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前言I
村落的終結：十年巨變（再版前言）i
村落進入和研究方法1
土地崇拜和工商精神15
無農的村落24
村落邊界和生活半徑32
村落單位制到村落公司制的轉變39
企業化的村落和內部市場48
屋租市場和農民的理性56
社會嵌入和產權殘缺63
非正式制度與村落社會網絡74
鄉土人情和民間信用85
村落權力的復制循環和更新繼替96
存在的和生成的社會分層結構106
村落地下經濟116
村落終結的衝突與整合：遷墳與遷居128
附錄 羊城村的故事139
參考文獻353
後記368

新版前言很榮幸我的《村落的終結—羊城村的故事》一書被收入三聯 生活書店的《中國社會學經典文庫》。這本書200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費孝通先生還專門為此書題寫了書名；十年後的2014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再版了此書，我曾寫了一篇長達萬字的《村落的終結：十年巨變》再版前言。在這項十幾年前的研究中，我采用社會學與人類學結合的“深描”方法，試圖探索一個村落漫長城市化過程的“理想類型”，一方面可以“從點看線”，即從村落終結這個點觀察村落的非農化、工業化、城市化的整條變遷脈絡，另一方面可以“以小見大”，從村落變遷這個小窗口，洞察社會巨變的大趨勢。有的人認為，我所分析的城中村改造的艱難坎坷過於憂傷，像是為村落的終結譜寫了一首挽歌，我並不以為然。縱觀世界的城市發展史，城市的人口規模擴張似乎是一個鐵律。20世紀7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寫過一本發展經濟學的經典著作—《小的是美好的》，書中提到專業化和大規模生產導致了效率下降、環境污染和資源枯竭，破壞了人類的幸福的生活，作者還認為50萬人口是城市的適度人口規模。但現實表明，城市的發展不斷突破專家們設定的適度人口規模；而且似乎城市人口規模與城市經濟效益成正比，我國已有十幾個超大城市的人口規模超過千萬。但我們需要追問的是，城市生活的意義是什麼？城市，從它起源時就是一種生活方式，人們選擇城市生活是因為城市生活更加舒適、更加宜居，工作和生活都更加方便，當然，經濟上也對自己更加有利。如果這些都沒有了，城市就變成水泥和鋼筋的叢林。城市建設在追求潔淨、美麗的時候，也要注重塑造具有特色的城市生活，這包括豐富多彩的街攤、各具特色的小店和城市歷史的記憶，這纔是城市的魅力所在。城市要能為不同社會階層的人都提供幸福快樂的生活，特別是為底層的人多考慮，不能隻是富人的天堂。在我國如此大規模的城市化過程中，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及其家庭移居到城市，而沒有出現印度和拉美國家那樣的大規模城市貧民窟，城中村的替代功能功不可沒，我們在城中村改造中卻很少考慮這種替代功能，片面地認為城中村是所謂“低端人口”的藏污納垢之地。一種城市文明的養成，需要幾代人對多樣文化的包容。未來我國的城市化方向，不應僅局限於城市本身的發展，還應該大力縮小城鄉差別，消除那些城鄉之間的體制壁壘，建設美麗鄉村，活躍鄉村生活，推進社會流動，促成一個“逆城市化”的潮流，減輕城市的人口壓力，讓生活在鄉村的人們，不是因為務農的命運，而是因為生活方式而選擇留在鄉村。李培林2019年8月20日於北京

