性的反思。其所涵蓋的主題非常廣泛，從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到社會學和人類學，再到儒學與國學。在本書中，它們都被理解為進入一個根本問題的共同窗口，即後革命時代的中國思想對文化與歷史的調適。

全書共分八講：前兩講通過釐清現代性、全球性以及歷史等基本概念，說明了作者進行反思的方法論，提出我們的認識途徑是“全球現代性”的視角；接下來逐次反思過去百年中國的社會史研究、社會學和人類學學科以及儒學和國學等知識領域經歷的變革；*後再次總體反思全球現代性以及中國當下的發展，並對未來作出警示。

按照“講學社叢書”的體例，本書在講稿之外增加了叢書總序、課後討論、講座主持人及評議人劉東教授的評議文章、譯者董一格的印像記、媒體的專訪，以及2010年德裡克來華照片等內容，希望未能蒞臨講演現場的讀者也能多角度地領略國際知名學者的風采。

叢書簡介

民國時期，梁啟超組織的“講學社”曾促成中國現代*著名的幾次來華學術交流，先後邀請到杜威、羅素、杜裡舒和泰戈爾，不僅轟動當時，而且影響深遠。因此，“講學社叢書”是接著講學社的計劃來講的，是接著梁任公未竟的事業來講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復建之初即創辦了“三大紀念講座”，包括“梁啟超紀念講座”、“王國維紀念講座”和“陳寅恪紀念獎座”，分別處理“思想與宗教”、“美學、比較文學與漢學”、“邊疆民族史”等課題，以追念並繼承民國時期清華國學院三大導師的傳統。講座同時邀請國內相關領域的學者進行對話和評議，以體現學術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間性。其成果彙集成“講學社叢書”，以期為社會提供一個文化交鋒的鮮活案例。

另一個問題關繫到世界中的霸權問題。在當前世界，權力與意識形態的激烈去中心化是伴隨著現代性的全球化而發生的，而試圖尋求普世化價值的努力也已經失去了可信性。這可以被看作全球民主化的標記，而在某種程度上，它也確實如此。隻是如果我們無法在某些共同價值上達成共識，那麼對民主的想像也會變得極為困難。換言之，共同價值指的是我們自願認同於一套價值，而不是讓任何政治力量或者陰謀權力集團成為這些價值的代言人。今天，我們的共同價值似乎正在文化特殊主義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普*價值已經失去了說服力，這不僅是因為它們在為權力服務時不斷被濫用，而且因為它們受到復興的文化特殊主義的挑戰。文化特殊主義在與物質發展的糾纏中獲得了巨大的能量。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於物質發展的承諾已成為當下的普*價值。一個不爭的事實，或者說一個必然的事實是，（國家之間與國家內部的）不均衡發展，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本質特性，在全球資本主義下變得更加明顯。將文化權利與聲望平均分配，並不等於便實現了社會之間或者社會內部的平等。平等這一理念本身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損害，這樣一來，我們隻能真正或者假裝承認文化平等。文化上的自負伴隨著歐洲現代性的撤離（包括其為重要的產物之一——革命的退場），或許是一種全球的普遍境況，但這並不能消除“歷史復興”（這個詞在之前的討論中不斷地出現）在不同層面、深度和意義上的顯著差異。某些復興可能比其他復興更為重要，因為它們對現代性的未來具有潛在影響，或者提供了某種啟發；換句話說，它們可能成為新的霸權、被復制的樣板和價值的資源庫，它們來源於本土遺產與經驗，但又不僅僅局限於此，因而可以廣泛地輸出。

能夠起到上述作用的候選文化隻有不多的幾個，至少它們自己和它們的支持者是這麼認為的。在許多人看來，中國大陸在很多方面都是佼佼者。相關的爭論紛至沓來。為有力的論點來自喬萬尼·阿瑞基近的一部著作。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繫的核心正在向東亞尤其是中國大陸轉移。日常生活經驗讓這一觀點具有了極大的可信度。中國社會的活力與歐美發達經濟體窮途未路式的停滯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在雙重壓力下岌岌可危：一面是國內政治機能的失調，另一面是對外政策上錯誤的獨注一擲，絕望地以圖挽回已經失落的霸權。人們似乎很容易得到這樣的印像，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甚至不止於此），看看那些不斷湧入中國城市的客戶——從企業和網絡高管、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時尚從業者，到演出公司、藝人、運動員，再到不同學術群體，還有學習語言、商業和武術的學生。說他們奔錢而去，那就更肯定了這一印像。同時，中國人自己也忙著國際化，忙碌地進口和出口各種文化商品。所謂的孔子學院，被公認為是中國“軟實力”的載體，似乎也已遍布全球。甚至一些情況也非常成功，比如動員其支持者為中國民族主義服務——一個例子便是美國俄勒岡大學定於在中國國慶日（10月1日）舉行當地孔子學院的開幕禮式。

