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張志公自選集》在志公先生誕辰80周年之際，終於在“張志公教育思想研討會”開會之前出版了，與廣大殷切盼望的讀者見面了。《張志公自選集》在志公先生誕辰80周年之際，終於在“張志公教育思想研討會”開會之前出版了，與廣大殷切盼望的讀者見面了。
1995年11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中文繫與張志公初中語文教材編寫組在北京召開“張志公初中語文實驗區經驗交流暨表彰會”，志公先生到會，以實驗和交流為中心發表了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講話，並向獲獎的實驗區和教師發獎，分別與與會代表合影留念。會上有不少教學研究人員和老師提出成立張志公教育思想研究會。志公先生知道後，找我和趙大鵬、顧德希商量。志公先生說：“研究會先不要成立，成立起來搞不出東西那不是空有其名嗎？我看先搞研究，待有了成績再說，讓它水到渠成。我倒有個想法，今年11月是我79歲生日．按照北京人的規矩，慶九不慶十。你們商量列出一些題目，請人準備準備，我列個名單，11月份請北京的一些人來開個會，討論討論，也算是給我慶個生日吧。外地的就不要請了，那要花好多錢的。”我們三人都很同意志公先生務實而不貪圖虛名的意見，表示一定要好好準備準備。但是，先生沒等到這一天就離開了我們。 5月29日上午，八寶山告別室告別會後，我、張厚感、趙大鵬、顧德希、薛川東、張彬福等幾位，陪同張國風等親屬一直送先生到一號爐前，含著淚送走了先生。出來之後我們帶著沉重的心情，就在八寶山西門內涼亭下商定：一，按先生要求把教材修訂好；二，慶九不可能了，等先生80華誕時再開研討會。我們想這是對先生的好紀念。 志公先生對他主編的初中語文教材從編寫到實驗的每一環節都非常關心。他不僅在編寫教材前的1992年夏對主要編寫人員進行培訓，就教材編寫的指導思想和應注意的問題作了繫統的闡述，而且還多次參加征求意見會、教師培訓會，對教材的編寫和實驗及時地給以指導。比如：
（一）1993年5月，在教材冊剛剛出版的時候，北京大學出版社和張志公初中語文教材編寫組在北京大學召開批參加教材實驗的實驗區教研員培訓會。與會的有貴州省遵義地區（今遵義市）及遵義市（今遵義市紅花崗區〕、銅仁地區，天津市及天津市紅橋區，黑龍江省寧安市等地的教研員。志公先生到會，和參加會議的人員座談，鼓勵教研員認真抓好實驗，並與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二）同年7月北京大學出版社與張志公初中語文教材編寫組在清華召開參加第二批教材實驗地區的教研員培訓會。與會的有河南省省教研室、新鄉市教研室、原陽縣教研室的教研員，河北省滄州地區教研室、南皮縣（志公的老家〕的教研員。志公先生到會，同與會人員座談，合影留念，並即席就我國傳統語文教育的經驗、問題，以及如何改革我國語文教育落後現狀作了長達40分鐘的講話。提出通過兩年時間應該使我們的孩子能夠做到出口成章──即略作準備，站起來就能說一段完整的話，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在閱讀方面，應該使我們的孩子能做到一目十行──即從大量的信息中能很快的抓住重點。志公先生還為大家用湖南話朗誦了*的詩詞，用四川話學陳毅講話。
（三）1994年6月北京大學出版社與張志公初中語文教材編寫組，請北京市語文教育專家、特級教師，在北京大學出版社開座談會，就已出版的初中語文冊、第二冊征求意見。志公先生親自到會和與會的專家交談，請專家們對教材毫不客氣地提意見，因為這是對子孫後代負責的大問題。會上先生作了語文教育要與現代化建設接軌的講話。
（四）1994年秋南京市鼓樓區開始張志公初中語文教材實驗。10月，志公先生到蘇州出席並主持葉聖陶誕辰100周年舉行的“葉聖陶與時代”研討會，去前先生說要到南京鼓樓區看看，於是我和張彬福陪同前往。火車上先生給我們講目前語文教育中的問題，課堂教學如何搞啟發式等，一路很興奮。在南京，逗留三日，與江蘇省教研室，南京市、鼓樓區教育局、教研室的領導座談，還在鼓樓區向中學語文教師作了題為“語文教育要科學化、現代化，要與現代化建設接軌”長達兩個多小時的報告。
