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建國70周年的2019年剛過去，2020年便欣欣然到來了。在新時期的大好形勢下，學林出版社的年刊《漢語言學新視界》（2020）也及時與讀者見面了。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這是至關重要的論斷，值得引起我們每一個文化學者的反思。文化自信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密切相關，我們的文化自信當然要建立在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基礎上。說到底，文化自信就是要在國際上確立屬於我們自己文化的話語權。毋庸諱言，近代以來由於西方文化的強勢滲透，我們似乎已經習慣了局限於西方文化的模式來看待問題，語言研究也是如此。從《馬氏文通》開始，我們的漢語研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就是依賴西方語言的體繫框架展開的，事實證明基於形態構建起來的西方語言體繫框架不適合無形態的漢語，以至於我們始終難以建立起具有漢語特點的語言體繫。令人欣喜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漢語學界開始立足漢語事實，將探索重點轉到發現、揭示、提煉漢語特點，努力構建屬於我們自己的漢語言學體繫框架。這是可喜現像，也是漢語學者開始確立文化自信的具體表征。
本年刊（2020）遴選、收錄了近兩年（2018-2019）漢語研究中部分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專業論文，展示了近兩年來漢語研究的態勢和動向。誠如上文所述，這兩年的漢語研究反映出一種顯著趨勢，即老中青三代學者都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不同領域積極探索漢語特點，形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具體闡述如下：
一、探索漢語研究方略
不同的語言既有底層共性，又有顯著的體繫個性，因此進行語言研究需要一種頂層設計的方略來駕馭，這種探索難度較大，因此研究成果也不多見。下面四篇論文都立足漢語事實，從不同的側面探索了相關的漢語研究方略。
袁毓林的論文“為什麼要給語言建造一座宮殿？”從符號繫統的轉喻本質探索語言學的過度附魅。作者受當代人本主義哲學關於“哲學家建造一座理念的宮殿，卻住在茅屋裡”等論斷的啟發，提出問題：“我們在茅屋裡說話，為什麼要為語言建造一座宮殿？”論文認為現代語言學竭力堆砌理論、大肆為語言修築宮殿的附魅行為，主要歸咎於兩個教條：（1）意義的組合性原理，（2）句法-語義同態原理。諸如空語類或輕動詞、語殼結構或DP結構等假設概念和相應的理論方案，莫不是為了更好地體現這兩個原理。但是，參照人類手勢語的形式（結構）與意義（功能）之間的關繫及其轉喻機制可以發現人類語言本質上是一種轉喻性的符號繫統，其形式與意義之間未必具有完全的對應關繫和可歸約性。因此，不需要為它假設這麼多的空語類或輕動詞等隱變量，以及語殼結構或DP結構等看不見的句法結構。論文的可貴之處在於主張為語言祛魅，希望語言學研究能夠讓語言呈現出其本來的樸素面貌。
陸丙甫、應學鳳的論文“人類信息處理能力限度對語言結構的基本制約”首先援引了心理語言學家Miller（1956）的觀點指出：根據認知心理學的研究，人類語言信息處理的過程是“組塊”(chunking)，即將小單位按照一定的結構模式組成越來越大的結構單位。在此基礎上論文討論了認知心理學中的兩個重要的常數，即“短時記憶限度七左右（7±2）”和“工作記憶限度四左右（4±2）”，強調其本質不僅僅是記憶的限度，而是人類信息處理能力的一般限度，包括次範疇分類的限度。然後論文集中討論了這兩個限度的關繫，以及這兩個限度所決定的人類語言句法結構的兩個基本共性：人類語言句法結構的直接成分不會超過七個左右，其中決定結構模式的“模塊成分”不會超過四個左右。在論述過程中，作者立足漢語事實，充分展示了此類跨語言的傾向性規律在漢語中的表現，及其對漢語結構的基本制約。
