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第一章 波恩共和國的腐敗（1949—1990）
第一節 逆境中的新起點
第二節 廉潔的共和國？共和國前20年的腐敗
第三節 聯邦議院中的賄選事件：社民黨和自民黨聯合執政時代的格爾德納、施泰納、維南德（1970—1973）
第四節 轉型的先兆：“弗利克事件”（1981—1986）
第二章 大轉折：1990年以來的全球反腐熱
第一節 道德與效率：有關腐敗與反腐的新觀念
第二節 關於透明度的承諾
第三節 利益、參與者、政治：“反腐行業”的統治
第四節 反腐有一個名字：透明國際
第三章 柏林共和國的腐敗（1990—2012）
第一節 重新統一之後與托管
第二節 解讀的框架
第三節 聯邦共和國的透明度
第四節 重新統一後德國的事件和丑聞
結語
致謝
注釋
參考文獻

導論

1981年底，《明鏡周刊》（der Spiegel）在一篇文章結尾處一語雙關——“聯邦德國=香蕉共和國。此時“弗利克事件”（die FlickAffre）剛剛拉開序幕，總部位於漢堡的《明鏡周刊》首次報道了聯邦德國首都波恩的政治家們涉嫌貪腐。把聯邦德國說成“香蕉共和國”，這在1981年委實匪夷所思。當時還幾乎無法想像，正是那些支持德國的政治家或一本正經的記者把香蕉共和國的概念和德國聯繫了起來。然而，這種情況很快就將改變。十六年之後，一位名叫沃爾夫哈特·貝格（Wolfhart Berg）的記者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就叫《德意志香蕉共和國》（Bananen-republik Deutschland） 。

時至今日，德國可能還有許多人本能地附和《明鏡周刊》的觀點。何謂香蕉共和國？香蕉共和國指的是政治體制腐敗、不能與時俱進、工作效率低下的弱國。貝格在1997年出版的這本書中就清醒地認識到，“不管您信不信……我們所有人都深陷其中”，所說的就是腐敗問題。事實上，大約在兩德重新統一之後，德國政壇就開始對政治和行政中愈演愈烈的腐敗現像展開了激烈討論。

從此，這些位高權重、代表德國的人丑聞纏身。2012年，聯邦德國總統克裡斯蒂安·武爾夫（Christian Wulff）因為涉嫌濫用職權被迫辭職。1999年末，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卸任德國總理僅一年後，涉嫌接受非法政治獻金和受賄的丑聞就被披露。20世紀90年代初，巴登符滕堡州州長洛塔爾·施佩特（Lothar Spth）和巴伐利亞州州長馬克斯·施特賴布爾（Max Streibl）因為受到類似指控相繼辭職。大約同一時期，在外交禮儀上地位僅次於聯邦總統的二號人物、德國聯邦議院議長麗塔·蘇斯穆特（Rita Süssmuth）險些因為兩件事馬失前蹄——這兩件事分別涉嫌所謂公車私用和政府專機私用。

這份丑聞錄（chronique scandaleuse）難免掛一漏萬，但聯邦德國無論如何算不上“香蕉共和國”。進一步仔細觀察會發現，德國的國家機構在上述腐敗丑聞中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檢察院著手對武爾夫進行調查纔是他辭職的直接原因。科爾公開承認了部分指控，他所在的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必須向國家償還高額款項。麗塔·蘇斯穆特之所以得以保留原職，是因為她每次使用公車出行後都原原本本記錄在案。仔細觀察後很容易發現，德國和那些不實施賄賂就寸步難行的國家不一樣。香蕉共和國一詞經不起進一步推敲，它代表了一種喜歡小題大做的政治文化。

