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壘浮雲
玉壘浮雲——書於《地北天南敘古今》卷首
這本集子收錄了我過去曾在各處發表過的二十六篇文字。早的刊於1944年，至今已將近半個世紀。遲的則出版不久，仿如昨日。雖說當中有些文字帶著旅遊性質，有的則暴露著個人經歷，全書的範圍可以概說為一個學歷史的人之耳聞目見與腦內的構思。積之則提供了他的歷史觀之側面背景。正因為其不拘形式可以補助有體繫的文章之不足；也因為全書缺乏長篇大論，讀者也可信手翻來，隨時釋卷。
隻因為不能令一部書完全漫無頭緒，與編輯先生、小姐們商量之後，將這二十六篇歸納為五類，分別為“緬甸戰場的聞見”,“五十年來的撫今追昔”，“各種思想體繫及其實用”，“歐遊觀感”和“古今人物”。隻是這樣的分類仍不能全部囊括各篇的內容，也無從避免彼此間的重疊，所以又各用唐詩兩句為題。詩歌的好處則是放漫不拘形跡，有時則又辭句隱蓄，不全受一般修辭學的限制。
我想讀者具有同感：我們今日已面臨著歷史上一種前所未有的局面。隻舉著近身一例：自從1945年內戰之展開，已使近兩百萬的軍民，於極短期間自大陸移居於臺灣。這即已是中國歷史裡自洪荒以來未有的事跡。因為如此，再加以很多類似打破紀錄的變故，使我們過去用以衡量歷史的尺度至此大體失去效用。再瞻望著近臺灣海峽兩岸人事的轉變，也使我們領悟到內戰之真意義並不是所謂無產階級清算有產階級，而是中國需要徹底改組迎合全世界潮流所帶來之不得已的動亂。其中大陸的一部分因為要剔除農村裡阻擋著全面改革的各種障礙，所以為患至烈。臺灣這方面倒可以因利就便，隻引用了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再配合美援，即先期完成了一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局面，能迅速地存積資本，發生了領導的作用，這不可能在五十年前一眼看清。也因為如是，當日各方面依據意識形態所寫的歷史也因為時過境遷，今日都亟待修訂。
有了這半個世紀的動亂，我們也可以看出：歷史之發展如僅以各人的人身經營評判，有時也確是殘酷少恩。中國法家所謂“天地不為堯舜而有，亦不為桀紂而亡”的說法，也能在很多的場合上適用。可是在長期間裡引用著超過人身經驗的眼光看來，歷史之衍進卻不可能全部出諸偶然，到頭也仍具備它的合理性。此中的關鍵在我看來即是黑格爾和盧梭所說“公共意志”（general will）這一觀念之不可磨滅。
大凡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遇到社會環境劇烈的變化，承受著內外空前壓力之際，人民鋌而走險，在此時發生戰爭與暴動，初看起來，必是激情多於理智。一到事後，有了前後史跡之縱深，則使我們了解當日犧牲了十萬和百萬以上的人命，決不可能僅因少數的人一意為非作亂，其他則盲目附從。尤其因為這種行動所造成的局面幾十年後尚不可逆轉，更不能輕易地指斥其為一種錯誤，免不了當中尚有公共意志在。在這種情形之下，縱使此局面與我們個人的志趣和期望相違，我們也應當在追求真理的前提下，虛心考究其積極性格。
