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擁有比男性進化更好的女性心智；

她是影響世界一代人的精神導師；偶像級女性思想家。

她超出自由與保守，在主義之外，對政治保持獨立省思；

她追隨蘇格拉底和康德，撥開歷史黑暗，尋求政治人的根本立場。

她痛批極權主義根本的惡，更擔憂普通人的惡之平庸。她不是道德學家，她隻是提醒世人，要追隨自己的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斷。

她是漢娜·阿倫特，一位因獨立精神而被世界敬仰的女性思想家。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裔美籍哲學家，20世紀重要的政治理論家、思想家，與西蒙娜·波伏娃、蘇珊·桑塔格並稱為西方當代重要的女性知識分子。曾師從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在海德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擔任芝加哥大學、社會研究新學院教授。阿倫特一生致力於考察現代社會中的政治問題和人的政治行動，並對美國政治現實和猶太問題有著大量極富原創性的洞見。

主要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人的境況》《過去與未*之間》《論革命》《共和的危機》《猶太文集》《心智生活》《康德政治哲學講稿》等。

傑羅姆·科恩（Jerome Kohn），New School阿倫特研究中心主任，阿倫特和布魯歇爾夫婦遺稿保存人，曾長期擔任阿倫特助手。

陳聯營（譯者）2008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研究專長為西方近現代政治哲學，現任教於河南大學哲學繫。

中文版導讀（蔡英文）
編者導言（傑羅姆·科恩）
文本說明（傑羅姆·科恩）

序言
◎編：責任
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
論道德哲學的若干問題
集體責任
思考與道德關切——致W.H.奧登
◎第二編：判斷
反思小石城事件
《上帝的代理人》： 因沉默而有罪？
審判奧斯維辛
報應降臨

譯名索引
譯後記

阿倫特*好的著作是她的文章，這些著作中的雄辯力量和勇氣膽識足以說明阿倫特的地位。

——雅各比

阿倫特為文一向關注現實的政治與道德的重大議題，文章的肌理糅合了冷靜之概念分析與思辨的熱情，因而帶有相當大的思想激勵。

——蔡英文

阿倫特所追求的，是一種純之又純的政治生活。

——江宜樺

阿倫特反對濫用“集體責任”的說法，她認為這是一種虛假感傷，“那乍聽起來如此高尚而誘人的‘我們都有罪’的叫喊，實際上隻是在某種程度上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開脫罪行”。

——王曉漁

1. “審判奧斯維辛” 選摘

四

一個人在閱讀這份審判記錄時，必須牢記一點，即奧斯維辛是為了那種行政性屠殺而建立起來的，這種屠殺活動將要根據嚴格的法律和規章來實施。這些法律和規章是由那些掌控政策問題的兇手制定下來的，而不管怎樣，看來他們要排除——可能他們就是打算要排除——所有個體的自發性。對數百萬人的滅絕被精確計劃，它就像一臺機器那樣運作：來自歐洲各地的囚徒；站臺上的篩選，以及接下來對其中健壯者的再篩選；分類（所有老人、小孩和帶小孩的母親要立即被毒氣毒死）；人體試驗；由“囚犯看守”、小頭目和操作滅絕設施並占據特殊位置的囚犯突擊隊構成的體繫。看起來每件事都被預見到了，而且也是可預見的——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然而，從官僚政治的算計中產生的東西卻恰好與可預見性相反，它是完全任意性的。用沃肯（Otto Wolken）博士的話來說——他以前曾是一名集中營囚犯，現在是維也納的一名內科醫生，是個證人，也是好的證人之一：所有的事情“幾乎天天都在改變，這依賴於主管的官員，依賴於點名的官員，依賴於一個區的官員，依賴於他們的情緒”——而事實表明，首先依賴於他們的情緒。“一件兩天後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就能夠發生……一個同樣的工作細節，有可能致死，也有可能是一個相當令人滿意的事件。”因此，醫務長官有一天心情好，就萌發了為康復期病人建立一個專門區域的念頭；兩個月後，所有康復期病人又被集中送進了毒氣室。為掌控政策問題的兇手所忽視的是，horribile dictu，人的因素。而使這種因素如此恐怖的恰恰是這個事實，即這些惡人絕非那種病理意義上的虐待狂（這一點可以通過他們在正常環境下的行為充分地被確證），況且他們也根本不是在此基礎上被選擇到他們可怕的崗位上的。他們來奧斯維辛或其他相似的集中營的原因隻是在於，他們因為這種或那種原因不適合軍事任務。