仔細觀察之後還會有第二個發現：縱觀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歷史，腐敗問題絕非越來越嚴重，真正嚴重的政治腐敗事件還要追溯到更早些時候。聯邦議院存在賄選現像，這影響到了兩個事關國家政治的重大決定：一是1949年確認以波恩取代美茵河畔的法蘭克福作為首都，二是1972年通過提交建設性不信任案彈劾聯邦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的計劃以失敗告終。在這兩起事件中，腐敗的議員都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當時的德國還談不上腐敗盛行。

聯邦德國早期何以對腐敗行為如此寬容？後來的輿論評價又為什麼對腐敗行為不依不饒？探究這些問題能更好地了解“二戰”結束以來德國政治和德國公眾的自我理解，了解德國的道德觀念、政治許可的界限、價值的轉變，了解對經濟和政治、政治家和民眾之間關繫的看法，以及丑聞化的運行機制等。

在此過程中，我們還將發現一些意想不到的聯繫。起初對腐敗問題包容有加，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精心呵護民主這棵“幼苗”；但它也源於一種今天看來值得懷疑的納粹主義（Nationalsozialismus）觀點（納粹主義當時主要因為腐敗而沒有得到認可）。後來對腐敗問題不依不饒則是媒體熱衷於批評的結果。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1990年以來反腐敗一躍成為後意識形態環境下政治領域的一個主題。直到今天，在國際發展援助領域也幾乎沒有人批評“反腐 透明=富裕和民主化”這個簡單的公式。恰恰是在自由市場力量、經濟全球化和美國外交利益的共同作用下，腐敗看起來像是憑空出現的一個人類中心話題。批判腐敗官員成為一種主流論調，削弱了民眾對公共行政的信任。在這種情況下，私有化、去政府干預、解構國家，以及最終削減社會福利都顯得迫在眉睫。

在德國，反腐鬥爭在兩德重新統一之前基本都是一個次要話題。20世紀80年代，隨著弗利克財團政治獻金丑聞被曝光，這一狀況纔得以改變。但是在兩德重新統一後，隨著法律修訂、行業專家和一繫列反腐機構的參與，反腐纔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場域（Politikfeld）。全球最重要的反腐機構源自德國：德國人彼得·艾根（Peter Eigen）根據德國的法律創立了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該機構總部設在柏林。

從對腐敗問題的討論也可以看出人們對國家精英的信任何以迅速土崩瓦解。短短幾年內，這種論調在關於腐敗的討論中尤為刺耳。考察有關腐敗辯論的歷史也能知道今天人們何以對政黨和政治家嗤之以鼻。這段歷史也和引入道德因素進行政治分析密切相關。此外，如果拋開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於“透明”的歷史，那就幾乎無法書寫腐敗的歷史。透明一詞，以光線通透喻指一種更加美好、沒有腐敗的社會形式。即便政治家以“玻璃議員”（glserne Abgeordnete）的形式登場，他們的承諾也很少能夠兌現。民主政體的優勢在於擁有作為修正手段的批判性媒體。可如果這種批判削弱了對其政治機構的信任，最終削弱了對民主政體合法性基礎的信任，那該如何是好？今天，民主制度出現危機的原因多種多樣，有關腐敗的辯論歷史可以為此提供一些細節。

這本書並非關於德國1945年以來的腐敗史。賄選、行賄、結黨、庇護、微觀政治、幕後談話和權力的暗箱操作等並非本書的研究對像，至少不是本書的直接研究對像。本書研究的是與這些腐敗現像有關的辯論和丑聞。 因此，我無意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界過去和現在是否確實腐敗、在多大程度上腐敗妄下判斷。腐敗不適合作為歷史分析的範疇，單從這一點看，是否腐敗的問題就無法回答。因為誰要是提到腐敗，那就是在進行道德評判。此外，腐敗也無法量化。營私舞弊、相互勾結和政治庇護等現像的增加或減少隻能憑印像描述，無法精確計算。

