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章緒論 

    節研究孫詒讓文字學的目的

    第二節孫詒讓研究文字學的背景

    第三節本課題研究範圍 

第二章孫詒讓考釋文字的方法（上）——據形考釋 

    節形體分析法

    第二節歷史比較法

第三章孫詒讓考釋文字的方法（中）——據音考釋

    節利用文字的諧聲關繫考釋甲金文

    第二節利用古音知識考釋甲金文 

第四章孫詒讓考釋文字的方法（下）——據義考釋 

    節據上下文語義釋字

    第二節據古代文獻釋字 

    第三節據文例句式釋字

第五章孫詒讓的文字學理論 

    節孫詒讓論漢字起源 

    第二節孫詒讓論漢字演變 

    第三節孫詒讓論像形字發展三階段

    第四節漢字結構方式之一——轉注論

    第五節“篆意”和“篆勢”論 

第六章字論

    節總論

    第二節分論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一部優秀的論著，除了把顯性的論證成果奉獻給讀者之外，往往以其深層的內涵傳達著作者隱性的思辨智慧。邦雄君的新著《孫詒讓文字學之研究》就是這樣一部論著。既客觀地評價了原著的顯性論證成果，又善於將前賢著述的隱性思辨明細化，從而給人以啟迪。

上世紀80年代圍繞著如何推進出土古文字研究的深入發展曾發生過一場爭論。一種觀點認為，阻礙古文字研究深入發展的原因是知識不足；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阻礙古文字研究深入發展的原因是理論方法的研究不夠。兩種觀點始終未能統一起來，隻得以不了而了之。這一爭論讓人聯想到了文化傳統。有人認為文化傳統存在著注釋學與思辨學兩大分野，而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傳統的差異在於前者為注釋學而後者為思辨學。如果我們從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視角加以考察的話，就不難發現，注釋學與思辨學之間卻既是相對相反，又是相輔相成的，隻不過中國文化傳統所表現出來的往往是顯性的注釋學，而躲在背後的卻是隱性的思辨學罷了。可以這樣說，凡是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家及其代表作，無不表現出注釋學與思辨學相得益彰的特點。

在對待孫詒讓古文字研究成果的評價方面也同樣存在著前面所說的現像，例如《契文舉例》。由於《契文舉例》是我國部繫統考釋甲骨文字的著作，所收錄的甲骨文材料又是依據部著錄甲骨卜辭的《鐵雲藏龜》，因而備受學界重視。但是，人們多以孫氏在這部著作中考釋出了多少個可信從的甲骨文字作為評價學術價值的依據，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孫氏關於整個古文字研究理論方法的分析評價。比方說，孫氏關於正統文字的理性思辨。盡管孫氏並沒有直接闡述他的正統文字思想，但是，他對秦漢小篆以前的西周及其以後的鐘鼎文研究，已經透露出他對西周至秦漢所使用的文字性質的判斷。他在撰寫多種古文字研究著作的過程中，又投入了《古文大小篆沿革表》的撰集，這明顯表現出孫氏歷時迭加、垂直考察通語雅言的發展線索和正統文字發展面貌的理念，並為進一步考察甲骨文語言與文字的沿革脈絡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我們知道，凡有人群集聚的地方就必然有通行語言。尤其是文字產生之後，凡是有官吏階層和知識分子群體存在的地方，必然存在著通語雅言，也必然存在著記錄通語雅言的正統文字。歷朝歷代，概莫能外。隻是語言文字有精粗雅俗之分和地域廣狹之別罷了。如果說許慎的《說文解字》篆書是一次歷時正統文字的選擇，那麼，孫詒讓的《契文舉例》就是上自殷商甲骨文，中經西周、春秋、戰國金文和石刻文以及秦漢篆書的一次歷時正統文字的貫通。我們可以推想，甲骨文的出土面世，孫氏是懷著極度興奮的心情將正統文字的上限上溯到了殷商時代，把《說文解字》所收傳世文獻文字繫統與出土古文字文獻文字繫統融為一體，相互比照，在中國學術史的大背景上，為漢語通語雅言的發展史和記錄通語雅言的正統文字的發展史提供了隱性的思辨邏輯。又如孫氏關於正統文字本體功能的特別關注。不難看出，他全面繫統地繼承了許慎《說文解字》的分析方法，包括以詞義（單音節語素義）為軸心，對字的結構成分的分切、結構關繫的認定，在整個文字考釋中努力尋繹字的本體功能。雖然受到那時卜辭材料的限制，但是這種理論的思辨和方法的運用，都是值得重視的。以上兩點已為孫氏身後的學界所證實。有的學者曾根據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字差異，尤其是戰國文字的差異，把它們分為西土文字和東土文字。其實，中華正統文字發源於中土，即史稱“中原、中國”之“中”。中土文字從商代開始，經歷著西移東漸，終形成了以中土為中心的地域廣闊的中華正統文字。對歷代正統文字載體的認識也是趨同的。商承祚的《說文中之古文考》以及他所撰集的《石刻篆文編》，研究的目標已集中在甲、金、石三類文字，而出土文獻中之甲骨、鐘鼎和石刻正是商周春秋戰國以至秦漢正統文字的承載者。馬敘倫的《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出，進一步把秦漢及其以前的古文字（主要是甲骨文、金文和石刻文）聯繫起來，進一步強化了文字的本體功能。我們在編纂《古文字詁林》的過程中也發現，《說文解字》字頭字之外的出土古文字考釋字，僅占已考釋的全部古文字總量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且多為方域性文字，由於未能確指其本體功能，所以相當數量的字還有待進一步的考證。總之，在中國文字學史乃至中國學術史上，孫氏不僅是繫統研究甲骨文字的人，歷時考察自殷商至秦漢中國正統文字的人，而且也是全面繼承和發展許慎文字學理念和分析方法的人。    

邦雄君敏而好學，務實求真，不畏險遠，志在非常之觀。細心的讀者從《孫詒讓文字學之研究》一書的標目中即可看到一個錐體結構，所表現出的是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站在中國文字學史和中國學術史的高度來考察孫詒讓的古文字學研究成果，針對孫氏的治學特點，把顯性的解釋與隱性的思辨結合起來，實現研究方法上的優化組合；把多層次多側面的立體比較貫穿於論著的始終，努力做到臧否有度，評價中肯。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部全面繫統地研究孫詒讓文字學著述的專著。

邦雄君這部新著撰成之時，恰值《契文舉例》成書百年。我們常說，真正的學術成果總是能夠穿透時空，與時俱進的。時光流逝雖已百年，而孫氏的古文字學研究著述卻越來越顯示出他那思辨智慧的光芒。這也正應了邦雄君選題立意的初衷。

李圃

2005年5月5日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