中國歷史裡雖然沒有與刻下完全相同的前例，可是經過長期大幅度變動之後重新創造帝國的事跡卻也有好多起，當中以秦漢帝國崩潰之後通過魏晉南北朝之一段分裂的局面至隋唐之勃興的例子為顯著。當日法制簡單，中樞的存在全靠能向全民直接地抽稅。思想上的統治則依賴於漢武帝時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學說以儒家、法家、陰陽家利於中央集權的教條混合一起解釋而為自然法規（natural law），再加以東漢以來注重星像圖讖等神秘力量做行政的支撐。3世紀“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亦即是將小自耕農兼並，將以前向政府當兵納稅的人收束為奴，並為“部曲”，中央政府一籌莫展。一到內憂外患興起，各大姓更築“塢”自衛，有了私人軍事力量的根據。統一的中央政府既失去了憑借，此期間道家和佛教思想風靡一時，也不過在注重各個人之超脫，中國缺乏有體繫的組織逾三個半世紀。
我們再翻閱重新建造新帝國的程序，其歷時之久、費功之多，遠超過以前的想像。初主持重新統一之工作者不為李唐王朝，也不是楊隋王朝，而是北魏拓跋氏，亦即3世紀漢亡時仍無文字、無居室的遊牧民族。從本書“崔浩”一篇也可以看出，當日拓跋民族利用了他們人文簡單的長處，在初期漢化的過程中采取了南守北攻的政策，將其他遊牧民族強迫改業為農民，構成了一個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新國家，不到羽翼豐滿不問鼎中原。有了這種基本的工作，政府纔能確切地掌握到全民。以後縱再度經過分裂與合並，漢化與反對漢化的各種階段也透過了北齊與北周，仍然由於這小自耕農為主的體繫纔能奠定了隋唐大帝國全體人民當兵納稅的基礎。以後的租庸調制、府兵制、律令格式等等繫列無不依靠這下面一個龐大的扁平體為基礎。這樣一來，新帝國近乎人工孵育而成。所有高層機構、低層機構及當中法制性的聯繫全未得到由劉漢王朝遺傳過來的好處。這種亙世紀超過人身經驗，也透過朝代的籌劃，除非我們相信冥冥之中確有天神做主，隻能稱之為公共意志之所獲得的成果。即像崔浩本人死於非命，在歷史家的筆下也隻成為了一個三等角色，卻已在言行之間表示著這樣一段公共意志的存在。
恐怕刻下不少的讀者還沒有想到，今日之中國不論是在大陸或是在臺灣，也是由重新創造而產生。彼此得自滿清的都很少。不僅在法律、軍制、財政、稅收以及思想信仰各方面都與前朝缺乏聯繫性；又縱算在社會價值（social value）的一方面保存了一些昔日情調，這樣的價值至今已隻能作為私人操守之南針，已不復為組織國家與社會之綱領。如果本世紀的初年中國還是一個“開祠堂門打屁股”的社會，迄至世紀之末已是“十年之後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的社會。這也就是說，以前全靠宗族鄰裡鄉紳保甲以傳統道德保障治安，今日之中國則已進入一個帶高度競爭性的世界裡，以國民經濟的活力為衡量國運盛衰的尺度。以當中幾十年內變化之大則可以想見改革過程中動亂程度之深。
在近十餘年內，我已經在各處用中英文發表，以上的改革大致可以分為三段。國民黨與蔣介石因著抗戰替中國創立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和則因借著土地革命翻轉了大陸農村的低層機構。於今鄧小平等人則因著經濟改革，有重新敷設上下間法制性的聯繫之趨向。要是其間功績不歸於各個人，至少要歸於他們所領導的群眾運動。其所以如此，也還是當中有一個中國人公共意志在。
在提出這種說法時，我當然知道我沒有實切的證據為憑借。即以上諸人尚且曾未以上述的行動作為他們自己一生事業之總彙。那我豈不是替人做義務宣傳而冒犯著一個平白招討沒趣的可能?
