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糅與跨界：
這樣的文學評論有“一套”

本輯叢書，從確立選題到翻譯審校，經年輪更替和時勢變化，就要面世了。付梓之際，有些話想要說一說。

一

或許是當讀年月缺書甚至無書可讀染上了閱讀饑不擇食癥，或許是大學後期搶座閱覽室形成了閱讀狼吞虎咽的陋習，或許是求學過程中廣泛涉獵養成了不拘一格的閱讀偏向，每每遇到內容雜富、視角多維、述論復調、方法跨界、見解獨特的讀物，都會產生一種必欲釐清的衝動，戀戀不舍的情愫。細究起來，這種遇雜而珍、向雜而趨、融雜而合不隻是個人的閱讀偏好和價值取向，也不僅是學科發展走向繁榮之途，還有著更為普遍的客觀依持，存在於自然世界的演化過程，也存在於人類社會從點到面、從聚到散、從低到高、從單一到復雜的嬗變過程，尤其是貫穿於文化產生、傳布、交彙、融合的全過程。
自然界中生命體的存活和延續是這樣的，因雜生、雜處、雜交而生萬物。動物繁衍需要異性相交，種群存活和擴大既需要不同類別同處一域之間的共生共榮或相生相克，又要適應不斷變化的氣候和地貌環境。樹木因雜居連片而成森林，森林因不同種類相互交雜而得以豐盈。花類植物因相互授粉而繁茂自己且滋生新種，又因單性繁殖而逐漸走向衰亡。即使是稻谷，也隻有雜交纔可以達到如科學家袁隆平團隊培植的那樣高產量。
人類從自非洲大陸的遷徙開始，就沒有停止過不同種族之間的交往、交流和交攻，或和平共處，或衝突伐殺，或彼此融通。正是異族和異類之間的競爭、衝突、妥協、共存、融通所形成的持久張力，推動著人類社會不斷演進、發展、繁榮和壯大。從中到外，這樣的例子實在很多。
中華文化所以能延續五千餘年而不斷、不衰、不霸、不淫，可以從其不斷融合民族文化之流、一貫持守融合等核心觀念並由此指引其發展過程裡找到答案。起源於中原大地和黃河中下遊的華夏文化，在逐漸融積成中華文化的過程中，因其聚集人類觀念精華的內核、融彙開放的基因和廣采博納的胸懷，不斷吸納來自中華大家庭幾十個民族素。自漢以降，更是不間斷地吸收來自東西方異域文化中的優秀異質，無論是來自印度的佛教，還是來自西方的基督教，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還是自由民主的人文精神，隻要有益，都可“拿來”，終至蔚為大觀。舉隅其中觀念數項，或可知其一二。天人合一，萬物各得其所以生、各得其養以成的哲學觀念；仁政以施、民貴君輕、水載舟亦覆舟的政治觀念；仁者愛人，各得其美、美美與共的人際共同體觀念；尊老愛幼、孝悌友朋的倫理觀念；獨善兼濟、先憂後樂、內外兼修的人格觀念；等等—綜觀這些觀念，貫穿其中的一點就是存異和容雜。正是這種不拒異道、不舍細流、不拘一格、兼收並蓄的品格堅持，成就了中華文化的博大浩瀚，成為世界文化大森林裡的參天大樹之一。

二

初次接觸到《劍橋十九世紀文學與文化研究》（Cambridge Stud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and Culture）這套叢書，瀏覽書名眼前陡然一亮，翻閱後頓覺腦洞大開，閱讀後不忍釋手。其中體現的幾乎跨越人文、社科、科學各大學科門類的多維視角，涉及維多利亞時代小說、戲劇、詩歌、散文、音樂、繪畫、建築、報章期刊等各種文本的廣泛例證，將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金融、法律、教育、軍事、旅遊、宗教、帝國殖民擴張等各種社會活動都作為文學書寫的大背景來廣引博征，著實讓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而瞠目結舌。在此不妨列出題目數個，請諸位讀者領略：《維多利亞小說中的病房：生病的藝術》（The Sickroom in Victorian Fiction: The Art of Being Ill）、《維多利亞小說與起源焦慮：從狄更斯到弗洛伊德時期的死亡與母親》（Death and the Mother from Dickens to Freud: Victorian Fiction and the Anxiety of Origin）、《維多利亞法律、文學與神學中的證詞與辯護》（Testimony and Advocacy in Victorian Law, Literature, and Theology）、《十九世紀英國的文學與醫學》（Literature and Medic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維多利亞蜜月：婚姻之旅》（Victorian Honeymoons: Journeys to the Conjugal）、《喬治? 艾略特與金錢：經濟學、倫理學與文學》（George Eliot and Money: Economics, Ethics and Literature）、《1885—1914年間的倫敦及其同性戀文化》（London and the Culture of Homosexuality, 1885—1914）。單是瀏覽一下這幾個題目，就會發現其選題涉及法學、經濟學、醫學、神學、心理學、社會學、物理學、生態學等，其跨界特征可見一斑。為什麼跨界如此之大，雜糅如此之盛，看一下總主編發表的相關學術觀點和叢書的推介，就會得出更清晰的印像。首任總主編吉蓮? 比爾在1990年參加一次學術研討時發表的主旨演講裡就這樣表示：

