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態語言學的緣起與發展
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生態不單單是一個科學的概念，它還融合了天人合一的觀念。無論是西方的《聖經》還是東方的傳統哲學抑或是儒家學說，無論是科學研究還是商業發展抑或是人們的日常生活，人與自然以及自然中其他生物之間的關繫都是其中一個永恆的主題（黃國文 等，2019）。生態語言學的興起，是回應時代的需求。生態語言學研究使我們打破了對傳統語言學認識的局限，將多學科的理念和方法運用到語言學研究中，這無論是對加深對語言發展規律和語言演化本質的認識，還是為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的制定提供參考均有重要意義。
本章在介紹生態語言學的緣起、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側重分析生態語言學研究的本土化及發展趨勢。
1.1 生態語言學的緣起
關於語言的科學研究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索緒爾（Saussure）提出的現代語言學。語言學是關於語言的科學研究；語言是現像，是研究對像，語言學是研究語言的理論和方法（黃國文，2023）。語言學可以分為理論語言學（也稱普通語言學）和（廣義的）應用語言學。理論語言學關注的是語言繫統和語言繫統中的各個要素，而應用語言學關注的則是語言理論的應用和以語言學為主體的交叉學科研究。生態語言學同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一樣，屬於“應用語言學”研究的範疇。生態語言學的理論基礎可以追溯到西方學者對生態問題的研究。（Garner，2004）認為生態語言學借鋻了生態思維的觀點，認為人們應該從整體、動態、互動和環境四個角度重新認識語言。整體觀認為語言與其使用的環境是緊密相連的，它隻是復雜社會交際文化網絡的一部分。語言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與社會、文化和環境相互作用的。動態觀強調了語言與語境的動態變化。每個語境都具有固定的動態性，每個對話都具有潛在的不可預測性，所以語言的含義隨著語境的動態變化而千變萬化。互動觀認為語言是交流的手段，也是交流的產物。語言與非語言形式、說話者的生理、心理狀態和社會背景等構成一個復雜的網絡，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呈現出獨特的互動性。環境觀源於整體觀、動態觀和互動觀，認為環境不僅僅是語言的背景，更是它的基本組成部分。生態語言學將語言現像置於生態文化背景中，將其視為一個整體的開放形生態繫統，研究語言符號的生態性質和語言發展的生態規律。這些觀點為後來的生態語言學研究奠定了基礎，並為我們理解語言與環境的關繫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生態語言”概念最早由艾納·豪根（Haugen）於 1972 年提出，主要是研究語言與生態之間的相互關繫，即從生態的角度研究語言（繫統）和語言使用（實例）。語言生態（也稱語言生態學）有兩種基本模式：一種是豪根模式，另一種是韓禮德（Halliday）模式。豪根將“生態”解釋為言語社區生態，認為語言生態是有關語言與言語社區生態之間關繫的科學，將“生態”作為“環境中的語言”的隱喻，豪根模式也被稱為“機構生態語言學”。語言生態學的隱喻模式研究所有可能增強或削弱語言功能的環境因素，關注語言的生存發展狀態、語言多樣性、瀕危語言保護、語言活力、語言進化、語言規劃、語言推廣、語言服務、語言純潔與淨化、語言與現實世界的互動關繫、語言與網絡虛擬世界的關繫、語言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之間的關繫、生態繫統與文化繫統之間的關繫等。其中，作為語言使用者的“人”構成了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語言的狀況與語言使用者的生活狀況緊密相連。語言使用者的語言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影響著社會的發展與文化的傳承，語言使用者的外語狀況將反過來影響到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文化的交流互鋻，進而影響到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廣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