陳平的論文“論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中的證據問題”指出：語法研究所用經驗證據有三個主要來源：（1）自擬例證，（2）真實出現的語料（包括口語和書面語），（3）實驗或調查結果。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始於黎錦熙1924出版的《新著國語文法》。1950年代之前的現代漢語語法著作，論述的證據幾乎全部是書面語材料，包括早期白話文和現代白話文作品，並大都標明出處，以示有書為證。從1955-1956年公布的普通話定義也可以看出，它代表了當時的共識。1960年代之後，尤其是近三四十年來，通過自擬獲取例證的做法漸漸通行開來，更為重視口語，尤其是北京口語的研究，即使從書面語直接引用或改寫的例句也可不必注明出處。這些變化反映了漢語語法研究者對自己語感的自信在不斷增強，反映了現代漢語學界對於什麼是合語法或不合語法的用法有了越來越多的共識，也反映了現代漢語標準化程度在不斷提高。作者認為：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應該如何獲取證據，涉及許多同現代漢語標準語的起源與發展有關的問題，主要圍繞如何看待作為語料的現代漢語標準語、口語和書面語這三者之間的關繫，如何把握自擬、利用真實語料以及實驗／調查這三種獲取證據的方式各自的特點。論文對此梳理了有關問題的來龍去脈，並指出了某些問題的癥結所在。
史有為的論文“帶調音節：解釋漢語的一個出發點”指出：語言繫統的各個主要部分之間應有不同程度的相關性：有的直接，有的間接；有的程度高而明顯，有的相關度低而不很清楚。作者強調，漢語語音與語法存在相關性。帶調音節是漢語的特點，漢語在句法-構詞法的同構、句法詞類、詞語韻律、詩詞格律以及漢字類型等方面存在很明顯的相關性。通過調查還發現帶調音節與單音節語、語法手段、句首指稱詞地位等類型也存在明顯的相關性，而漢語是其中突出而典型的一種。由此證明，帶調音節是解釋漢語的一個出發點，在很多層面都具有一定的控制性。我們認為作者提出的結論是一種很有新意的漢語研究思路，值得漢語研究者重視。
二、提供漢語研究思路
鋻於傳統漢語研究的歷史局限，當前探索漢語個性特點，前提就要突破傳統漢語研究的框架。古語雲：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也就是說我們要用一種新的思路來重新審視漢語，繼而發現漢語的個性特點。下面四篇論文即從不同的角度為揭示漢語個性特點提供了探索和研究的思路。
張伯江的論文“漢語句法中的框-欞關繫”指出漢語的句法關繫是篇章關繫的凝結，並認為廖秋忠在篇章關繫中確立的“框-欞”語義關繫可以用來刻畫漢語的句法關繫。作者認為，傳統上所謂的主謂謂語句、周遍性主語句、無定主語句、反身與相互代詞句、名詞作狀語以及帶“得”補語句等等，都存在著大的話題框架之下還存在小的次話題的現像，好比“框-欞”結構模式。漢語的句法關繫是話題-說明關關繫的有無在句分並不重要，話題的指稱性以通指為本，而作為欞成分的次話題，其指稱性倒是多種多樣的。