本次講座宣布的主題“通過文學呈現科學”可能暗示了一種單向交流，似乎文學充當了這一主題（科學）的中介；這一主題（科學）在這之前就已經出現過，在重新被提起之前沒有被討論過。我所理解的兩者之間的關繫不是這樣。我將要強調，兩者之間是交流而不是一個成為另一個的起源，是相互轉換而不是一個被介紹到另一個裡面去。科學和文學的話語之間的關繫並不穩定，卻彼此重疊。

這裡的觀點非常明確，文學與科學之間是互文或者說“彼此重疊”或相互滲透的關繫，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前者充當後者的“中介”。由此可以推斷，這一觀點或者學術旨趣就成為四年後推出這套叢書的宗旨。該叢書的推介詞證實了這一推斷：

事實已經證明，19世紀的文學與文化是跨學科研究中一個十分宏富的領域。本叢書自1994年開篇以來，一直致力於追蹤維多利亞文學與視覺藝術、政治、性別和性取向、種族、社會組織、經濟生活、技術創新、科學思想之間的交叉及其相互張力關繫，簡言之，也就是維多利亞文學與廣泛意義上的文化之間的關繫。本叢書自從面世就強力涉足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視覺研究、後殖民主義、批判性種族研究、新歷史主義、新形式主義、跨國主義、酷兒研究、人權與自由主義、殘疾研究和全球研究等諸多領域的研究，其中許多著作已經成為這些研究領域裡的經典。本叢書提出的理論挑戰和史學轉軌繼續以卓富成效的方式激蕩著19世紀研究這一領域。有關身體與感官、環境與氣候、種族與文學研究的非殖民化、生命政治與物質性、動物與人類、地方與全球、政治與形式、酷兒與性別認同、交叉學科理論等的這些新著述正在重新激活跨學科研究場域。本叢書旨在為正在進行中的19世紀文學前沿研究提供平臺，催生那些將跨學科研究與當今提出的緊迫批判性問題聯繫起來的有趣的研究成果。我們力求出版不同種類作者的著作，堅定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殖民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歧視。

這套叢書具有如此新穎的學術方法、寬闊的學術視野、敏銳的學術直覺、細密的學術思維、踏實的學術風格，顯然體現的就是總主編和編委會的學術思想與學術風格。首任總主編吉蓮? 比爾是劍橋大學愛德華七世文學教授，曾出任劍橋克萊爾講堂（Clare Hall）主席。更為知名的是，她是《達爾文的情節》（Darwin’s Plots）的作者。這本1983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力作，在19世紀研究領域掀起了一陣跨學科研究的旋風，具有裡程碑式意義。有評家認為，該書中的“真知灼見為科學史中人所共知的話題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還有人認為，它“所開創的研究範式在過去的十五年開闢了一個‘達爾文產業’（Darwin Industry）”。如果說有哪些著作開啟了文學批評領域至今仍持續不衰的跨學科研究，《達爾文的情節》無疑是維多利亞文學研究領域裡的前驅。由吉蓮? 比爾主編的這套叢書，迄今已經持續出版二十七年，截至2021年底，總共出版專著一百三十三部，平均每年推出四到五部，至今仍未顯頹勢，近期還有三部即將面世。

