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河南版自序

1995年廣東增訂版自序

2006年北大新增訂版自序

2013年第4版自序

章 緒論

節 學術史觀問題

第二節 處理好五種關繫

第三節 中西古代語言學的異同

第二章 先秦的語言研究

概況

第四節 先秦諸子的語言理論

第五節 先秦時代的名物釋義

附錄：對“附表”的幾點說明

第六節 先秦時代的文字研究

第三章 兩漢語言學

概況

第七節 漢代方言學

第八節 漢代文字學

第九節 漢代詞源學

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語言學

概況

第十節 反切的起源

第十一節 五音與四聲

第十二節 韻書的產生

第十三節 辭書的發展

第五章 隋唐宋語言學

概況

第十四節 《切韻》繫韻書

第十五節 字母之學

第十六節 等韻學的興起

第十七節 古音學的萌芽

第十八節 唐宋文字學

第十九節 唐宋辭書

第明語言學

概況

第二十節 《中原音韻》繫韻書

第二十明等韻學

第二十二節 明代古音學

第二十明文字學

第二十四節 明代辭書

第二十代語法研究

第七章 清代語言學

概況

第二十六節 清代古音學

第二十七節 清代今音學

第二十八節 清代等韻學

第二十九節 清代韻書

第三十節 清代詞源學

第三十一節 清代語義學

第三十二節 清代文字學

第三十三節 清代辭書

第三十四節 清代語法研究

全書結語

人名索引

參考文獻

2006年北大新增訂版後記

2013年第4版後記

早在2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本人就與商務有約，《中國現代語言學史》、《中國古代語言學史》增訂本，均由商務出版。後來，由於某種非學術的原因而爽約。其時，恰好廣東有友人來京招親，於是兩“姊妹”就高高興興結伴南下遠嫁廣東了。廣東當然是個好地方，但畢竟帝裡風光更好，何況他們的主人翁又在北方。年來商務新起的大方之士再度招手，兩“姊妹”又高高興興先後來此落戶，喜續前緣，此亦書林一佳話也。唉！書的命運也真難料！還是時間說了算，讀者說了算。至於某些個人的咬牙切齒，“笑而不答”，“犯而不校”，可也。夢中日月窮通淺，“老去人間毀譽輕”（陸遊詩）。
《中國古代語言學史》此前已印刷了七次。河南版一次，廣東增訂版三次，北大新增訂版三次。商務版屬於第三次修訂了。錢穆先生曾對人說：“至今始知朱子為書鮮不經十年、二十年以上之不斷改定。”①《朱子年譜》載：“先生病已甚”，臨終前還在“改《大學•誠意章》”。②朱熹之所以成為永遠的朱熹，當年的咬牙切齒者、誣之為“偽學”“逆黨”“上書乞斬熹”者，當然是根本無法理解的。如今“不斷改定”精神已成為優秀傳統，老朽我就是照此精神來著書立說的。
作為學術史，“改定”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不斷博采眾說，創建或充實前所未有的篇章布局，組織結構，理論維度，話語體繫，以成一家之言。這中間的創意就是：對眾說“如有不同，即下己意”。問題在於何謂“己意”？陳澧說：“所謂下己意，非必盡出己說，但以己意引眾家之說，即是己意。”③說來容易，一個“引”字便見功力。眾說在哪裡？如何理解、綜合、排比、發揮眾說？如何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高下抑揚、進退取舍之間，“己說”即在其中矣，學問精神即在其中矣。這是一個極為艱難的、也可以說是費盡心血的過程，要以“己意”與眾多古今高手對話、博弈，談何容易！豈能掉以輕心？
如果我所知甚少，或知之不深不透，古今學人有何高見我就根本下不了“己意”來判斷；或者自以為如何如何高明，乃至胸無古人，目無今人，當然也就用不著“不斷改定”了。
寫學術史免不了引用眾說。如何引用眾說？陳垣先生曾有如下總結：
凡引書聲明引自古人者，可略而不可改，裴松之之《三國注》是也。未聲明引自古人而用其語者，可隱括成一家言，範蔚宗之《後漢書》是也。溫公之《通鋻》，蓋範書之類，亦即班《書》用《史記》之類。（《通鋻胡注表微•書法篇第二》，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17頁）他的學生牟潤孫先生說：“這一引書義例，為中國史學家傳統習用。”④陳垣還說過：“史學家竟不敢刪省前人之文，如何能自成一家之言！”說白了，所謂“一家之言”，“非必盡出己說”，必然包含前人的智慧心血在其中。人們常說的“白手起家”，“從零開始”，都不是的。
所以，繼承傳統，尊重古人，不薄今人，這都是學術自身發展的需要。清人王鳴盛說：“大凡人學問精實者必謙退，虛偽者必驕矜。生古人後，但當為古人考誤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為功，其情為可惡。”⑤所有現在活著的學人，三五百年之後也是“古人”，如有“可惡”之徒，妄思“掩蓋以自為功”，你若地下有知，又將如何？
19世紀末以來，中國學術受西潮推動，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進步巨大，有目共睹。今後仍然要虛心、認真對待世界各國的先進文化學術，而近幾十年來，由於種種原因，傳統已呈斷裂之勢。“世上悠悠不識真，姜芽盡是捧心人。”⑥健康的中國人，為什麼要學西施那種病態呢！以病態為“美”，我們的價值取向，評價體繫，就真的有“病”了。1996年4月7日，張琨先生從伯克萊給我的一封信說：“中國學問還是要中國人在中國做。”這是一位海外華人老學者的由衷之言。所以，在北大新增訂版自序中說：“我寫的是‘中國語言學’，而不是‘語言學在中國’。”第三次修訂，還是遵循這一原則。
這次修訂，幅度不如新增訂本大，但增刪也有二百多處。七八年來的點滴心得，大體上納入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