張敏的論文“時間順序原則與像似性的所指困境”旨在重審戴浩一 (1988)提出的時間順序原則(PTS)。該原則簡約地概括了漢語中大量被認為互不相干的語序表現，自提出之後即受到漢語學界的廣泛關注，並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從認知功能角度研究漢語的趨勢。作者認為，該原則之所以有重審的必要，是因為以下三方面的問題至今並末得到很好的解答。，現代漢語的語序為什麼會在顯著大於其他許多語言的規模上受制於這一像似原則？第二，PTS在漢語裡的作用範圍和效度到底有多大？是否有例外？若有又見於何處？盡管學界對PTS已有各個角度的檢討，但相關研究並不充分，且存在不少理解和闡釋的問題。第三，海內外學界對“像似性”概念的界定一直不明確，所指不明，作為像似原則的PTS同樣存在這個問題。論文探索的重點在第二個問題。
方梅的論文“話本小說的敘事傳統對現代漢語語法的影響”指出：傳統小說大多來自話本，而作為講述底本，話本在敘述程式和敘述視角上具有顯著的現場性特點。從話語行為角度看，表現為故事講述與言者評價的交錯；就敘述視角而言，表現為情節內人物視角與言者視角的交錯。這種敘事傳統對後代敘事語體的組織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作者認為其影響主要表現在：（1）敘事語篇中有大量的為構建現場效應所采用的互動性表達。（2）體現敘述視角的語言形式不僅包括人稱話語詞彙選擇，還包括一些具有人際互動功能的構式。（3）無論是情節的開啟和轉換，還是話題的建立、延續和轉換，以及講述行為與評價行為的切換等篇章框架標記，都大量來自以無主語形式呈現的小句，如言說動詞小句、視覺動詞小句和認識義動詞小句，這種弱化的小句甚至可以理解為動詞本身的虛化。
劉丹青的論文“寄生範疇：源於語法庫藏限制條件的語義範疇”指出：“寄生範疇“是在語言庫藏類型學框架下庫藏手段和語義範疇的一種非直接對應現像。由於表達甲範疇的庫藏手段在使用中存在語義條件乙的限制，因此語義乙也在該手段中得到隱性表達，成為寄生於甲範疇的語義範疇。論文先簡述古今漢語中的三個寄生範疇實例：（1）現代漢語復數標記“們”寄生範疇，（2）析取連詞“或者”和“還是”寄生陳述-疑問的語氣範疇，（3）先秦漢語情態動詞“可”寄生表被動的態範疇。然後論文著重考察了在多種方式類副詞、表時間起點的介詞連詞和相對時間域名詞中寄生事態或時態範疇的情況。後論文總結了寄生範疇區別於語法庫藏的目標範疇的一些特點，並討論了寄生範疇現像的理論意義和對語言庫藏類型學的推動。
三、揭示漢語語法特點
在漢語語法的某個領域，立足漢語事實揭示漢語語法的特點，這是歷來漢語研究的一個傳統。新世紀以來這個傳統得到了充分的傳承，關於漢語語法研究的論文大都圍繞這個主題展開。下面四篇論文分別選擇不同的領域，立足漢語事實揭示了漢語語法的某些特點。
宋作艷的論文“名詞轉動詞的語義基礎”指出：名詞轉動詞研究經歷了從動詞視角到名詞視角的拓展，前者關注名詞在動結構中擔當角色，而後者關注動詞在名詞的物性結構中擔當什麼物性角色。論文探討了引入名詞視角的意義和兩種視角之間的關繫。作者認為名詞視角可以揭示什麼樣的名詞易於轉用為動詞，也可以揭示名詞與動詞之間的語義映射關繫，尤其是事物功用與事件目的之間的互通性。兩種視角互為補充，名轉動是物性結結構互動的結果：動詞化是物性結構驅動的，但哪個物性角色被激活以及如何實現為動詞義受結構。
完權的論文“人稱代詞移指的互動與語用機制”指出：人稱代詞是廣義移指詞，指稱對像隨情境而變；甚至可偏離典型的指代對像，即狹義移指用法。論文借鋻認知語用學（Bara 2010、2017）的互動言語分析理念，解釋人稱代詞廣義移指與狹義移指的共同機制。作者認為，人稱代詞的基本語法意義是恆定不變的，如果意識到語言世界並不等同於現實世界，則可以發現，移指意義是發話人和釋話人在各自自然坐標繫與話語坐標繫的轉移和聯繫中，運用各種直指機制而聯合建構的語用解讀。決定代詞指稱對像的是會話雙方在不同指示坐標繫中各自的參與者角色。
嶽輝、吳恆的論文“保留賓語被動句允準的領屬關繫類型及認知分析”指出：生成語法認為被動句的謂語動詞具有的作用，因此被動句的謂語動詞後一般不帶賓語。但事實上漢語中卻存在著大量被動句謂語帶賓語的情況。通過語料考察可以發現，保留賓語被動句的原型表現為身體器官類領屬關繫，且此原型是直接受影響而不是間接受影響。作者認為，能進入保留賓語被動句的領屬關繫，需要滿足推理可及性要求，即NP3在NP1的語義框架內；作為親屬類有生名詞有一定的凸顯性，因此不能構成合法的保留賓語被動句，但是可以通過對舉或者關繫從句降低凸顯性，從而構成合法句式。