三

對於文學跨學科研究來說，這套叢書顯然是一塊含礦量非常高的“富礦”，將它介紹給國內廣大讀者，應該是新時代繼續和進一步實施改革開放國策的題中應有之義。
本輯譯叢推出五部專著，分別為：《中國與維多利亞想像：纏繞的帝國》（China and the Victorian Imagination: Empires Entwined）、《維多利亞文學、能量和生態想像》（Victorian Literature, Energ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人口想像與十九世紀城市：巴黎、倫敦、紐約》（The Demographic Imagination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City: Paris, London, New York）、《鬼魂目擊者、偵探和唯靈論者：維多利亞文學和科學中的視覺理論》（Ghost-Seers, Detectives and Spiritualists: Theories of Vision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Science）、《維多利亞兒童文學中的進化與想像》（Evolution and Imagination in Victorian Children’s Literature）。各本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百七十多年前，英國為了打開龐大卻封閉的中國市場，謀取巨大商業利益，用堅船利炮轟開了這個古老帝國的城牆，隨後，西方列強蜂擁而至，都來爭搶中國市場。自此，這兩個古老的帝國就纏繞在一起，從政府到民間，從物質文明到價值觀念，兩種文化之間經歷了好奇、向往、會通，也經歷過誤讀、誤解和誤判，而且這樣的誤讀與誤解還在繼續。中國人在英國殖民者眼裡是一種什麼樣的形像？已經定居於倫敦一角的中國人在倫敦人眼裡又是什麼樣的形像？一百多年來英國人乃至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認知和印像與當下的中西關繫有什麼關聯？《中國與維多利亞想像》一書為讀者提供了19—20世紀之交英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形像全景圖。章借助在香港、上海、廣州、天津等通商口岸生活的英國人的小說來呈現他們眼中的中國和中國人，“對發生於通商口岸的各種故事加以綜覽”（32）。第二章“聚焦分析約瑟夫? 康拉德式作家詹姆斯? 達爾齊爾的作品，深入探討‘洋中國’文學如何描繪維多利亞時代中國與其他英國殖民地（尤其是印度）之間既相互關聯又相互區別的交互模式”（32）。第三章通過《北京危境》《北京龍》《盟軍朝向北京》等小說中的誇張和扭曲描寫來揭示西方人眼中的義和團運動。第四章通過《黃色入侵》《黃色浪潮》等小說來表現英國人或其他歐洲人如何將移居英國的中國人看作洪水猛獸。第五章介紹維多利亞晚期英國戲劇等文學形式中的中國形像，在《黃色恐怖》《黑鬼中國人》《炮轟北京》等戲劇中如何表現英國人對古老而陌生的中國文化的理解。第六章聚焦於圍繞倫敦曾經的華人聚居區“萊姆豪斯”的文學創作，以托馬斯? 伯克的“萊姆豪斯”繫列小說為案例，表現倫敦人眼中的華人形像。作者在結論部分認為，前述這些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誤解、曲解和“恐慌”在21世紀不僅沒有消失，反而隨著這個曾經孱弱國家的崛起，轉換成了新的形式出現在國際政治、經濟、外交和其他領域。或許可以說，當下西方出現的“阻中”、“恐中”與一直以來對中國人的誤解和曲解存在淵源關繫。