這些跡像或許非常具有說服力，但我們需要加以審慎的解讀，尤其要注意可能導致其他結論的證據。這麼說也許並不過分，全球霸權的重構已不單單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崛起（看起來印度是下一個，還有同樣雄心勃勃的巴西、土耳其和南非），而且還伴隨著美國霸權的衰落。雖然美國仍然保持著軍事強權以及各種脅迫的手段，但是美國統治世界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尤其是在近十年的挫敗之後。

另一方面，雖然中國引起了廣泛關注，但我們不確定其他國家是否能夠或者將會復制中國的發展模式，即通常所說的“中國模式”。除非中國大陸自身更進一步地轉型，否則將中國當下的狀況稱為“模式”並不合適。中國大陸取得的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是建立在對現有發展範式的熟練甚至無情的利用之上。它並沒有為現有的“中國模式”提供一個替代性方案。從目標來說，中國的發展是在現代化視野的界限之內發生的，而且是一個簡化的視野，因為它天真盲目地崇拜科技。就政治與大眾話語來說，中國的發展偏執於模仿並超越美國模式，或許更多地確認了美國模式而非中國模仿的有效性，即便1990年代在全球化符號下向現代化轉向，讓垂死的現代化話語重新獲得了生命。就策略來說，中國大陸或許可以被視為在集權控制下的一種高效率、高效能的出口型發展模式，這一模式首先在周邊的東亞國家發展完善。1980年代開始，它不僅成為中國大陸的樣板，並且通過東亞各國的投資（特別是來自這些國家華人的投資），啟動了中國大陸的經濟。“新權威主義”觀念在1980年代末期盛行，這得益於薩繆爾·亨廷頓的現代化話語的影響，此觀念成為中國發展策略的本質特征。中國發展為重要而且不可忽略的不同之處，正在於中國一直致力於保障主權和獨立自主，而其他國家卻是在美國的監管與霸權下取得了發展。這也是中國發展吸引南半球國家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對於中國來說，美國霸權其實存在於另一個領域之中，那就是美國市場對於中國大陸發展的重要性，以及它所表明的“市場依賴”。

中國真正重要的不同之處，也就是那些其他地方無法復制的東西，它們是中國這一特殊情況下的產物，以及“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革命運動所取得的成就。即使中國自1970年代以來已經摒棄了革命歷史，這些遺產仍然具有生命力。近年來，人們經常討論“中國文化”在近三十年發展成就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為這些討論推波助瀾的，不僅是長期以來關於中國文化的陳詞濫調，還有我之前討論過的文化復興。這些討論表明，發展與本土文化實踐及傳統之間的關聯，首先源於周邊社會在發展上取得的成功，而後纔逐漸在中國大陸被接受，因為這一觀念對於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來說是一種挑戰，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論多不具有說服力，仍然定義著國家的性質。在1989年政治風*的危機當中，通向歷史的大門被打開了。即便如此，對於回歸過去的懷疑一直不曾消失。不過，相信中國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與所謂的中國文化聯繫起來，這樣一種文化主義的假設一直存在，因為它迎合了中國獨特性的觀念。當“發展的努力”終取得成功時，這一文化主義的觀念便開始流行起來。一些審慎的中國人已經認識到，其中一個後果便是用源遠流長的文化抹殺了較近的歷史，似乎古老的文化可以抵抗一切物質、社會與政治變遷。這一文化也輕易地將現代化歸於技術與科學，並對現代化的其他方面加以拒斥（比如那些讓現代化變得有價值的政治與社會價值），因為這些價值與本土價值互相衝突，或者隻能經過“中國特色”的改造，纔可以被重新接納。這體現了文化復興具有的管制功能。