對於政治文化而言，關於腐敗的討論是最有說服力的。貫穿全書的問題是：誰在什麼時候談論了政治腐敗的哪些問題？此人為什麼這麼做？出於什麼想法或者出於何種利益這麼做？第二個問題雖然不是總能找到答案，但常常會有一些提示能夠拓展我們的視角。因為在公開的討論中，人們通常知道腐敗現像的批判者和反腐人士是誰。因為他們在努力，這在當今的政治討論中是可以理解的。在激烈的交鋒中，持中立態度既無可能也無意義。然而歷史學家的任務是退一步去調查那些看上去自然而然的事。人們究竟為什麼批評腐敗？為什麼腐敗長期以來是個冷門話題？這種批判會帶來哪些意想不到的後果？這種批判有哪些驅動力，會導致哪些後果？這種批判如何影響共和國的政治文化和自我形像？另外還有一些更為具體的問題也很有意思，比如為什麼沒有屬於左翼的對腐敗的批評，或者對權威持批判態度的左翼自由主義者和主張市場自由的腐敗批評者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本書時間上的轉折點和關鍵點是兩德重新統一之後的年份。全球和德國國內因素對有關腐敗的辯論如火如荼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盡管這種轉變已有先兆，比如弗利克政治獻金丑聞，以及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最早的、小心翼翼圍繞透明展開的辯論。然而，對這場辯論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波恩共和國（die Bonner Republik）和柏林共和國（die Berliner Republik）處理政治腐敗做法的巨大反差。如果認為1980年之前沒有任何針對腐敗的批判，那無疑是一種錯誤的印像。

從本書第一部分論述聯邦德國早期關於腐敗的討論中，可以看出當時也已經有了批判性的新聞報道，也存在種種丑聞和事件。人們普遍認為，服從權威的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時代沒有腐敗；但事實恰恰相反——即便阿登納這位共和國的開國總理也未能幸免，成為有關腐敗辯論的對像。不過當時的批評非常務實，主要針對個人，很少抨擊政治制度。聯邦德國成立最初幾十年的顯著特點是沒有進行與腐敗問題相關的討論，也不存在反腐鬥爭的政治場域。因此，我也是按照編年史順序討論各種事件和辯論，這種討論大都受限於事件和辯論的動機。曾經有一種超越黨派的共識，認為德國的政治家和行政機構並不腐敗。1981年的弗利克事件改變了這種論調。此時，政黨的權力及其與商界的聯繫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不僅新聞媒體質疑許多政治家為人是否正直，聯邦議院也就此進行了公開討論，德國的政治體制看似陷入了黑暗之中。

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歷史幾乎不可能被孤立地書寫，德國的歷史尤其如此。但具有蘇聯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全球範圍的崩塌直接促成了兩德重新統一。腐敗的歷史如果不放在全球化和國際發展政策的背景下也無法理解。因此，本書第二部分探討全球的反腐鬥爭。首先我會介紹反腐鬥爭的思想史，闡述的背景是新自由主義及與之相關的各種國家發展理論和發展目標。其次我會介紹解決腐敗問題的有效模式——透明。最後我會介紹國際反腐敗政策中最重要的政治發展趨勢和人物，尤其要著重說明透明國際的作用，然後再談談反腐政策在南半球國家的政治後果。

本書的第三部分涉及柏林共和國的前20年，從兩德重新統一到2012年克裡斯蒂安·武爾夫辭職。我首先探討轉型時期和後轉型時期的情況。腐敗對這一時期的影響微乎其微。其次我將介紹反腐鬥爭這一新的政治場域是如何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媒體報道和文獻形成的，政治透明在德國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相關的一些要求可以回溯到1970年代早期。有關議員收入和忠誠度的討論，以及議員為實現透明所付出的努力等都促使我思考透明承諾的悖論和界限。最後，我將按時間順序列舉兩德重新統一後最重大的腐敗丑聞；這些丑聞不僅涉及政治家，在兩個案例中還涉及大型企業：大眾汽車公司和奔馳汽車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