自從20世紀50年代伊朗石油危機出現以來，能源危機一再發生，而隨著人類對化石燃料的濫用，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已經將地球帶入生態災難日益頻發的21世紀。《維多利亞文學、能量和生態想像》的作者借助興起並盛行於19世紀的熱力學的視角，對維多利亞小說進行了一種別開生面的解讀和論析。他認為，維多利亞時代的“熱力學將大自然視為一種不可持續的能源繫統”（15），我們就此可以把維多利亞小說想像成一個能量繫統，所有小說就是“熱力學的替代性敘事”（15）。從第三章到第八章，他花了很大篇幅去論析狄更斯、羅斯金、史蒂文森、康拉德和威爾斯的著述。他分析了《荒涼山莊》和《我們共同的朋友》中的能量表現形式。他認為，羅斯金的《風暴雲》《建築的七盞明燈》《威尼斯之石》《近代畫家》中充滿素。第六章以史蒂文森的《傑基爾醫生和海德先生》（《化身博士》）為案例，解讀了其中描繪的“熱力學世界”，通過兩位主人公的正向與反向蛻變，表現熱力學第二定律在人的性格和身份變化中的作用。在對康拉德的《黑暗之心》《諾斯特羅莫》《間諜》的解讀中，作者依然從熱寂和熵增的角度去闡釋非洲的社會和自然環境，與倫敦這個帝國心髒的環境形成對比。解讀威爾斯的《時間機器》時，作者認為，作品隱喻了大英帝國在熵定律控制下走向衰退的前景。作者還認為，今日生態之殤的根源要追溯到19世紀的英國，並且，20世紀化石濫用局面的緣由，不隻是人們一貫所認為的工業革命及其帶來的采礦業、機械制造業、造船業等重工業，還有“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如何在各個方向上曲解、扭曲，因而誤解了人類發展與自然界資源之間的關繫”（12），比如被眾多哲學家、政治家、社會活動家所極力推崇，也被民眾廣泛接受的，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自由選擇、優勝劣汰的進化理論，以及熱力學理論。
毋庸諱言，自工業革命以來，人口一直是人類社會的一大問題；先是人口高速增長，給地球帶來能源短缺、氣候災難等問題，到了後工業時代的信息時代，富國和窮國又分別出現老齡化和多子化兩種現實，嚴重制約各自的社會發展。《人口想像與十九世紀城市》選取19世紀起始的人口問題進行專論，開門見山就亮出了研究的關鍵詞：人口爆炸、人口革命、人口想像。“隨著人口爆炸，現代文化中出現了人口想像。換句話說，本書所關注的多模態敘事和大眾形像，出現在人口革命中：突然之間，有更多的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1）作者從多個角度展開論證了這一時期的人口爆炸、革命與想像。他以倫敦、巴黎和紐約為例，列舉了19世紀人口的爆炸式增長，比如倫敦人口在100年間增長了6倍，從近110萬增長到近651萬。作者介紹了伴隨著人口迅猛增長而出現的各種城市病，如環境與衛生狀況惡化導致疾病流行，失業嚴重引起犯罪猖獗；另一面則是因人口增長而出現的物質消費與精神消費的興旺，比如出版業的繁榮，文學市場中鬼故事、偵探小說的走紅，犯罪書寫及其舞臺表演，以《龐貝城的末日》為題材的災難描寫跨越了通俗表演、歌劇、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的類型界限，以“多模態”形式呈現，供觀眾和讀者消費。作者還用了一章篇幅來介紹畜禽和野生動物在城市化和人口猛增過程中遭受的苦難和災難，具體列舉了它們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的悲慘遭遇。作者後引用了威爾斯的《時間機器》和《世界大戰》的內容來警醒瘋狂增長的人類及其欲望，認為這些纔是人類毀滅自身的力量。“無論人類的數量增加多少，我們居住的地球畢竟不是以人類為中心；其他物種，也許是新物種，在我們消亡之後會擁有這個星球……”（193）
