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自序：鳥堅尼在哪裡？
原序
許序

第一章導論
  第一節人類學對海外華人社會的研究
  第二節理論探討
  第三節田野研究和方法討論
  第四節巴布亞新幾內亞華人的人口分布
第二章新幾內亞華人移民和聚落史
  第一節德屬時期：1880—1914
  第二節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1914—1942
  第三節“二戰”結束：1945年之後
第三章華人移民眼中移民和適應的過程
  第一節新幾內亞華人移民的開拓者
  第二節華人移民個人的適應能力
  第三節華人的適應能力
  第四節中斷時期：日軍占領之下
  第五節步步高升的願望
第四章親屬制度與商業成功的關繫
  第一節親屬制度與創業精神
  第二節家族、繼嗣制度以及商業擴展的關繫
  第三節聯合家庭和經營組織的關繫
  第四節親屬網絡和商業活動
  第五節親屬行為變化和商業成功的關繫
第五章百貨小商店裡的日常運營
  第一節尋找開店地址和協商交涉
  第二節清點存貨
  第三節華人交易店裡的生意
  第四節一家交易店的經濟情況和一個華人家庭的開支
  第五節零售商與批發商之間的關繫
  第六節海外華人銷售員的作用
第六章一石三鳥：古法做會,籌集資本
  第一節新幾內亞華人的歷史背景再述
  第二節標會與商業公司
  第三節標會在新幾內亞的運作
  第四節操作的復雜性
  第五節小結
第七章商業發展要靠婦女
  第一節有關海外華人婦女資料之匱乏
  第二節海外華人婦女的經濟自主和職業
  第三節巴布亞新幾內亞華人婦女的職業分布
  第四節華人婦女的商業活動
  第五節海外華人婦女活躍於商界的原因
  第六節小結
第八章殖民地想像中的社會政治組織
  第一節政治結構與領袖結構的意識模式
  第二節天主教派與基督教派
  第三節領袖與權威
  第四節政治認同的難關
第九章局勢的演變和華人的難關
  第一節華人與白人之間關繫的演變
  第二節華人與土著之間的關繫
  第三節土著對華人的敵意
  第四節獨立前夕的應變措施
第十章海外華人認同：全球化的本土化

附錄一阿魯易·阿昆致約翰·安士我斯上校請願書，1924年
附錄二新幾內亞托管地華人人口：1921—1957

參考書目

後記

自序：鳥堅尼在哪裡？

    通常我們人類學或民族學工作者，發表一篇論文或出版一本新書，總是先要聲明研究材料的來源，是哪年哪月、在哪裡的哪個人群聚居的地區，進行了多久的田野調查，收集分析各種統計與文獻資料，再經年累月地撰寫，纔獲得這樣的成果。
    說來話長，本書主要是根據約五十年前，我在當時澳洲屬地巴布亞（Papua）和聯合國（澳洲）托管地新幾內亞（U. N. Trust Territory of New Guinea）進行田野調查四年（1970—1974）所收集的材料撰寫而成。其間，我曾多次赴澳洲政府國家檔案室，搜尋第一次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檔案，並且閱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凱薩·威廉大地（Kaiser Wilhelms Land）殖民公司”的報告史料（包括澳洲國家檔案室保存的英文譯本）。現在這本書是2020年完成的新稿，包括了四種我先後完成的著作和文章，還有從1974年至今持續不斷與許多以前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之後的國名）認識的華人朋友的通訊（人類學界多年來稱呼他們為“田野報道人”，英文叫作informants），以及多次踫面訪談的記錄，等等。因此，本書完全是重寫並重新組成的一本新書。