另一方面，或許也可以這麼認為，中國近來發展所顯示出的鮮明特色，以及它成功的源泉，都是革命遺產的產物（正是這些讓中國獨一無二）：一個擁有深厚群眾基礎、高效的黨國體制，成功地將自身從革命工具轉化為發展的管理者；一個革命造就的、具有組織和意識形態整合性的、統一的國家；一個自晚清以來便致力於尋求政治變革的民族目標；一種對主權和獨立（二者的根源都頗具現代性）的執著，在革命潮時表現為與世界的脫離；對（城鎮及鄉村）勞動力加以動員和訓練，以便限度地服務於集體目標和國家發展；一個高度平均的社會，在鼓勵追求平等的同時也激勵了民眾的參與；甚至一種企業家倫理，對其加以推動的是為謀取集體福利而必須面對的創新壓力，它與穩定、僵化的官僚特權總是充滿矛盾；後，同樣重要的是，在社會主義前提下建立起來的經濟基礎與組織，在全球資本主義的語境中，它們必須要被轉化為有效的發展機器。這些很容易被視為“後革命”式發展的特征。而或隱或現的革命遺產對1980年代以來的發展起到了關鍵的塑形作用。它們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在今天依然可見。中國並不僅僅是一個革命的社會，它不斷嘗試一種又一種的革命方法，以尋求民族統一、發展、革命正義，以及當下全球資本主義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以主權和“中國道路”的名義來牽制世界，與走向世界和讓世界走向中國一樣，都是當前試驗的一部分。

或許，在不追溯中國社會革命及其更遙遠的歷史遺產的情況下，可以對這一發展經驗的某些方面加以復制。而復制的東西也必須滿足其他地方的需求。自革命伊始，這一觀念便是中國發展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即每個社會的發展必須要符合地方特征並滿足當地的需要。在這一意義上說來，“中國模式”如它所表現的那樣，更多地成為了一種啟發性的資源，而不是一個可以從一個語境移植到另一個語境的模式。那麼，問題便成為——中國模式帶來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啟發？

中國經驗因其斐然的發展成就而引人注目，這些成就包括消除貧困和以主權國家的身份參與到全球資本主義中來。然而這些成就也伴隨著這一過程帶來的問題和矛盾。雖然作為世界工廠，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實力，但仍是一個問題深重的國家，它使用脅迫的手段來保持團結，飽受社會分化和鬥爭的折磨，並面臨極為嚴重的環境問題。對於那些將發展視為一場經濟賽馬的人來說，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的事實故然讓人興奮，但這無法掩蓋另外一個事實，即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貧窮距離那些耀眼的“世界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隻有一步之遙。啟發中國選擇這條發展路徑的，不是本土條件或者歷史經驗所產生的價值觀，而是執著於跟隨並趕超世界發達的經濟實體——美國。但是中國龐大的人口和有限的資源，注定了它將成為“畸形發展”的典型。擁堵不堪的城市交通和令人窒息的空氣並沒有阻擋決策者們計劃建設更多的“超級城市”。當筆者正在為“梁啟超紀念講座”撰寫本文時，北京日益惡化的交通狀況導致人們開始議論遷都的問題（！）。而與此同時，在政府激勵購車計劃停止之前，或者政府開始嚴格限制汽車擁有量之前，人們又開始新一輪蜂擁搶購汽車。各級政府與私人利益之間的腐敗勾結驅使著農地征用、耕地破壞以及浪費的土地投機買賣。中國因在消除貧困方面所作的貢獻而受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肯定，這毋庸置疑。但是也應注意，中國隻用了三十年便從世界上為平均的一個社會變成了不平等、反平均的社會之一。對“富強”的追求，是中國現代化的長久夢想，在不計社會和環境後果的情況下，這一夢想就這樣確認了自己。

拋開外國的恭維（這讓人聯想起17世紀的中國熱[Chinoiserie]），中國其實是一個在文化上充滿了矛盾的社會。這正是我們整個講座的主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固然充滿了同質化的教條，但在其鼎盛之時，卻將一種一致性引入到對當代中國及其歷史的理解中。在後革命時代的中國，文化共識已經轟然倒塌。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回到了20世紀初的狀態，人們開始找尋一種適合新的民族與世界條件的文化。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語境，而非文化構成。新貴們在民族歷史中找到一種新的自豪感，當過去隻是民族復興的主要障礙時，這一自豪感以前似乎並不存在。但同時，新的形勢也帶來新的壓力，使得這一自豪感並不容易。正如當代世界的其他地區一樣，文化成為了消費主義的時尚陷阱，它制造著一波又一波快速更迭的“熱潮”。中國人執著於找到一個“中國”身份，這或許可以在不一致的形勢中重新獲得某種一致性的標準，但這樣做不過加深了“中國性”概念的模糊性，因為它力圖將素統統納入到同一種限制當中——“中國特色”——使得這一概念更具排他性和壓迫性。其實，這種結果本可避免，我們應該把“中國特色”看作歷史性的流動信號，而非某種固定的本質屬性；同時，也應承認它在概括不同的世界經驗時具有一定的價值。而我們司空見慣的對於文化統一和同質性的迷戀，卻無法容忍差異和多樣性。