鄉土人情和民間信用我上小學的時候，語文課本裡有一個婦孺皆知的寓言故事——《狼來了》。故事講的是，一個牧童在山上放羊，看到山下勞作的農夫，就大聲喊“狼來了”。農夫們聽到後，就拿著木棒、鐵鋤前來搭救，牧童看到農夫們被戲弄的樣子，開心地大笑起來。如此幾次，當狼真的來了時，孩子再喊已沒人理會了，結果牧童倉皇上樹逃命，羊被狼叼走。這是我所接受的正式的學校教育中初的誠信教育。現在我兒子的小學課本裡不知為何沒有這個故事了。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是非常崇尚誠信的，因為這是維繫共同生活的社會關繫很重要的因素。在傳統文化的“思想教育”中，“仁、義、禮、智、信”是基本的道德規範。《孟子•告子上》雲：“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可見在我國古代的道德觀中，信義是比生命更重要的。可是在當前的現實生活中，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商家違約司空見慣，借貸賴賬的成了大爺，跳槽的明目張膽偷走企業專利技術，傳銷的專門“宰熟”，上市公司、證券公司聯手“圈錢”欺騙股民，會計事務所做假賬，律師事務所提供偽證，發票、文憑滿街賣，故意買假索賠者成了打假英雄……諸如此類，人們似乎已習以為常。當我們說正在走向一個法治社會時，這個社會支撐信義的脊梁究竟是什麼？我在羊城村的調查中，一直在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我想知道，在我們鄉土社會的基礎單位裡，是什麼在維繫著民間信用。我發現有三個因素，在維繫村落的傳統民間信用中至為關鍵，即人情、民約、族權。簡單地說，就是情、法、權。在村落社會中，它們代表社會交換中的“面子”“路子”“門子”。在現代市場社會中，這些因素雖然發生形態變異，但仍不外乎這三個因素所發揮的功能。鄉土社會是“互惠社會”，有別於“市場競爭社會”，而互惠的基礎是人情信用。鄰居有難時互助，朋友蓋房時幫忙，如果細算得失，對村民來說那叫“見外”。言外之意是，如果我換成你，我相信你也會這樣做。人情交換與市場交換不同。人情交換的個特點是不等價交換。市場交換遵循等價原則，而人情交換不可能等價。因為人情本無“通價”，無法用貨幣衡量，人情總是“特價”的，有些一般人看起來屬於單方面的贈予，如慈善捐贈和“獻愛心”，如果排除現代社會某些人的免稅和廣告動機，對行善者來說，他也獲得奉獻愛心、回報社會、品德守成、信念追尋甚至贖罪的心靈安慰。但人情也並非完全“無價”，人們常說“欠了人情”，如果完全無價，哪來這欠債之感。盡管老百姓的心都有人情一杆秤的定盤星，但人情不可能完全等價交換，所以一般來說總要加倍償還。春天鄰居送我一把自家房後地裡種的蔥，秋天我會送鄰居自家庭院樹上收的一籮棗。從這點上來看，人情交換就類似於一種“高利貸”。人情交換的第二個特點是有時差。與大多數經濟交換“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即時結算不同，人情交換的來往有時差。如果一個人頭一天接受了朋友的禮物，第二天馬上買別的東西送回去，就會令朋友生疑，“是不是以為我有事求他”。從這個特點看，人情也是一種“信用卡”，“人緣好”的人，可以得到鄰裡、鄉親、朋友更多的關心、照顧。“老實人”“厚道人”“規矩人”“言而有信的人”“有聲譽的人”，這就是人情信用的憑證。“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是“以我的聲譽做擔保”或“以我的人情做抵押”的意思。對於村落社會來說，有時人情信用比簽字畫押更可靠，因為契約可以違反，但人心不可違。當然，“人情信用卡”雖然可以“透支”，但也不能無限透支，總是欠人情不還的人，也會喪失人情信用，他的“人情信用卡”就會過期、失效。人情交換的第三個特點是無法結清。經濟賬可以結清，人情賬實際上永遠無法清算。經濟交換中的賒購賒銷、期票、彙票、債券、支票、信用證等，都是信用憑證，但這隻不過是把結算的時間延期而已，終都是要清算的。而人情的交換，實際上沒有終的清算，因為沒有“通價”，所以是算不清的。