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女孩出生：日本人更偏愛生女兒，日本女性地位上升了嗎？

在少子老齡化社會中，正因為女性的“性別分工地位並沒有改變”。父母更希望得到女兒而不是兒媳的照料，生女兒的偏好纔增加了。

2. 女生升學：高學歷化社會，父母對兒女的教育投資一視同仁了嗎？

雖然男性與女性都“處在兩個市場之中：勞動力市場和婚姻市場”但不少父母更傾向於為女兒在婚姻市場中投資。

3. 女性求職：招聘中不允許“僅限男性”，女性求職環境變好了嗎？

盡管表面這類招聘消失了，但在面試時，詢問女性婚姻情況等性別歧視現像依舊真實存在。

4. 女性升職：女領導少，是因為具備領導力的女性人數少嗎？

女性缺乏領導力是一種偏見，“崗位可以培育能力。在過去，女性根本沒有機會獲得這種培育能力的崗位”。

5. 職場媽媽回歸：對職場媽媽的“體諒”，是一種歧視嗎？

“特意減少職場媽媽的加班時間、將她們從責任較重的崗位上調離。這種‘體諒’的背後就是‘歧視’”。

上野千鶴子

1948年出生於日本富山縣，著名社會學家、女性主義學者。現任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非營利性組織“女性行動網絡”（Woman’s Action Network，簡稱WAN）理事長。

上野千鶴子年輕時就投身日本學生運動，在親眼看到、親身經歷作為女性所遭遇的

不公後，決心踏上女性主義研究道路。代表作《厭女》一經出版，引起東亞各國讀者強烈共鳴與熱議。

本書是一部融合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著作。上野千鶴子用犀利的語言深刻剖析女性生存困境。此外，她本人也曾就本書內容在日本多所高校及團體展開女性主義專題講座。有讀者稱“若是在大學時代讀過這本書，或許會做出更好的選擇”。

譯者簡介

郭書言，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繫，後赴早稻田大學經濟學研究科留學，專業為國際經濟學。

審校者簡介

李亞姣，畢業於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取得性別與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日本學術振興會外籍特別研究員（東京大學）。研究領域包括性別研究、中國地域研究、女權經濟學。

導言

日本婦女解放運動已歷經四十春秋。在第二波女權主義迎來不惑之年的時候，我自己也年過花甲，成為一名“高齡者”了。

在過去的40年裡，日本女性的生活境況真的得到改善了嗎？

每次被國外媒體或者年輕記者問到這個問題時，我都會默默陷入沉思。

如果非要找個答案的話，那我想回答：是，也不是（Yes and No）。

在某些方面，女性的生活確有改善，但在其他方面卻變得更加艱難，而這種艱難好像與過去的那種苦日子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這本書中，我將從以下幾個問題入手，談談這樣想的理由：

生活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我們應該怎麼辦？

—— 當然，能不能把這些都說清楚，我心裡是沒底的。

在此之前，讓我們先回顧一下催生了日本婦女解放運動和女權主義的過去40年吧。

這40年到底是個怎樣的時代呢？沒有誰可以選擇自己生於何時。對40歲上下這一代女性來說，她們是這40年的“原住民”；而對我來說，這40年就是我成年以後的全部人生。這個時代的滄桑巨變，我不僅是親歷者，更是參與者。

作為這段歷史的活生生的見證人，我期望在自己的觀察和經驗之上，基於一些數據，一同為當今日本在時代浪潮中找準位置。雖然我們每個人都難免被時代的浪潮擺布，但我們還是可以談談日本女性到底經歷了怎樣的變化；談談面對浪潮，我們應該如何自處。

什麼是新自由主義

一言以蔽之，過去40年就是“新自由主義改革時代”。“Neoliberalism”這個術語被翻譯為新自由主義，有時也被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它主張，基於市場的自由競爭是資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因此要求不斷放寬對競爭的限制，一切都由市場的公平競爭決定。成王敗寇，優勝劣汰—— 這就是競爭的規則。

2001年的小泉內閣是第一個打著新自由主義改革（在日本也稱“結構性改革”）旗號的日本政權，但小泉純一郎並不是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開創者。在此之前，日本一直貫徹著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管制放松路線，並且小泉早就有了榜樣。所謂榜樣，就是20世紀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夫人改革和美國的裡根經濟學。因此，小泉改革也被叫作“落後20年的保守革命”。

小泉下臺後，嚴重的貧富差距成為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負面遺產”，飽受社會各界詬病。

但小泉本人和以竹中平藏為首的智囊團絲毫不認為改革有什麼問題。看看他們的發言就知道了！他們認為“創業未半”而政權中途倒臺，改革因而並沒有達成預期的目標。他們還不甘心地說，要是讓他們接著干下去，可能不會搞得這麼狼狽。後來，這位竹中先生再次成為安倍政權智囊團的一員，而“安倍經濟學”正是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的延續。

這個“改革”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以1973年的石油危機為契機，新自由主義的風潮席卷全球，而《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這篇羅馬俱樂部的報告，恰恰發表於1972年。這並非巧合。當時，世界各國領導人已經意識到資源、能源和環境承載力是有限的。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中復蘇過來的發達工業國家一直以一往無前的經濟增長為發展目標。

但是隨著石油輸出國的出口限制和油價上漲，能源斷供突如其來，發達國家頓時陷入恐慌，石油危機隨即爆發。那時，日本已經成為世界汽車大國之一。想想看，可以說日本是一個根本不產石油的遠東島國，如果石油供應被切斷，汽車會立刻變成一堆廢鐵。燃燒重油以支撐全國電力供應的火力發電廠也會立刻停擺。一旦石油耗盡，日本經濟將陷入全面停頓！這樣的恐慌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戰後日本嚴重對外依存，是一個脆弱的社會。一旦石油供應停止，一切經濟活動都會受到影響，生活用品一定會短缺，由於老百姓的這種預感，各地還發生了搶購廁紙的騷動。那時，已經有很多人住在高層公寓和居民樓之類的都市住宅中。對他們來說，缺乏廁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當時很多日本人已經選擇了這種現代化的生活方式—— 告別旱廁，而且人們也不會再用報紙當廁紙了。（人們確實曾用報紙當廁紙！）

我們最近還意識到，也正是在那個時候，政府開始把核能發電當作國策推進。這一政策的意圖正是尋找石油的替代品，以確保能源安全吧。

我們知道，自由主義（Liberalism）是支撐市場經濟的原則。而隨著蕭條和失業等市場失靈的情況出現，國家就需要伸出“看得見的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干預市場，凱恩斯主義政策也算是一種“修正資本主義”。在凱恩斯主義的統治仍在繼續之時，自由主義重新梳妝打扮，以另一種姿態再次登場。這就是新自由主義。

1973年的石油危機改變了國際經濟秩序。為了打造“強勁的經濟”，市場選擇機制變得至關重要。因此，必須淘汰效率低下的虧損部門，發展高利潤率的產業部門。這就是所謂“產業結構調整”（Restructuring）。由此，發達工業國家（日本也是其中之一）必須將無利可圖的產業部門轉移到追趕型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從而將本國投資集中在高附加值領域。這種調整的緊迫性一日強於一日。為此，這些國家推出了一攬子改革政策：取消對傳統產業的保護；放寬對新進競爭者的限制；將效率低下的公共部門（包括鐵路和郵政服務等）從國家機關中拆分出來，將其民營化；一項接著一項廢止公共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