    我當初怎能從夏威夷去澳洲，成為澳洲國立大學的研究學者（ResearchScholar，Anthropology，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ANU），並赴新幾內亞做博士論文研究四年？關於其前因後果、不可思議的體驗，就可以另外寫出好幾本書。去新幾內亞之前，我是完全不了解這個仿佛生活在石器時代一般的，傳說還有“食人族”土著（在20世紀末，醫學界從這一古代風俗發現了“瘋牛癥”的來源）的偏遠島國。我和前妻王維蘭（從1960年開始，我在臺灣大學求學以及後來留學美國時的同學，陪我周遊世界的田野伙伴，我們四十多年共同生活中的領導）1971年到達當時澳洲政府統治下的巴布亞以及“澳洲政府代理聯合國托管地區”新幾內亞時，無論走到哪裡，都能看到有華人開的許多店鋪。當地華人頭一次見到我們，都用英語或廣東話，自稱是華僑、唐人或中國人。當地華人最集中的亞包城（Rabaul，位於新不列顛島上，當地華人多年來用粵語稱之為“亞包”。這裡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軍占領並建立太平洋總部後，大將山本五十六坐鎮的“拉包爾”。山本後來在此被美國軍機攔截打死，當初的日本空軍基地和戰機殘殼，後來成了一大觀光旅遊景點），原來是在德國人占領時代，由華工參與開發建造的。讀者繼續閱讀本書就會了解，雖然本書是人類學界少見的中國學者自己研究中國人移民南太平洋150年的華人民族志，不可能提供更進一步的南太平洋“經濟地理”和“政治歷史”介紹，但是本書第一和第二章裡，已經比較詳細地解釋了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歷史發展和華人的分布，第二章的第一節更是介紹了中國人與東南亞華人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不斷到達的移民史。請讀者注意參考圖2-1德屬新幾內亞示意圖，那是我經過長期研究後，親手繪制的地圖，圖上用德文、英文、中文三種文字標示了地名。
    當年，我們初次在亞包閑逛，居然發現了一家很大的華人俱樂部，內有飯館、酒吧、大小會議廳，大門口的大橫匾上刻著中文“鳥堅尼中國國民黨支部”。我心想，哪裡是“鳥堅尼”呢？原來就是新幾內亞（New Guinea）的廣東話音譯，“鳥堅尼”是當地老一輩華人叫的中文地名。這個“國民黨支部”是在1920年代，位於悉尼的國民黨澳洲南太平洋群島支部派人來此建立的。亞包的這個“支部”，是我和維蘭1970年代做田野調查的幾年間，經常被邀去參加各種慶典、大小會議、大型舞會的華人聚會場所。巴布亞新幾內亞自治之後（國名定為Papua New Guinea，簡稱為PNG），1974年，這個“支部”改名為“太平（或泰平）華人俱樂部”（Taiping Chinese Club）。後來，有次一位從新幾內亞來澳洲拜訪我的朋友告訴我，聽說有人調皮，用巴布亞新幾內亞新國語“Tok Pizin”（英語稱為Talk Pidgin，又叫皮金語，洋涇浜英語的一種），戲謔地把俱樂部名稱叫成“Dai-Pinis（意為dead already finish）Club”，意思是“已經完蛋了的俱樂部”。
    我在赴新幾內亞的一年前，早聽說那裡語言復雜（人類學界的報告稱新幾內亞不同部落的土著們總共有約720種語言），於是很早就開始做準備工作。我除了會說普通話、閩南話、英語之外，還進一步自學了早已經會一點的廣東話，利用圖書館找到的一本1940年代出任編寫的粵語課本，在家猛讀。1970年，我又在澳洲國立大學上語言學繫開的基本PNG Pidgin課，因為那是巴布亞新幾內亞到處通用的語言，上課後發現那與我稍懂的夏威夷Pidgin English很不相同，類似二十世紀初上海碼頭工人會說的“洋涇浜”英語。可是後來到了田野調查中，踫到當地華人，常常還是語言不通。