初讀這份審判記錄，人們很容易陷入各種籠統的概括，例如，一般的關於人類的邪惡本性、原罪、人類天生的“進攻性”等等的概括——以及具體關於德國的“國民性”的概括。要忽視如下這些並不常見的例子，那既容易又危險： 有人告訴法庭，“一個‘人’多麼偶然地來到集中營”，看了一眼就匆匆離開了，“不，這可不是我要待的地方”。與人們在審判前普遍持有的觀點相反，靠各種借口逃離集中營，這對黨衛軍成員來說是比較容易的——也就是說，除非有人太倒霉，撞到像埃米爾·芬堡這樣的人手裡，這個家伙時至今日仍然認為，有些人連射殺婦女兒童的體能都沒有，對這種“罪行”判處“從監禁到處死”的各種懲罰，這是完全正確的。相對於待在集中營幫助那些囚犯，以及冒著那種被控告“幫助囚犯”的巨大危險，聲稱“膽小”顯然危險要小。因此那些一年到頭待在那裡並且不屬於那少數在這個過程中成為英雄的人，就代表了某種對人群中壞的因素的自動篩選。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去研究任何有關這些事情中的百分比問題，但如果我們把虐待狂的這些公開行為看作由十分正常的人犯下的（在正常生活中他們絕不會在這些事情上與法律發生衝突），那麼我們就要開始對那許多普通公民的夢想世界感到疑惑了，這些普通公民可能也並不缺少這樣的機會。

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在奧斯維辛，每一個人都可以自主決定自己要做好人還是惡人”。但人們現在卻不敢再相信它了。（現今德國的正義法庭既不能給好人以正義也不能給惡人以正義，這不是很奇特嗎？）而這種自我決定決不依賴於自己是猶太人還是波蘭人或德國人；它甚至也不依賴於自己是否是一名黨衛軍成員。因為在這種恐怖的中心，有一位奧伯沙爾菲赫·弗拉克（Oberscharführer Flacke），他曾建立了一個“和平孤島”，並且他不願意相信，就像一名囚犯告訴他的，終“我們都會被殺掉，沒有見證者可以被允許幸存下去”。對此他回答：“我希望我們中間會有足夠多的人去阻止那樣的結局。”

雖然從病理上說,被告都是正常的，但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的主要人類因素是虐待狂，而虐待狂基本上是與性有關的。人們懷疑那些被告面帶微笑的回憶，他們興奮地聽取對那些行為的復述（這些行為有時候不僅讓證人而且讓陪審員流淚並感到驚恐）；人們懷疑他們對那些人的鞠躬甚為可疑，這些人曾經是他們無助的受害者，現在則出庭證明他們的罪行並指認他們；人們也懷疑他們那種在被指認出來（盡管是要遭控告的）和被記住時所表現的喜悅；並且懷疑他們那自始至終反常的快樂： 人們懷疑，所有這些都反映了對強烈的性興奮的甜蜜回憶，也表明了公然的傲慢。博格不是用中世紀情歌中的一句“你屬於我”來迎接一名被告嗎？（你屬於我/我屬於你/這你應當知悉[Du bist mein/ Ich bin dein/ des solt du gewiss sein]）——這是一種風雅，是像卡杜克、施拉格、巴利茨基和貝德納雷克這種近乎文盲的暴徒幾乎擺不出的文雅。但如今在法庭中，他們的表現卻一模一樣。從證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那“嚴酷的審訊”儀式中，在那當他們去碉堡時要戴上的“白色手套”中，在那為博格和羅馬尼亞藥劑師卡普修所擅長的關於他們自己是魔鬼化身的吹噓中，一定有一種巫術和可怕的、放縱的氣氛。卡普修是他們中的惡魔——他在羅馬尼亞曾被缺席判處死刑，而現在在法蘭克福被判處九年徒刑。隨著奧斯維辛的崩潰，他定居德國，建立了他的事業，而現在卻控告了他的一位“朋友”，聲稱他的這位朋友使證人偏袒他自己。法蘭克福審判中遭遇的不幸對他的事業並無損害；就像希彼勒·貝德福德（Sybille Bedford）在《觀察家》中報道的，他在格平根的商店“比以往更紅火了”。