（五）1995年5月天津市紅橋區教育局召開張志公初中語文實驗階段性總結會，先生原計劃是要到天津去的。他說實驗很辛苦，我們應該去看一看。但先生因身體不好難以成行，特意作了錄音講話、讓編寫組的同志帶到天津，鼓勵實驗區的教師搞好實驗。
（六）1995年8月北京大學出版社與張志公初中語文教材編寫組在北京市順義縣召開全縣實驗教師上崗培訓會，志公先生到會。就教材的編寫和實驗問題作了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講話，闡述了教材編寫的原則，應該處理好的幾組矛盾，他說“教材，個條件是對老師來講有可操作性，對學生來講有可接受性”，“編教科書的語言”要“正好符合他們（指學生〕那個年齡段的心理狀態，思想狀態”。強調了語文教學的目的──提高學生讀、寫、聽、說能力，使孩子更加聰明；同時強調了教師在教學實驗中的重要作用和應注意的有關問題，鼓勵教師大膽實驗。 教材編寫過程中，編寫組負責人趙大鵬、顧德希每次活動都組織編寫組的成員學習志公先生的有關論述，在實驗區反復宣傳志公先生的語文教育思想。這套教材基本上體現了志公先生的語文教育思想，實驗也是遵照先生的指示認真進行的，所以1995年1－6冊教材全部出版後，他在醫院就”初中語文”送審問題口述給國家*基礎教育司一封信。信中說：
我搞了幾十年語文教育的研究，現在回過頭來看一看，距離黨的委托、人民的需要還差得遠，語文教學的改革從總的看還不理想。一個中學生，在接受了基礎教育以後，還不能達到聽、說、讀、寫的要求，中國人學自己的語文甚至比學外語還要難，這是說不過去的事！我們這些搞語文的人是要承擔責任的。語文課要教知識，要訓練能力。但是，教什麼知識？能力怎麼訓練？都要研究探索，找一些切實可行的辦法，纔能夠在大的範圍裡提高語文教學的效率，取得成功。因為如此，我試編一套九年義務教育的初中語文教材，實實在在的在提高學生語文能力上做點工作，踏踏實實為子孫後代做些事情。現在，這套教材編完了六本。從一些地方的實驗情況看，特點是顯著的，得到了肯定。當然，我編的這套教材，由於主觀和客觀的原因，也不是一下子就能達到理想的樣子，實驗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目前正在著手修訂。因此，敢送請審查，請指示辦理各項有關手續。
此後先生還多次談到語文教材應該小學、初中、高中“一條龍”統一考慮，再不能各編各的了。現在有了初中語文，應該下連小學，上通高中，鼓勵我們先把高中語文編出來。我們到北京醫院看他時，他還興奮地給我們講他對高中語文教材框架的新思考，不難看出先生對編一套好的語文教材，改變我國語文教育的落後狀況的殷切期盼。
我們在教材編寫、出版和實驗過程中，深深體會到志公語文教育思想的價值，各實驗區的教研員和教師也多次來電來信索要學習材料。在我們正準備編一些材料時，一次到志公先生家去看他，他講起要編一個自選集，王本華已給他列出選文篇目，他己看過，基本同意了。還有徐州陳大慶給他編了個學術年表，同我商量是單出好呢，還是附在自選集後邊好？我建議附在自選集後邊。先生問我能否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我當即答應了，回到社裡就列入出版社的出版計劃，還一直惦記著這件事。志公先生過世後。一天王本華給我打電話，問我志公先生的自選集還能出嗎？我回答說：“當然要出，我正等著稿子呢！我在志公先生面前說過的話是算數的。”王本華告訴我，自選集文字較多，擬將陳大慶編的學術年表附在《張志公先生紀念文集》之後，我覺得可行。現在志公先生的自選集和《張志公先生紀念文集》在先生80華誕和“張志公教育思想研討會”召開之際出版了，國家*審查通過的張志公先生主編的“初中語文”教材1－6冊也正式出版了，這不僅可以告慰先生，而且也給願意沿著志公先生開闢的語文教育改革的路繼續前進的教師提供了精神食糧，所缺憾的是先生交給我們小學語文、高中語文教材的編寫出版任務，因先生的離去，就很難完成了。不過，我心理上稍稍平衡的是，北大出版社已決定張志公初中語文教材讓我全面負責，我將有機會深入調查研究，征求各方面的意見。使這套教材修改得更好，更完善，更適合語文教學改革的需要，以不辜負先生的期望。
在志公先生的自選集前寫東西，按說應請大學者，請大權威，而我卻不揣淺陋地寫了上述這些話，實為表我對先生不能不表的感情，也給這本書為什麼出版和為什麼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提供一個背景材料。我想先生是不會怪罪的。