他們在新幾內亞通用的是廣東四邑（臺山、新會、開平、恩平）鄉下土話，對我來說簡直就像出乎意料的另類“外國話”一樣。再加上我倆平時穿著與舉止跟當地華人不同，起初經常被誤認為是日本人，他們干脆跟我說英語。後來我們發現，當地華人的家族、種族、族群與社區意識，以及文化行為等等復雜多樣，政治認同、參與之多變更是先前料想不到的。難怪當初澳洲國立大學爽快地決定給我五年優厚的獎學金和研究經費，就是因為多年來無論是英國、澳洲還是德國學者，都無法了解“神秘”的巴布亞新幾內亞華人，是如何能夠獨霸生意以至遍布全境。想必他們慶幸找到了我這個中國人來解謎。
    本書是我個人累積最長時間和精力的著作。這在人類學界雖不稀奇，但也不常見。通常年輕時為了博士論文，花費多年時間收集到豐盛資料，後來夠寫文章一二十年。當然這次我要特別感謝我的老學生——張小軍、巫達等諸位教授之熱心，以及上海中西書局社長和編輯們的協助，讓我年逾八十，再次動筆傷腦筋。趁此機會，也許我可以講個有關的故事，提提我的老師瑞蒙德·佛思爵士（Sir Raymond Firth），他是一個好榜樣。五十多年前，我上過他研究院整年的社會人類學理論研討課，後來又多次在倫敦、堪培拉見面，向他請益。他是二十世紀全世界最著名的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研究太平洋波利尼西亞的人類學家（其實他出生於新西蘭，他告訴我他的祖母有毛利土著血統）。佛思教授高壽九十以後，還利用他年輕時在提克比亞島（Tikopia）收集的田野原始資料發表新論文。也許國內人類學者們知道佛思教授跟中國社會人類學老前輩費孝通先生的關繫：佛思是費先生在英國讀書時的指導老師（當時正式指導費先生的是馬林諾夫斯基教授，人類學界赴新幾內亞做田野研究的“老老前輩”）。有趣的是，我的另一位老師許烺光先生，則是費先生當年在英國讀書時的同學。後來，我本人也有幸多次跟費老在北京、夏威夷、海拉爾、香港等地會面。
    我現在為什麼談到許烺光老師呢？如果想知道本書前半部分內容之摘要，可以先參看本書開頭收錄的，許先生為本書的內容來源之一—1982年的英文版寫的贈序，他的簡介和對我研究的評論非常中肯。（除了當時有兩點引起一些歐、美、澳學者的爭議。（1）許師不信我書中提到的，當地華人社會裡入了基督教會的跟信天主教的互相敵對。他常說，中國與西方不同，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宗教戰爭。（2）許師另外聲明，歷史上中國人移民海外，比如去新幾內亞，隻是極少數的人，事實上中國人非常不愛離家遠行，不像西方人纔是真的移民主義者。這兩點也是他在課堂上常講的。）至於本書現在新增加的第五、六、七章之內容，請看章節標題也就明白了，不必我提前簡介說明。
    我常常跟朋友們說，一位優秀的人類學家，一定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那就讓我先講個故事。我在完成田野調查後直到今天，和巴布亞新幾內亞許多（甚至有的是好幾代）華人保持著聯繫，或（在美國、中國、澳洲等地）再三會面，大談該國近況或重溫往年趣事。我想先講個最近見到新幾內亞老朋友的故事，以便讓大家了解，我不停地追尋著的百多年來華人在新幾內亞各方面不可思議的傳奇發展。
    去年（2019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夏威夷的家裡，電話鈴大響，顯示不認識的號碼，我等到來電者開始留言纔接聽，原來是新幾內亞來的老友John Lau（劉），喜出望外。我們纔剛兩三年不見，他又來參加夏威夷大島的國際深海釣魚比賽了。他在電話裡約我和妻子日野教授當晚在觀光客集中的Waikiki與一些遠道來的老朋友聚會。