說到這裡我又不得不申明：現代歷史家的主要任務，已不是“褒貶”。除了一些考據的工作之外，也不必引用證據。重要的，他應能將已經發生的事跡，面對著現狀，解釋得兩頭合理化。如果他有了充分之理由，即應當爭取主動。因為刻下之目的，不在替任何人爭取歷史上的地位，而是使下一代的人士明了他們自己的立足點。
上述的三段改革在中國歷史裡尚乏成例，在歐洲初期的現代史裡卻有不少類似的事跡，此間已不及一一敘及。總之，則我多年的著作大都與這主題有關，當中一定有局部的錯誤，也容以後發現更正。這一體繫之理論能夠與讀者見面則是每一冊書內都能保持其前後之聯繫，各書間也能保持彼此之聯繫。換言之，我的“證據”即是在某種範圍之內古今中外的事跡都可以窮極其因果關繫，解釋得合理化，也與刻下所述的改革銜接。計有：
◎《萬歷十五年》，這是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的一剖面，雖說所敘的為晚期，當中組織結構之綱領，一直可以引用到上述改革之前夕。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將中國歷史發展的重點從春秋戰國敘至明朝的登場，可是也仍引用現今改革後之立場作基點回溯前去。所以在“開場白”裡提及今日中國已是“雨過天晴”，“完成了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條件”，中國歷史“正式與西洋文化彙合”。各篇曾在《中國時報》刊載。
◎《資本主義與21世紀》，分述歷史上其他國家作類似改革的程序，已在《歷史月刊》連載，單行本籌備已久，希望近出版。
◎《放寬歷史的視界》，大致以論文的方式從明清敘述到現今改革之前後。
◎《中國的大歷史》，將以上各書內容按時間的順序綜合。也加強了明清及民國初年的敘事部分，希望能接近初學者，已由《歷史月刊》及《民生報》連載。單行本預計明年成書。
◎以上《萬歷十五年》已有英、法、德、日文本和大陸出的簡體文字。《大歷史》已出英文本，日文本正籌備中，《放寬視界》之一部已曾英譯在美國期刊上發表。《赫遜河畔》希望不久可以出大陸版本。
本書也可以說是在正式論文之外提供了參考的線索。我認為讀者需要了解中國在20世紀的長期革命時，不要忽視17世紀英國之經歷的參考價值。這一點已由《怎樣讀歷史》說明。即《克倫威爾》和《霍布斯》各篇也針對著當日英國發生的問題，在實踐上和理論上提出了可供參考之處。
書中的《重遊劍橋》《英倫鴻爪》和《母後伊莉莎白》原繫應《中時晚報》時代副刊的邀約而作，注重旅途情形，可是現在看來，也仍離不開一個教學歷史的人所留下來的觀感。我和內子因往英國的次數較為頻繁，逗留也較久，更因著語言的方便，就有了一段稍微深刻的觀察之機會，歷來也欽慕這國家苦心孤詣地一意維持傳統之性格。可是以近的情形看來，此邦已愈像美國，倫敦也越像紐約。究其原因也仍是經濟發展之所致。因之也回憶到1973年劍橋的人士辯論英國應否加入EEC（歐洲共同市場）時鄰居人士抗議著：“英國要給歐洲大陸吞並去了!”（England will be swallowed up by Europe!）實際上現代經濟愈展開，每個國家之獨特形貌及作風必受國際間接觸的關繫而衝散減低，影響所及甚至以前之優雅恬靜和社會上合法守禮的態度也可能隨著而減退。這也可以看做過去英國人士堅持“光榮孤立”之一主因。反面看來，以前有這些優美的成分在，大體上也隻有社會上一部分之人士纔能欣賞，此因其帶服務性質之事業尚未大規模的普及化，這樣的事業隻專重於質量而不及在數量上全面擴充之故。即此也可以想見其優美之代價大部由低層階級單獨地付出。更推而廣之，中國近幾十年來，過去有“文化大革命”，近日又有“防治精神污染”的運動，又何嘗不與類似的矛盾有關，隻是提倡的人愈將實際的問題解釋得抽像化，愈受意識形態的支配，愈走而已。