《鬼魂目擊者、偵探和唯靈論者》在超自然書寫上與《人口想像與十九世紀城市》中第三章關於鬼故事的內容形成互證，而在理論視角上又與《維多利亞文學、能量和生態想像》形成呼應；如上述，後者采用的是熱力學定律視角，而該書用的是光學及其相關視覺理論的參照，但也涉及哲學。隨著托馬斯? 楊的光波動理論及詹姆斯? 麥克斯韋的電磁學理論被廣泛接受，維多利亞人對超自然現像提出了眾說紛纭的解釋和各種質疑，鬼故事（哥特小說）就應運而興，暢行一時，愛倫? 坡也首創了偵探小說，呼應這一時期廣大讀者的閱讀期待。本書作者選取幾個在當時爭論不休的問題作為導入：鬼魂存在嗎？若存在，是怎麼形成的？有人看見嗎？眼見是否為實？以尋找鬼魂為線索的偵探小說有什麼語言特征？圍繞這些問題，全書分為三個部分十三章。部分從司各特的鬼故事《有掛毯的房間》入手，圍繞鬼魂是否存在的爭論，引用卡萊爾、羅斯金等人的觀點，從心靈光學和生理光學角度去探討鬼魂生成的心理成因，討論外視覺與內視覺之間、古老信仰與現代懷疑之間的關繫。作者認為，解讀這一時期的鬼故事，要從光學原理和心靈感應，也就是外視覺與內視覺的結合上去進行。第二部分從“眼見為實”這一當時眾說紛纭的說法入手，將理論視角進一步延伸到哲學、生理學、語言學，引證文本也轉向偵探小說。他引用喬治? 貝克萊的《視覺新論》中有關視覺與語言表達關繫的觀點解讀偵探小說的語言。第三部分繼續采用楊的光波動理論和亥姆霍茲的“視覺理論進展”證實的以太理論，解析偵探小說所表現的“看不見的世界”，即鬼魂世界存在的光學及色彩學成因。作者例舉了《巴斯克維爾的獵犬》來解讀作品中呈現的靈魂世界，引用了勒? 法努的《鏡中暗影》，其中的超自然偵探馬丁? 赫賽柳斯運用生理學、精神病學和神秘主義知識，試圖超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而找到介乎二者之間的存在。
兒童文學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類別早出現在18世紀到19世紀的英國。《湯姆? 布朗的學校時光》和《愛麗絲漫遊奇境記》可以看作兒童文學的標志性作品。1870年通過的《初等教育法》給維多利亞時代兒童文學的繁榮提供了基礎性制度保障。就在維多利亞中後期，英國出現了兒童文學的首個高潮，《水孩子》《愛麗絲鏡中奇遇記》《黑美人》《金銀島》《綁架》《叢林之書》《彼得兔故事集》《彼得與溫迪》等諸多經典作品紛紛問世，同時，也出現了很多有關兒童教育的著作，如斯賓塞的《教育論：智育、德育和體育》，威廉? 福布什的《男孩問題：社會教育學研究》。這一時期圍繞兒童成長和教育問題展開了持續、激烈的爭論，其中主要的觀點是進化論基礎上的重演論，認為兒童從胚胎到出生到成長是在重演人類的進化過程。《維多利亞兒童文學中的進化與想像》一書將研究的焦點確定在兒童教育中“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教育主導權之爭”（25）上，也就是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在兒童文學作品中的體現。作者選取了《愛麗絲漫遊奇境記》《水孩子》《叢林之書》等作為個案，論析其中的動物性兒童如何通過自己的讀與做去認識世界、認識自己並逐漸脫離自然而進入社會。作者認為，維多利亞“兒童文學的黃金時代，它不是浪漫主義簡單的衰退，而是對動物性兒童重演人類進化過程的科學建構的回應”（26）。“本書將19世紀進化史的構建和與其形成互補的針對動物性兒童的文學創作結合起來，試圖揭示成為人類的意義與文學在我們人性形成中扮演的角色之間的獨特關繫。維多利亞時代的兒童文本使文學體驗成為人類進化的關鍵機制，能夠教會兒童如何縮回他獸性的‘尾巴’，轉而進入一個更高級的、獨特的人類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充滿了非凡的、啟發性的和富有想像力的‘故事’。”（26）