雖然人們常說“知恩必報”“冤有頭債有主”，但世間的恩恩怨怨永無終了。“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和“以命抵命”的結果，都是結下新的人情債。人情債的清算，就等於斷情、絕交、結仇或以命相爭。金庸武俠小說裡那無數的動人心弦的恩恩相報和冤冤相報的故事，講的還不就是“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但人情交換不能是單次博弈的“一錘子買賣”，必須是連續性博弈。如果是經濟交換的“一錘子買賣”，那就要“親兄弟，明算賬”，“交情是交情、生意是生意”。村落社會中保證人情交往的連續性博弈和博弈規則的，就是長期的共同生活和民約。長期的共同生活使人們“低頭不見抬頭見”，想退出博弈都難。而所謂民約，並不一定要有文字性的合約，它包括村落生活中的那些“慣習”，即共同遵守的一些做法、一些道德規範。違反這些“慣習”，就要受到懲罰，輕則是受到眾人的譴責、斥罵、斷交、視為異己，重則是要施以宗規家法。民約對人情交換的連續性博弈規則的保證，在羊城村的借貸還錢行為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民間借貸因為是個體之間的行為，價格自然會比較高，這就像零售店的商品價格通常要高於超市和批發店。羊城村的村民現在雖然多數都比較富裕，但遇到大項支出時，一時還是拿不出那麼多現款，所以仍然有借貸的習慣。常發生借貸的理由是開店、蓋房和婚喪。按照羊城村民間的借貸“慣習”，如果是年息，一般在8%—17%，根據物價波動和銀根松緊而變動。假若是有急用，使用的時間較短而數額較大，如企業注冊時需要周轉的注冊資金，或股市出現飆升行情和發行新股時需要較多股資，那就不得不借貸“印子錢”，即我們所說的“高利貸”，月息可高達15%—20%，甚至以日計息，利息預扣，到期不還，利上加利。這種借貸，如果是近親摯友，一般沒有抵押物，也就是立個字據，按個手印，而且有相當一部分仍采取口頭協議的形式，並沒有書面字據或簽訂書面合同。即便是立了字據，也不過是在人情擔保之上，再加一層字據的擔保。而一旦違約或出現糾紛，這種民間字據有時很難保護債權人的權益。因為一般村民並不懂法，如《民法通則》規定：“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二年，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如果債務人不遵守人情信用，借故拖欠、回避債務甚至賴賬，而債權人又礙著情面，不願撕破臉皮告到法院去，一拖再拖，等過了約定還期兩年，字據就失去了法律保護。在民間借貸中，借貸雙方易在利息上產生矛盾，而《合同法》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約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限制借款利率的規定。”同時根據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的有關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於銀行的利率……但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本條同時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視為不支付利息。”所以，民間借貸出現糾紛後，即便有字據，如果商定的利息違反法律規定或不願在字據上寫明利息，也都難以得到法律保護。但在現實中，羊城村的民間借貸雖然是很經常的事，但發生糾紛的比率並不高，起碼並不比國有企業之間在正式契約下發生的“三角債”糾紛比率高。