就奧斯維辛中的人類因素來說，居第二位的肯定就是那種喜怒無常了。有什麼會比情緒變化得更快、更頻繁？一個徹底屈服於情緒的人，他的人性中還能留下什麼？處在不斷運來的、無論如何都注定要被處死的人的包圍之中，那些黨衛軍成員實際上能夠為所欲為。當然，這些不是像紐倫堡審判的被告那樣的“主要戰犯”。他們是那些“大”罪犯的寄生蟲。而當人們看到他們時就會懷疑，與他們今天控告的那些造成他們不幸的人相比，這些人是否更好。一方面，納粹通過他們的謊言把地球上的渣滓提升為人民的精華；另一方面，那些遵從納粹的“剛健”理想生活並且仍然以此為榮的人（確實是些“精明的家伙”），實際上就像果凍一樣軟弱。他們不斷變化的情緒看起來好像吞噬了所有實質的東西——即如下品質所顯現出來的清晰外表：個性、善或惡、柔和或粗魯、一個“理想主義的”白痴或玩世不恭的性變態。受到嚴厲判決——死刑加上八年勞役——的貝德納雷克，有時會給孩子們分發香腸；在表演了他把囚徒踐踏致死的專長之後，他回到房間開始祈禱，因為他那時剛好處於那種心緒。把成千上萬人帶向死亡的那位醫務官，也會救起一位曾在他的母校學習並因此勾起他對青年時代回憶的婦女；可能有人會送鮮花和巧克力給一位分娩的婦女，盡管她第二天早上就會被毒氣毒死。被告漢斯·斯達克（Hans Stark），那時還很年輕，曾經挑選了兩名猶太人，命令小頭目去殺死他們，然後他又向這小頭目展示應該怎樣做；而為了作演示，他又殺了另外兩名猶太人。但另一次，他指著一座村莊對一名集中營囚犯沉思著說：“看，這個村莊建得多美。這裡有這麼多磚頭。當戰爭結束時，這些磚頭上將會刻上受害者的名字。也許所有這些磚頭都還不夠。”

這當然是真的，即如果他當時剛好有那份心情，“幾乎沒有哪個黨衛軍成員不能聲稱自己救過某個人的命”；而多數幸存者——被篩選出來的勞動力大約幸存了1％——把他們的獲救歸功於這些“救助者”。死亡是奧斯維辛的統治者，但與死亡並列的是偶然——體現在死神的僕人變化著的情緒中殘暴而任意的偶然性——偶然決定著囚犯的命數。

五

即使法官像所羅門王那樣智慧，即使法庭擁有那種能夠把我們這個世紀史無前*的罪行置入典章法規的“確定的尺度”，以幫助實現些許的人類正義，仍然十分可疑的是，波恩德·瑙曼要求的“真理、全部真理”是否會出現。至今還沒有哪種普遍性能夠控制那種無目的暴行的喧騰洪流——而如果真理不是普遍的，它會是什麼？要弄明白 “所有事情都是可能的”（而不僅僅是所有事情都是允許的）這種說法意味著什麼，一個人就必須潛入到上述洪流中去。

然而，對照上述那種真理，讀者將會發現各種真理的瞬間，這些瞬間實際上是燭照這種墮落、邪惡困境的惟一途徑。這種時刻就像沙漠中出現的綠洲那樣不期而遇。它們就是軼事，雖極簡短卻能說明相關的一切。

有一個知道自己將要死去的孩子，他在集中營囚室的牆上用自己的血寫道：“安德利斯·拉帕泡特——活到16歲。”

有一個9歲的小孩，他知道自己懂“很多”，但“再也不能學習了”。

被告博格發現一個小孩在喫蘋果，他抓住小孩的腿，把他的腦袋朝牆上猛摔，一個小時後，博格平靜地撿起那個蘋果喫起來。

有一個黨衛軍成員的兒子到集中營探望他的父親。256但小孩畢竟是小孩，而這個特別的地方的規則就是，小孩必須死。因此，他必須在自己孩子的脖子上戴上一個標記，“這樣他們纔不會抓住他並把他投入毒氣室”。

有一個囚犯，他負責抓牢那些要被“一絲不苟的醫生”科勒爾以苯酚注射的被挑選者。門打開了，他的父親走進來。當一切結束時：“我哭了，我還不得不親自把我父親抬出去。”第二天，科勒爾問那個囚犯，他為什麼哭了，而且說，如果告訴他原因的話，“會讓他活著”。為什麼那個囚犯不告訴他呢？難道說因為他害怕科勒爾？多大的誤會！可見科勒爾當時心情多麼好。

後，有一位女證人，她因為在報紙上看到盧卡斯醫生的名字，就從邁阿密來到法蘭克福，她說：“這個殺害我母親和我全家的兇手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講述了殺害是如何發生的。她於1944年5月從匈牙利到達奧斯維辛。“我懷抱一個嬰兒。他們說母親可以和他們的孩子留下來，因此我母親把孩子給了我，並把我裝扮得看起來年齡大一些。（那位母親手裡抱著第三個孩子。）當盧卡斯醫生看到我時，他可能意識到那個孩子不是我的。他把孩子從我那裡奪走，把他推給我母親。”法院馬上知道了真相。“你也許是有勇氣救這位證人？”沉默一會兒之後，盧卡斯否認了一切。而那位顯然仍不知道奧斯維辛法則的婦女離開了法庭——這法則是，在那裡，所有帶孩子的母親一到達就要被毒氣毒死。她在尋找殺害全家的兇手，卻不知道面前的人正是自己生命的拯救者。這就是當人決定要把世界顛倒過來時發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