1995年11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中文繫與張志公初中語文教材編寫組在北京召開“張志公初中語文實驗區經驗交流暨表彰會”，志公先生到會，以實驗和交流為中心發表了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講話，並向獲獎的實驗區和教師發獎，分別與與會代表合影留念。會上有不少教學研究人員和老師提出成立張志公教育思想研究會。志公先生知道後，找我和趙大鵬、顧德希商量。志公先生說：“研究會先不要成立，成立起來搞不出東西那不是空有其名嗎？我看先搞研究，待有了成績再說，讓它水到渠成。我倒有個想法，今年11月是我79歲生日．按照北京人的規矩，慶九不慶十。你們商量列出一些題目，請人準備準備，我列個名單，11月份請北京的一些人來開個會，討論討論，也算是給我慶個生日吧。外地的就不要請了，那要花好多錢的。”我們三人都很同意志公先生務實而不貪圖虛名的意見，表示一定要好好準備準備。但是，先生沒等到這一天就離開了我們。 5月29日上午，八寶山告別室告別會後，我、張厚感、趙大鵬、顧德希、薛川東、張彬福等幾位，陪同張國風等親屬一直送先生到一號爐前，含著淚送走了先生。出來之後我們帶著沉重的心情，就在八寶山西門內涼亭下商定：一，按先生要求把教材修訂好；二，慶九不可能了，等先生80華誕時再開研討會。我們想這是對先生的好紀念。 志公先生對他主編的初中語文教材從編寫到實驗的每一環節都非常關心。他不僅在編寫教材前的1992年夏對主要編寫人員進行培訓，就教材編寫的指導思想和應注意的問題作了繫統的闡述，而且還多次參加征求意見會、教師培訓會，對教材的編寫和實驗及時地給以指導。比如：
（一）1993年5月，在教材冊剛剛出版的時候，北京大學出版社和張志公初中語文教材編寫組在北京大學召開批參加教材實驗的實驗區教研員培訓會。與會的有貴州省遵義地區（今遵義市）及遵義市（今遵義市紅花崗區〕、銅仁地區，天津市及天津市紅橋區，黑龍江省寧安市等地的教研員。志公先生到會，和參加會議的人員座談，鼓勵教研員認真抓好實驗，並與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二）同年7月北京大學出版社與張志公初中語文教材編寫組在清華召開參加第二批教材實驗地區的教研員培訓會。與會的有河南省省教研室、新鄉市教研室、原陽縣教研室的教研員，河北省滄州地區教研室、南皮縣（志公的老家〕的教研員。志公先生到會，同與會人員座談，合影留念，並即席就我國傳統語文教育的經驗、問題，以及如何改革我國語文教育落後現狀作了長達40分鐘的講話。提出通過兩年時間應該使我們的孩子能夠做到出口成章──即略作準備，站起來就能說一段完整的話，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在閱讀方面，應該使我們的孩子能做到一目十行──即從大量的信息中能很快的抓住重點。志公先生還為大家用湖南話朗誦了*的詩詞，用四川話學陳毅講話。
（三）1994年6月北京大學出版社與張志公初中語文教材編寫組，請北京市語文教育專家、特級教師，在北京大學出版社開座談會，就已出版的初中語文冊、第二冊征求意見。志公先生親自到會和與會的專家交談，請專家們對教材毫不客氣地提意見，因為這是對子孫後代負責的大問題。會上先生作了語文教育要與現代化建設接軌的講話。
（四）1994年秋南京市鼓樓區開始張志公初中語文教材實驗。10月，志公先生到蘇州出席並主持葉聖陶誕辰100周年舉行的“葉聖陶與時代”研討會，去前先生說要到南京鼓樓區看看，於是我和張彬福陪同前往。火車上先生給我們講目前語文教育中的問題，課堂教學如何搞啟發式等，一路很興奮。在南京，逗留三日，與江蘇省教研室，南京市、鼓樓區教育局、教研室的領導座談，還在鼓樓區向中學語文教師作了題為“語文教育要科學化、現代化，要與現代化建設接軌”長達兩個多小時的報告。
（五）1995年5月天津市紅橋區教育局召開張志公初中語文實驗階段性總結會，先生原計劃是要到天津去的。他說實驗很辛苦，我們應該去看一看。但先生因身體不好難以成行，特意作了錄音講話、讓編寫組的同志帶到天津，鼓勵實驗區的教師搞好實驗。