羊城村很多個人的店鋪或小企業在創業初期，都是依靠親戚、朋友或熟人的財力幫助。這種以親情、友情、交情為紐帶，收取一定的利息，並不一定以贏利為目的的民間借貸，在村落經濟生活中發揮著很大的作用。羊城村有一個做牛仔服裝批發生意的村民，干了十幾年，他就從未向銀行貸過一分錢，做生意全靠自有資金和向親戚、朋友臨時借，多時曾借了10。他說，他借錢一般由他寫張私人借據即可，一年還一次利息，期限也很靈活，利率則由借貸雙方自行協商，不像銀行，既要審查財務報表和抵押，還要半年結算本、利息。他說：“做服裝生意講究的就是信息靈，反應快，耽誤不起。現在親戚朋友借給我錢，利息也就是8—10釐，而銀行現在盡管利率降了，也還有5釐多，還要審批，太麻煩。人家借給我錢，利息比銀行貸款高一些，也是正常的，我對人家是心懷感激的，隻有好朋友纔這麼肯幫忙。我也一直按時還本付息，俗話說好借好還，再借不難嘛。即便有什麼預料不到的事情，我也會跟人家說清楚。這麼多年了，大家彼此信任，互相幫助。真要按銀行的5釐利率，我還不干呢，那也顯得我太不夠意思了，因為你是借錢掙錢啰。”“慣習”這種民約，要保證它被遵守，光有眾人的譴責之類的軟約束，仍然不夠，還要有對違規者懲罰、讓其付出應有代價的機制。在羊城村，這個機制是由權力和權威保證的，過去是家族、宗族的長老們依據祖宗規矩的審判，現在這個具有裁決權威的圈子，也包括村裡新的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物，如村裡的干部、有實力的企業主、村辦小學的校長等。在羊城村，我沒有發現真實的村落審判或懲罰裁決的例子，因為絕大多數村落糾紛是通過調解來解決的，有裁決權威的人物多半是扮演調解人的角色。但我發現了一個“作會”的例子，也很能說明問題。“作會”在當地也叫“呈會”，是一種民間融資互助的小規模組織形式。傳統的村落，大凡帶點群體意義的活動，都習慣叫“會”，如“廟會”“香會”“賽會”等。“作會”的目的，通常是為了在本錢不夠的情況下，通過親友間的互助融資，實現創業。按照村裡“慣習”的規矩，“作會”通常有十幾人參加，稱為“會腳”，發起人則稱為“頭會人”，會錢多少視邀會者即頭會人需要而定，一般的做法是，次收集到的錢由“頭會人”拿去創業，第二次收集到的錢再交給一個人去創業，依次下去，結果是互相借錢，輪流坐莊。會錢的利息一般都是事先商定的，而輪回坐莊的次序，除頭會人必然列首位之外，其他人的次序，過去多半是靠擲骰子決定，但現在則多半事先就約定好一個次序。“作會”把民間借貸的人情擔保擴展到多人，因為如果有一人違約，“會”就難以再轉下去。這是一種類似“連坐制”的社團，個別社團成員的不當行為，會損害每個社團成員的個人利益，這樣社團成員就有實施集體懲罰的動力。西方社會教徒比不信教的人更容易讓人信賴，中國有單位的人比無單位的人更容易讓人信賴，也是這個道理。但這種信賴或信用的維持機制，表面看是集體懲罰，實際上是集體懲罰背後擔保懲罰嚴明的權威。這個權威，對於宗教來說是上帝，對於單位來說是政府，對於羊城村的“作會”來說，就是宗權，盡管這種宗權可能已經穿上各種現代的新衣。我在羊城村看到，充當“作會”邀會人的“頭會人”，後面通常都有一位有地位、有勢力、有威望的親戚朋友，這人實際上起到擔保人和監管人的作用，是以他的身份、地位或聲望來維繫“作會”的人情信用，他的威懾力量和權威，在於他通常能夠“擺平”村落的各種糾紛，或者說，他就是村落裡的“公正”和“天平”。“作會”這種民間融資形式，並不是羊城村的特產。類似的“草根金融”，在很多村落經濟活躍的地區都有，它發展的高級形式，就是錢莊和銀行。在中國歷史上，享譽全國的山西“票號”也是這種“草根金融”同宗的一脈。而現在的浙江溫州、臺州一帶農民，都是“作會”的高手，他們對此類民間融資方式真可以說駕輕就熟，家家戶戶手裡都有大量手持現金，民間資金聚集和流動的速度遠比銀行來得快。