另一方面，將文化作為經濟或政治商品，不僅削弱了任何嚴肅考問過去的努力，而且其表述方式便是孔子學院所宣揚的歌舞和武術，成為了中國文化的像征——孔子學院同時教授商務漢語，這似乎成為了他們的主要工作。同時，中國官方詳細記錄了全世界學習中文的人數，人們相信，它可以用作評定中國文化是否成功的標準，被冠以“軟實力”之名，似乎與政治和經濟的“硬實力”息息相關。在某些情況下，讓過去服務於明確的政治權力目的，反而會貶損這些遺產。更嚴重的是，近修訂的高中歷史課本並不能幫助中國尋求世界主義，因為它對人類過去的處理僅僅圍繞著歐洲和中國文明。這準確反映了一種對“中國與西方”的強迫痴迷癥，二者似乎是世界互相對應的兩極，而兩極之間或周邊，空無一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官方認為應當推廣那些過時的文明觀念時，中國大多數人卻被更廣闊的世界所吸引；當然，這種吸引也是有選擇的：中國的日常生活越來越與世界接軌，年輕人更是活躍地參與到全球青年文化中。這不禁讓人們懷疑，究竟誰是文化政策的制定者。同時我們也要注意，中國還存在一種固執的狹隘主義，以及文化政策所具有的管制功能。中國能否將發展的成功轉化為某種霸權模式，並輸出到世界的其他地方，目前尚不清楚。中國還在試圖尋找解決發展矛盾的方法，而每日的新聞中都可以看到不平等與腐敗、對公共福利和綠色經濟的投資，以及真正的“試驗”(例如地方基層民主的試驗，以及近試圖解決城鄉問題的“重慶試驗”)。不論如何，拒絕質疑發展，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簡化的現代化話語，它也成為黨和國家確立合法性（更不用說財富和權力）的關鍵，這反而加劇了上述試驗試圖解決問題的嚴重性。

當然，中國模式很有可能基於上述理由而成為新的霸權。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出現以及缺乏對於全球共同利益(global good)的共識，事實證據已經在支持這樣的看法。人們時常說，中國傾向於撇開政治和文化問題，而隻考慮經濟活動和建立關繫。在這個堅持文化差異、摒棄普世政治和文化標準的世界裡，這或許會形成某種程度的共鳴。同樣的，中國那些經常引來批判的壓制性做法，可能會在國際社會中得到沆瀣一氣的聲援——為了捉拿逃亡的恐怖分子，國家對於人口的監視以及人們對國家機器入侵日常生活的默許，都更變本加厲了，這甚至也發生在那些所謂的民主國家中。中國社會具有的社會和地緣的不平等也是世界趨勢的一部分，使用脅迫方式控制群體反抗，終導致人們失去了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利（但絕不是文化權利）。甚至中國版文化主義也能夠應對自由主義帶來的問題，因為全球人口的流動也推動了一種本土性的應對方案。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假設，當前所顯示出來的“中國模式”會因為它的矛盾和缺點，從而不具備被復制的資格。雖然人們還在議論中國的問題，但很多證據都表明，中國正在取得文化以及經濟政治上的優勢地位，這些證據包括對中國的持續恭維；歡迎“軟實力”機構，以擴大商業機會和文化旅遊業；注重權威主義的儒家思想，因為它強調社會規範應優先於批判性思考。“功夫小子”（Karate Kid）已經取道香港，從日本來到中國。

然而，當下談論的“中國模式”，隻不過是現代化範式的一個本土版本。如果中國發展本身有範式可言，那隻不過是對全球現代性的矛盾加以範式化的表達，這些矛盾廣泛分布於當今世界的各個領域。有意思的是，由於具有霸權傾向的普遍主義仍然在全球範圍內繼續存在，歐美作為遊戲規則的制定者，也是更早的世界中心，仍然試圖主張這樣的普遍主義。雖然中國模式一再強調自主性，但它卻一直跟隨美國的腳步，而後者並沒有光明的前途可言。事實上，我將阿瑞基的分析作為我論述的出發點，正是肯定美國霸權的衰落，而非相信一種新的中國中心的霸權正在崛起。總的來說，“世界體繫決定論”相信世界經濟的單一核心，或許並不是處理分裂中世界的好方法。對那些國際關繫的權威人士來說，當今的世界是一場噩夢，因為它更讓我們想起一種霸權不在場的無治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