我們旅行於其他的國家也不自覺地在有些地方沾染著某些高級市民的觀感（因為旅行時總是受人服侍），同時又感到通貨膨脹的壓迫。平心靜氣地想來，則領悟到現代經濟之展開具有孟子所說“獨樂樂不若與眾”的邏輯在，總之即是無可抵擋。至此《英倫鴻爪》一篇也可以與書中《摩天樓下的刍議》同時看去。過了時的社會價值不復成為構成國家與社會的綱領，前已言之。可是我們也還是希望人類精神上和倫理上共通的長處仍能保留，作為一般人處身立世的南針。因為所說已逾越於歷史的範圍，故曰“刍議”。
普通我們對著歷時已久，與個人的人身關繫較稀之事物容易作斬釘截鐵的論斷，有時甚至可以在三言兩語之間說得義無反顧。及至提及與我人實際接觸的事物，則不容易於是的處置，有時即在下結論之際亦免不了一再躊躇。在這些地方雖長期學歷史的人不能避免。既知道自己有些弱點，則隻有心存警惕。寫輕松而無一定格式的文章則有一種好處，可以使作者和讀者同時理會到思潮的線索與矛盾之所在。可是我發表這樣的文字，當然不是暴露我自己的信念不深，勸說讀者對我所說不要過度認真。而是與讀者共勉，接受歷史之仲裁。因為我有了一段從中國社會裡實地體驗以後又在外徹底思索比較的機會，深切地感覺到歷史上的長期之合理性不僅不能因個人情緒上的反應而取決，多時尚超過小範圍內我們自以為引用理智所作的判斷。《為什麼威尼斯？》從長沙車站牽扯到緬甸叢林，又從威尼斯河上的紅綠燈提及裡昂教學的明燭，也是貫徹我歷來的宗旨，將眼光放寬放大。有了大範圍、長時間、遠視界的歷史眼光之後纔敢說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容再構成一種特權階級。《從綠眼睛的女人說起》也保持類似的觀點，其重點則在指出歷史上西方人士所提出之“自由”與“個人主義”有了很大的差別。
我認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現代化，無一不企圖用商業管制的方法代替過去以農業做主的管制方式。這樣的法制能夠付諸實施要在所有的經濟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換，一經施行，則以私人資本為主體並且盡量保障其牟利的體制為資本主義，在內中滲入公眾的資本，也借社會之福利之名目限制私人財產的體制則為社會主義，兩者隻有相對的不同，無實質上基本的差別。至於完全不承認私人財產的權利，雖稱為共產主義，隻有“原始共產主義”、“烏托邦共產主義”和“戰時共產主義”三種實用上的形式。種見於初民社會，第二種由私人團體組織，卻始終沒有一個長久存在的例子。第三種形式見於蘇聯及中國大陸，現在看來，也隻是非常期間經濟動員的一種辦法，不能長遠地立足，否則不會引用今日的經濟改革。
在我研究各國進入現代化的過程中，通常以其能進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局面為轉捩點。一般的在達到這局面之前，需經歷到大規模的變亂與暴動，可是也有極少數的例外。1990年我們參加李約瑟研究所的第六屆中國科技史會議後，去挪威、瑞典、丹麥巡行一周。書中也有兩篇文字，記述在斯堪的那維亞半島所見之外，涉及這三國的歷史。這三個國家能避免上述大規模的變亂與暴動，由於她們能夠向外大批移民，也能夠在開發她們的資源時與外間各國的經濟配合，如丹麥之全面以畜牧業代替耕種，挪威之開發水電，瑞典之利用木材與鐵砂都發生了決定性的功效，至此也使我們更感到地緣政治的重要。至於斯堪的那維亞國家能如是，何以中東的國家有原油則不能如是，當中也值得考慮。又這兩篇文字成稿之後，挪威極受人民愛戴的國王奧拉夫第五已逝世，王位由太子繼承，瑞典放棄了不參加國際組織之宗旨，申請有限度地加入歐洲共同市場。