那些移民到巴黎、倫敦、舊金山去的溫州人，也把村落社會關繫和“草根金融”帶過去，剛去時還都是兩手空空打黑工的，幾年以後，通過“作會”開店搖身一變，都成了店鋪小老板。村落社會關繫和經濟活動是這種“草根金融”自然發育的土壤，如果沒有交易成本更低的金融組織替代它的功能，它就會長盛不衰。有些農村地區，多次“整治”和“清理”這類“草根金融”，但它就像地裡種的韭菜，割了一茬又生長出一茬。從羊城村的情況看，真正對“草根金融”產生一定威脅的，還是社會關繫的變動。這些年來，村落的生活越來越開放了，人員流動量大了，村民們的價值觀念也發生了分化，年輕人和他們的上一代產生價值觀念的斷裂，傳統的家族、宗族的網絡出現很多漏洞，集體的村規民約約束力越來越弱……總之，羊城村的傳統“互識社會”漸顯式微，而一種新的“匿名社會”正在生成。發生在羊城村的“化妝品傳銷宰熟事件”是這種變化的一個端倪。2001年，一家較大的化妝品合資公司在羊城村推行洗發液之類商品的“傳銷”方式，據說這種傳銷方式還是美國“marketing”的一種創新，部分在家閑居的村民加入其中。這種“傳銷方式”，俗稱“老鼠會”，似乎很接近村民們熟悉的人情信用，不需要太多的技術和商業經驗。“老鼠會”是一種金字塔式的多層次直銷方式，具體操作規則是：交納一定“權利金”後，就可以成為一個新加入的直銷員，從公司進貨，可得35%的。但直銷員賺錢的主要渠道還不是兜銷商品，而是發展直銷的下線。每發展一個下線，他都可以從下線的銷售活動中提成。如果能發展到25個直銷的下線，而且他們每個人都購買一個月的供應量，他就成了“保薦人”，這時他可以從自己下線直銷員的銷售額裡抽成25%。而當他和他的下線直銷員累積到150個顧客時，他就變成了靠近“金字塔”的“代理商”。而如果下線的直銷員也變成了代理商，他就成了可以坐享其成的總代理。“老鼠會”給那些沒有什麼文化和專業技術，又閑不住老想不受累而發財的老大媽們，提供了一個“發財”和出人頭地的“夢想”，而且個別成為“代理商”的老大媽的“風光”產生了極大的“示範效應”。但加入直銷員行列的老大媽們發展下線的渠道就是向親戚、朋友、鄰裡們遊說，俗稱“宰熟”。後來人們發現直銷的商品價格都高於市場的價格，於是感到受騙上當，不僅告到村委會，而且紛紛退貨，由此引出眾多熟人間的糾紛，使傳統的村落人情信用受到極大的打擊。村裡一位年長的離職教師談起當年的此事，搖著頭一臉憂患地深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社會變遷中出現的人情信用危機，並不僅僅是村落的危機，它也是普遍的信用道德和信用制度的危機。“老鼠會”的“宰熟”，是“匿名社會”的產物，是從外部導入羊城村這個“互識社會”的，從而使傳統的人情信用資源變異成走向“失信”的橋板。這也不是一個獨特的事件。同一年的年底，美國華爾街發生了“安然”“安達信”等失信事件。具有上百年歷史、資產規模的美國安達信會計事務所，因為做假賬東窗事發，結果百年信譽一朝崩潰，舉世嘩然，引發華爾街“地震”，使號稱市場經濟發達的美國一度陷入了信用體繫的危機，那可能是“匿名信息社會”的出現對現代信用制度的挑戰。而我國同樣不能幸免，也在同年，國內連續爆發“月餅造假事件”“上市公司造假事件”“注冊會計師幫助造假事件”等。從假冒偽劣產品到上市公司報表造假，從豆腐渣工程到假文憑、假學歷，從統計數據的浮誇虛報到學術界的論文抄襲，這一切都在昭示著社會信用的普遍危機。這究竟是怎麼了？什麼發生了問題？是人們的道德觀念和操守，是社會的信用體繫和制度，抑或是人們基本的社會交往關繫出了問題？過去對村落信用體繫的危機，多半是從社會轉型的角度分析，認為從“人情信用”到“契約信用”，從“互識社會”的熟人信用到“匿名社會”的陌生人信用，從特殊主義信用到普遍主義信用，這都意味著社會結構的轉型。村落信用體繫的危機，就是傳統人際關繫對現代社會的不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