李勁榮的論文“漢語旁格賓語的實現機制及其語法後果”以“喫食堂”為例解釋漢語非受事賓語構式的實現機制。作者指出，漢語學界早就注意到一種語言現像，就是漢語動詞除了通常帶受事賓語外，還能帶非受事賓語，如“寫黑板、喫大碗、打主力、聽耳機、哭鼻子”等等。本文立足構式的及物性視角，以處所賓語為例討論非受事成分做賓語現像。論文的主要觀點是：動詞的作用在於指示事件圖景，處所成分做賓語是由構式決定的，構式的及物性特征要求其賓語成分必須凸顯。這能證明賓語的性質是處所賓語而非受事賓語，也能證明構式的意義是如何浮現出來的，因為有一繫列句法語義特征作為依據。作者認為該構式已有熟語化傾向，構式義是對某種行為方式的確認，表述的是特定“現像”而非具體“事例”。
四、關注歷時漢語演變
漢語發展具有悠久的歷史，現代漢語就是漢語歷時發展的自然結果。自有文字以來，從先秦到漢魏，從唐宋到明清，漢語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歷程。這就好比一棵大樹，從它的橫斷面能清晰地看到從小到大的年輪圈，這就是一棵樹的成長軌跡。因此漢語研究固然要關注現代漢語，還應該從漢語的歷時發展來解釋漢語演變的趨勢，以及現代漢語中種種狀態的歷時緣由。下面四篇論文正是這樣一個考察角度，值得引起漢語研究者們的關注。
吳福祥的論文“語義演變與主觀化”指出：這些年來言語表述的主觀性和主觀化是認知功能語言學界和歷史語言學界共同關注的話題，尤其在語法化和語義演變研究中，主觀化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熱點話題和研究課題。論文從歷史語言學角度討論主觀化與語義演變的關繫及相關問題。作者認為：其一，主觀化並非語義演變的機制，而隻是語義演變的一種結果或類型；其二，主觀化也不是語義演變的單向性過程，多隻是語義演變的一種傾向或趨勢；其三，很多語義演變過程與主觀化無涉，既非主觀化亦非客觀化。
蔣紹愚的論文“也談文言和白話”指出：什麼是文言？什麼是白話？這是討論了很久的問題。雖然前輩學者都涉獵過這個問題，比如呂叔湘先生寫過文章《文言和白話》，張中先生寫過書《文言和白話》，但是有些問題還是不太清楚，所以作者要寫這篇《也談文言和白話》的文章。作者認為，文言和白話的區別，不在於是脫離口語還是接近口語，而在於文言使用的是上古漢語的詞彙語法繫統，而白話使用的是近代漢語的詞彙語法繫統。作者還強調，現代漢語的書面語是白話，但文言在今天仍然需要，白話還需要發展和提高。
彭睿的論文“關於圖式性構式歷時擴展的理論思考”指出：近年來復合型圖式性構式（complex and schematic construction）的歷時演變逐漸成為學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原因很清楚，這是因為是語法化研究的局限性導致學者們不得不尋找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圖式性構式歷時擴展是歷時構式語法研究的重要課題。目前的一些理論方法（如“構式化”理論）以統一的模式來概括不同類型構式歷時演變的規律，而對諸如圖式性構式歷時擴展的理論問題關注不夠。作者認為，圖式性構式的歷時擴展應當具有特定的機制和原則，當務之急是在調查事實的基礎上，逐步地總結這些普遍性規律。作者還強調，近年來以漢語為考察對像的相關研究很有價值，為圖式性構式擴展普遍規律的歸納作出了理論貢獻。