書中敘人物的兩篇《薩達姆》和《沙卡洛夫》可算與現代政局接近，一方面也由於我仍在不斷探試將中國長期革命的史跡歸納為世界歷史之一部的後果。既提及世界史，則不能隻以西歐美國和日本的圈度為限。我希望讀者和我保存一段共識：彼此都相信今後很多待開發的國家之去就，仍有左右我人對中國現代史所作結論之可能。這樣的可能性對歷史學家賦予相當之壓力，一方面強迫他們擴大視眼，立即倉皇對付在本人專長之外準備得不充分的問題，一方面又覺得無可推諉。要是我們所講所說，對當前世界上發生的大問題毫不相關，則要它何用?此中矛盾，已在近《歷史月刊》（1991年8月號）所作《從拉吉夫·甘地被刺說起》提及。
不過全書內一大部分，則是一方面參考已刊印之文字，一方面引用我個人人身經驗，說明中國利用抗戰而構成新體制的高層機構之情形。舉凡《成都軍校生活的回憶》《憶田漢》《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歷史》《闕漢騫和他的部下》《白修德》各篇都有對這題目發揮之成分。其重點則是“無中生有”。當日國軍之軍令、軍政、軍訓、軍需、軍法全非舊式農業社會所能支持，當中種種捉襟見肘的情形，半世紀之前尚且不能公開道說，隻是置身重慶、成都、西安、柳州、桂林、貴州和昆明的人士應當有切身的了解。今日這基本的史實，也不容我們屬於左派或右派或前進或頑固可能傾倒或遮蓋。當時很多人對國軍的批判，大體忽視歷史上之背景。刻下將這些詳情公布，其目的尚不是掩過飾非。隻因為中國近代史裡的積極性不予以表彰，所寫出的“歷史”隻有一片呻吟嗟怨滿紙謾罵，其實這並非歷史，而繫作者本人對歷史狹隘之反應。
《闕漢騫和他的部下》有替我自己矜誇的嫌疑。“舊業已隨征戰盡”的大標題下重印了四篇四十七年前的舊作，也難能避免批評。然而我既已早就說明我的歷史觀與個人的人身經驗互為出入，中國歷來的群眾運動尚待將其積極性表彰，我就想不出有何理由，有將自己年輕時參加這種群眾運動之詳細情形隱瞞的必要。何況文中還提到不少我所景慕的中下級軍官。在這卷首即介入緬甸戰場之所見，則是樹立本書風格，使讀者體會我所說實踐的意義，了解我研究歷史時注重社會下層所產生決定性的力量之由來。雖說這幾篇文字稚氣在所難免，現在也不予更動，除了部隊番號已據實提出之外，其他全部復制如當日之刊載。
至於我有機會寫這樣的文字，則因1944年駐印軍反攻緬甸時，我和另一位上尉參謀朱景熊（亦即《8月14日》中的“小朱”，現在臺北）同任前線觀察員，多時隨線部隊出入前方，每日以副總指揮鄭洞國將軍的名義以密碼向重慶統帥部提出報告。《拉班追擊戰》是我任務之開始。前線觀察員行動自由，不受部隊長約束。朱景熊和我的報告，也無人檢閱，徑送電臺，但具副本向駐雷多的副總司令備案。隻是我們成為了高級將領的耳目，必須實踐地對報告負責。也真料不到這一年多的工作，構成了我幾十年後做歷史從業員一種極嚴謹的訓練。
當然的，戰場上的艱苦與殘酷不盡如這幾篇能在戰時大眾刊物發表的輕松。我曾在八莫附近看到一個陣亡的日兵，還如生前一樣地坐在機關槍掩體之後，面上卻黑黝著地蓋滿了蒼蠅。我曾在孟拱河畔看到被火焰放射器燒透過的陣地。還有幾具直立在戰壕內的尸體雖然臉上已燒得一團紅黑，卻仍因著眼眶與下颏留下的痕跡顯示著後一分鐘吁天的情景。我也曾爬上被敵人四七平射炮射穿的戰車，也真想不到，彈速如是之大，它們在一英寸半的裝甲上所戳洞，竟像截洞機在紙上所截圓洞的完整，圓周全部光滑，內外的邊緣也毫無殘留多餘的鋼鐵和裂痕。我不禁以手指循著一個圓洞的內壁旋轉，想像著當時官兵油煎火化的光景，和裝甲兵稱他們的戰車為“鐵棺材”之由來。不過這已與主題越說越遠。除了在《為什麼威尼斯？》流露了一些個人的情緒之外，這一切隻能留在其他的地方發表了（假使還有此需要的話）。
闕德基先生所作《也談猛將闕漢騫》以傳統傳記手法寫出，和《闕漢騫和他的部下》著眼於當日軍令、軍訓、軍需都未上軌道時各人掙扎的情形不同，但是兩人能互相印證，也更正作者若干錯誤，茲征得闕先生同意附載並列，謹此向闕先生致謝。
後我感謝各刊物的編輯先生小姐們，也珍重地體念到他們和她們讓我抽出各篇出專集的好意。
1991年8月30日於紐普茲
10月16日校排後補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