（六）1995年8月北京大學出版社與張志公初中語文教材編寫組在北京市順義縣召開全縣實驗教師上崗培訓會，志公先生到會。就教材的編寫和實驗問題作了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講話，闡述了教材編寫的原則，應該處理好的幾組矛盾，他說“教材，個條件是對老師來講有可操作性，對學生來講有可接受性”，“編教科書的語言”要“正好符合他們（指學生〕那個年齡段的心理狀態，思想狀態”。強調了語文教學的目的──提高學生讀、寫、聽、說能力，使孩子更加聰明；同時強調了教師在教學實驗中的重要作用和應注意的有關問題，鼓勵教師大膽實驗。 教材編寫過程中，編寫組負責人趙大鵬、顧德希每次活動都組織編寫組的成員學習志公先生的有關論述，在實驗區反復宣傳志公先生的語文教育思想。這套教材基本上體現了志公先生的語文教育思想，實驗也是遵照先生的指示認真進行的，所以1995年1－6冊教材全部出版後，他在醫院就”初中語文”送審問題口述給國家*基礎教育司一封信。信中說：
我搞了幾十年語文教育的研究，現在回過頭來看一看，距離黨的委托、人民的需要還差得遠，語文教學的改革從總的看還不理想。一個中學生，在接受了基礎教育以後，還不能達到聽、說、讀、寫的要求，中國人學自己的語文甚至比學外語還要難，這是說不過去的事！我們這些搞語文的人是要承擔責任的。語文課要教知識，要訓練能力。但是，教什麼知識？能力怎麼訓練？都要研究探索，找一些切實可行的辦法，纔能夠在大的範圍裡提高語文教學的效率，取得成功。因為如此，我試編一套九年義務教育的初中語文教材，實實在在的在提高學生語文能力上做點工作，踏踏實實為子孫後代做些事情。現在，這套教材編完了六本。從一些地方的實驗情況看，特點是顯著的，得到了肯定。當然，我編的這套教材，由於主觀和客觀的原因，也不是一下子就能達到理想的樣子，實驗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目前正在著手修訂。因此，敢送請審查，請指示辦理各項有關手續。
此後先生還多次談到語文教材應該小學、初中、高中“一條龍”統一考慮，再不能各編各的了。現在有了初中語文，應該下連小學，上通高中，鼓勵我們先把高中語文編出來。我們到北京醫院看他時，他還興奮地給我們講他對高中語文教材框架的新思考，不難看出先生對編一套好的語文教材，改變我國語文教育的落後狀況的殷切期盼。
我們在教材編寫、出版和實驗過程中，深深體會到志公語文教育思想的價值，各實驗區的教研員和教師也多次來電來信索要學習材料。在我們正準備編一些材料時，一次到志公先生家去看他，他講起要編一個自選集，王本華已給他列出選文篇目，他己看過，基本同意了。還有徐州陳大慶給他編了個學術年表，同我商量是單出好呢，還是附在自選集後邊好？我建議附在自選集後邊。先生問我能否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我當即答應了，回到社裡就列入出版社的出版計劃，還一直惦記著這件事。志公先生過世後。一天王本華給我打電話，問我志公先生的自選集還能出嗎？我回答說：“當然要出，我正等著稿子呢！我在志公先生面前說過的話是算數的。”王本華告訴我，自選集文字較多，擬將陳大慶編的學術年表附在《張志公先生紀念文集》之後，我覺得可行。現在志公先生的自選集和《張志公先生紀念文集》在先生80華誕和“張志公教育思想研討會”召開之際出版了，國家*審查通過的張志公先生主編的“初中語文”教材1－6冊也正式出版了，這不僅可以告慰先生，而且也給願意沿著志公先生開闢的語文教育改革的路繼續前進的教師提供了精神食糧，所缺憾的是先生交給我們小學語文、高中語文教材的編寫出版任務，因先生的離去，就很難完成了。不過，我心理上稍稍平衡的是，北大出版社已決定張志公初中語文教材讓我全面負責，我將有機會深入調查研究，征求各方面的意見。使這套教材修改得更好，更完善，更適合語文教學改革的需要，以不辜負先生的期望。
在志公先生的自選集前寫東西，按說應請大學者，請大權威，而我卻不揣淺陋地寫了上述這些話，實為表我對先生不能不表的感情，也給這本書為什麼出版和為什麼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提供一個背景材料。我想先生是不會怪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