    話說John跟妻子Sandra（中文名陳玉梅），是我1971年和維蘭兩人頭一次去新幾內亞做田野調查時，到達新不列顛島（New Britain）首邑亞包時所結識的一對年輕人。當時Sandra剛從馬來西亞嫁來，她跟我們愛說“華語”，夫婦倆後來成了我們的終生好友，我們在田野調查的幾年間，受到他們幫助很大。我在1982年和1985年出版的書（參看上文注中介紹）中，曾先後致謝過John Lau。當時John隻是替一家華人開的批發店打工，但是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之後，他倆在亞包隔海灣對面的可可坡（Kokopo）海岸地區的烏納保斐（Vunapope，十九世紀末德國天主教建立的傳教大本營），自己開了交易店（Trade Store），又從事進出口批發生意而致富。他們從二十多年前開始和我們常見面。後來Sandra告訴我，他們的批發生意和成衣工廠，已經發展到雇用了一百五十多名土著工人。生意有兒女接班幫忙之後，John以新不列顛島釣魚隊隊長的身份，從2007年開始，每隔兩年就率領代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隊員們飛來夏威夷，參加有多年歷史的夏威夷（在大島的Kona市）國際深海釣魚比賽（請參看插圖七），每次一定會邀請我和隊員們聚餐。釣魚隊隊員多半是新幾內亞的白人（殖民地稱呼為“歐洲人”）和華人中的大小商人（有次，有位華人隊員自駕新購私人遊艇前來，其富有可見一斑）。隨隊前來的華人，無論老幼，肯定都認識我，或至少聽他們的父母提起過我，就是從前駕著一部“皇家”吉普車（英國制造的Morris Mini牌，車身兩邊有“On Her Majesty’s Service”[為女王效力]的標志，表示此車屬於“政府”的公家車，我可以去殖民地政府工務部加油，不必付錢，每月結賬時，他們會向澳洲國立大學相關辦公室收款），在亞包天天到處亂跑的那個“臺灣仔”（新幾內亞華人背後給我取的外號，大家都用廣東四邑口音的粵語，叫Hoi-wan-dui）。
    那天晚上在檀香山有六人參加聚會（請參看插圖十一），言談間，沒想到我們及相關人士中，聚集了一百二十多年前，歷史上最先到達並定居新幾內亞的中國移民的幾位後代（陳樂1894年到達，陳均1902年到達，他們是兄弟倆；周龍1899年到達，周英1901年到達，他們也是兄弟倆。詳情參見本書第三章。陳均也就是本書附錄一中上書給安士我斯上校請願的“阿魯易·阿昆”，書中多有提到，也是書前插圖一學生表演合影中穿著中國服裝的那個孩子。他是第一位在烏納保斐就讀德語教會學校，並受天主教洗禮入教的新幾內亞華人。他的兒子陳秉達少時被送回中國，在上海和香港讀過書，成為新幾內亞聞名的富商，多次接受我的訪問，跟我暢談當地華人的歷史）。當晚的聚會上有周英的曾孫女Miriam Chow和她的丈夫Mr. Wong，她特別受父親Thomas Chow（周新權）囑咐來看我，因為兩年之前（2017年），我和妻子日野教授去澳洲布裡斯班（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之後一些華人遷居澳洲的大本營）參加會議，曾跟她父母，及多位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老華人會館領導（都是我的老朋友）見面聚餐（請參看書前插圖八）。1970年代周新權在亞包開面包工廠，供應全城的面包糕點店。而周新權的哥哥Henry Chow（周新民）是周英的長孫，當時我們也常見面，他是亞包有名氣的大商人（開造船廠），並活躍在當地政界。最近他在過世之前，被巴布亞新幾內亞政府封了爵位，成為華人誇耀的Sir Henry。