董秀芳、郝琦的論文“上古漢語一批代詞形式的消失看漢語量化表達的變化”指出：古代漢語中有一批代詞形式（包括否定性代詞、無定代詞等）後來消失了，如“莫、靡、罔、或”等。這些代詞一個顯著特征是都與量化表達有關，後來這些代詞所表達的語義都要通過動詞短語（“動詞 名詞性成分”，其中動詞用“沒有”或“有”）或限定詞短語（“限定詞 名詞性成分”，其中限定詞用“有的”或“有些”）來表達，即通過分析性的句法形式來表達。作者認為，這些代詞形式的消失，反映了漢語的量化表達從以單語素代詞為主到量化算子和描述性內容分立表達的變化過程，是漢語從綜合到分析演變大趨勢的一種表現。
五、解釋韻律句法現像
由於漢字的表意特點，漢語的是形音義三位一體的，導致漢語韻律極有個性，也極有規律，並與漢語句法形成了內在的互動關聯。因此漢語韻律句法研究歷來是漢語研究的一個熱點，尤其對雙音化形式及四字格表述，一直受到學界的關注。下面兩篇論文即對此展開了進一步的闡述和解釋。
瀋家煊的論文“說四言格”指出：縮放型的四言格是漢語駢偶性的體現，駢文對言來自生活、來自對話，是語言的本源，其特點是“把類似性添加在鄰接性之上”。作者強調講漢語語法，不僅要講駢文對言，而且要先講駢文對言，弄清它的性質和成因，不然是本末倒置。作者認為，從“大語法”著眼，四言格是漢語的語法形式，四言格式化是漢語的語法化。印歐語語法以主謂結構為主干，是以“續”為本；漢語大語法是以對言格式為主干，是以“對”為本。因此，對西方人來說主語接續謂語纔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形式上纔是完好的(well-formed)；而對中國人來說“對著說”的對言纔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纔制造意義(make sense)，形式纔是完好的，不對言無以明義完形。作者進一步解釋：四言格之所以是“四”，是二二式，有兩個相依相存的原因。一個是漢語每個字在形音義用上等價，一個是數字中唯有4這個數既是2 2又是2×2，兩個原因結合滿足對言、明義、完形的要求。論文還對漢語的互文、回文、頂真三種修辭現像重新加以審視和闡釋，說明漢語的組織具有互文性、可回文性、頂真遞繫性等傾向性規律。
周韌的論文“漢語韻律語法研究中的雙音節和四音節”認為過去的漢語韻律語法研究，主要的關注點在單音節和雙音節的分布對立上，實際上漢語中雙音節和四音節之間也常常會引起句法分布上的差異。論文首先指出，漢語中存在著一級比雙音節更高的韻律單位，這種韻律單位通常由四音節組成。然後論文通過討論詞綴對詞干音節數目的要求、特定格式對音節數目的要求、語序調整和音節數目的關聯三個方面，證實漢語韻律語法中存在著雙音節成分和四音節成分的對立。論文還進一步討論四音節成分在漢語韻律層級體繫中的地位，說明在漢語韻律語法現像當中，常常展現音節計數的特點，因而無法直接套用音繫短語和音繫詞等當代西方韻律音繫學理論中的概念。
總體而言，新世紀以來漢語學界開始倡導突破西方語言理論的框架，重新審視漢語特點，建立漢語言學新體繫，毫無疑問這是一種覺醒，是學術自信的表現。不過，要真正突破傳統觀念並不容易，古語說：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瀋家煊（2018）在第20次現代漢語語法學術研討會開幕辭中指出：理論創新不能簡單地搬用國外的理論。呂叔湘先生、朱德熙先生到了晚年的時候都有這樣的感受，我們這個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必須要進一步的突破印歐語的眼光。呂叔湘先生甚至號召，要大破特破，將句子、詞、主語、動詞這樣一些基本概念，都要暫時拋棄，重新加以審視。如果按照呂叔湘先生的呼吁，傳統範疇類都暫時拋棄了，那麼適合漢語個性的範疇體繫是什麼樣的呢？我們又如何去發現、概括這些範疇類，並設定合適的分類依據，給予合適的概念解釋？那就有待於漢語學界的學者同仁共同努力，在實踐中去不斷探索，逐步完善了。
《漢語言學新視界》編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