    晚餐談笑間，John掏出手機，打電話給他烏納保斐家中的妻子Sandra（當時她已是巴布亞新幾內亞出名的華人，頭銜是“國泰華人協會榮譽會長”），讓我跟她用Face Time面對面通話。沒想到，接電話的Sandra坐在飛機上，正在飛往首都摩瑞斯比港（Port Moresby）途中。Sandra很高興，叫我看看坐在她旁邊的人是誰。我一看是一位黑人老頭，他接過電話，笑著用英語說：“David，好久不見！你看起來還是那麼年輕！”我馬上認出他是Sir Julius Chan，在1980年代出任過巴布亞新幾內亞國家總理的陳仲民爵士（請參看書前插圖六）。他是陳均的姪孫，由於母親是新愛爾蘭島的土著，他的外貌有點像黑人。我在1970年代因為田野調查認識他時，他尚在亞包地區政府任職。而且，我和維蘭兩人住在他父親陳柏家隔壁的“皇家”寬房大院三年之久，所以經常見面，逐漸熟識。陳仲民面貌雖似黑人，但從小跟父親學會了流利的廣東臺山土話。本書第七章中關於亞包華人婦女登記為商店業主的相關表格，就是當年我拜訪華人所謂“縣官府”的白人“縣官”，他叫當時的部下陳仲民幫我查尋整個地區的商業記錄，我據以編輯成的難得資料。
    我覺得自己真是個非常幸運的人類學者，今天能夠在此講五十多年前到新幾內亞做調查研究的故事，而且還能在這五十多年中，跟多位田野工作中建立友誼的老朋友們保持聯繫和見面，有的人還搭飛機親自來夏威夷找我敘舊。把我當老朋友的當地華人之中，還有現已過世的巴布亞新幾內亞自治後首任國會議長Perry Kwan（關子戴，國家獨立至今，唯一被推舉擔任過此一榮耀職位的華人。他也會說流利的臺山土話，母親則是新愛爾蘭島的菲律賓人後裔。因此之故，他後來也被派擔任過巴布亞新幾內亞駐菲律賓大使）。他曾邀我和維蘭參加巴布亞新幾內亞召開的首次國會，安排我們坐在議長的貴賓席位，旁聽整個議會之進行。
    四五十年前，我參與人類學界研究“海外的華人/華僑”的時候，討論多以當時流行的理論為出發點，解釋華僑如何適應外國的地理環境與異國文化，如何打入異國社會而求生存，反正華僑總會“落葉歸根”回國的。這在本書第一章講得很清楚。然而近幾十年，學界研究跨國移民，都把他們當作“Diaspora”——意思是“流離”、“失散”、“漂泊”，就像猶太人那樣，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群。但是我在幾十年的研究中發現，“Diaspora”概念不適合放在新幾內亞的華人身上。他們幾代下來，有共同的生存經驗，並且建立了很清楚的懷舊的共同記憶與歷史。他們對外人用英語自稱“PNG Chinese”或用廣東話說“吾底鳥堅尼唐人”（意為“我們新幾內亞的華人”）時，包含了強烈的共同歸屬感和認同感，包括社會、文化、語言、族群（雖然有“正唐”與“半統”之區別）等一繫列領域。雖然這個群體中有形形色色的人，他們分布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全境，以及澳洲的布裡斯班、悉尼等城市，而且還經常在世界各地出現，但他們清楚知道，“We，the PNG Chinese”，絕對不是什麼流離失所、漂泊的人群。而從他們的奮鬥史，我們更看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中華民族傳統精神，這也是本書書名的由來。
    請讀者們繼續閱讀本書裡更多更有趣的故事吧。如果讀後意猶未盡，也許還可以去圖書館找找我前些年寫的以中文出版的個人回憶錄、我的前妻維蘭講她的家世和我們田野生活的書，以及內人日野博士花了兩年時間翻譯，以日文出版的我的回憶錄，細說我作為一個人類學者的“Diaspora”生涯，順便看看我的外曾祖父張亨嘉（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大學堂首任總監督、第四任校長）的故事，再聽聽我跑遍海內外的更多的田野故事吧。

2020年6月
吳燕和於夏威夷檀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