四

借本輯譯叢面世的機會，謹向為此付出努力和辛勞、提供支持的方方面面致以真誠謝意！
譯叢從緣起並立項，要感謝鳳凰出版傳媒集團的劉鋒先生和譯林出版社的陳葉女士；要感謝譯林出版社劉靜女士及其他編輯，從譯文試譯審評到譯稿審校，付出了長期的努力和辛勞。感謝安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領導在人員配置、科研經費資助上的大力支持。感謝浙江大學吳笛先生在叢書選本上提供指導，並撥冗撰寫譯叢序言。感謝安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張德讓先生、張孝榮先生承擔本譯叢主編事務，並校對譯稿。感謝梅曉娟女士審評初譯稿。感謝安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的汪精玲、李、葉超、張濤老師和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英語學院的宋國芳老師，積年累月，認真負責地完成了有質量的譯文。各譯本譯者和校對均已署名，葉超老師與宋國芳老師合作翻譯《維多利亞兒童文學中的進化與想像》一書，葉超承擔該書前言、章、第二章及這三個部分注釋的翻譯，宋國芳承擔該書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結束語及這四個部分注釋的翻譯。
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不隻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改變了英國人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將人類社會推進到一個嶄新階段，還是一個科學家星光閃爍、科學理論層出不窮、科學發明連續不斷的時代。僅以詹姆斯? 麥克斯韋為例，他提出的被稱為“物理學第二次大統一”的麥克斯韋方程組，極大推進了古典力學、光學和熱力學的發展，為電學、電磁學、量子力學的問世提供了理論支持，還引發了視覺革命、動力革命和通信革命。文學從來就是社會的折射鏡與溫度計，所選譯介的五部專著，從不同角度反映了這個風起雲湧時代的社會現實，其中涉及的中英文化認知、能量應用及其危機、人口革命及其後果、兒童文學的教誨功能等，都與我國當下社會關注的話題有很大相關性。選取這五部來譯介，是基於兩點考慮：其一，在該領域研究中的新穎性，或有研究視角之新，或有研究方法之新，或有研究對像之新；其二，對中國讀者具有觀照性和啟發性，借之或能了解未知的異域歷史社會，或能對照認知當下社會實際。叢書出版以來評論很多，很多評家指出了叢書對於當代社會問題的啟發，比如：有評家認為，《維多利亞文學、能量和生態想像》一書預示了文學生態敘事的未來；《鬼魂目擊者、偵探和唯靈論者》成功地將維多利亞時代的鬼故事和偵探小說與當今人們有關視覺與知識、看見與相信之間關繫的爭論貫通到一起；《中國與維多利亞想像》“通過考察英、清兩大帝國之間的文化糾纏，為正在不斷走熱的19世紀中英關繫批評添加了極有價值的成果，在以嶄新的見解研究其他內容的同時，可以帶領讀者進入一些新的並令人激動的文學論爭領域”；《人口想像與十九世紀城市》的研究證明，在重新以不同方式探究那些至今仍然困擾我們的問題時，19世紀是一個多麼豐富的時代。
主編者期待，本輯譯叢的出版和流通會給讀者打開一扇這樣的窗口：了解科學與文學如何在文學批評裡“重疊”，維多利亞文學敘事裡蘊含了多素，維多利亞社會與當下的世界有多少相似之處，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離我們有多近。

蔡玉輝
2022年春於稽山寓

引言

隨著人口的爆炸式增長，現代文化中出現了“人口想像”。換句話說，本書所關注的多模態敘事和大眾形像，出現在人口革命中：突然間，有更多的人生活在這個世界。
我們非常熟悉19世紀人口變化的某些方面，特別是城市化。早在1851年（萬國博覽會於該年舉行），英國人口的大多數生活在“主要城鎮及其近郊”。1861年人口普查報告的序言指出：“雖然仍保有其鄉村……英國已經具有城市人口占優勢的特征。”到了19世紀末，法國、其他歐洲國家以及美國的城市人口也超過了各自的農村人口。但是，除了這一被大量引用的歷史轉變，人口層面上也發生了同樣意義重大的事件，即一次名副其實的人口革命。醫學、衛生、交通、農業生產力的進步，尤其是工業帶來的繁榮，促使人口急劇增加。在歐洲各地，人的壽命在這一時期不斷提高。在法國，如果出生在1800年，你活到二十八歲以上，就超過了平均水平；但若出生在1910年，你很有可能活到五十歲。在英國，從1800年到1910年，平均壽命從大約三十六歲提高到五十三歲。（長壽的維多利亞女王，雖然生於1819年，卻走在了時代的前面。）嬰兒的高死亡率使這些數據有些水分，但那整個世紀的總體情況是清楚的：大多數人的人生變得更長、更容易預測。正如邁克爾?安德森所說的那樣：“人們不再擔心自己會因突發的、不可預知的事件而大規模死亡。”當然，從人口這個角度來說，次世界大戰，特別是1918年的流感疫情，似乎使人類社會回到了古代。但是，這隻是人口增長過程中的短暫中斷。
這種人口革命通常被社會地理學家、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輕描淡寫為“人口轉變”。從長遠來看，它涉及歐洲與北美從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較小的家庭規模）和低死亡率（長壽）的轉變。但是，整個19世紀，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而死亡率直線下降，這意味著人口爆炸：不僅僅是城鎮居民增多，實際上就是人多了。在英國，這個歐洲城市化程度的國家，我們錯誤地想像其鄉村人口日漸稀少。理查德?塞內特喚起了人們的擔憂：倫敦人口暴漲的必然結果是“大片荒涼的田地和無數破敗的村莊”。事實上，農村人口數量相對穩定，甚至在一些地方還有所增長，雖然沒有城市那般驚人的增長速度。1901年，英國仍有超過700萬的農村居民，大致相當於1801年的英國農村居民人數。農村看似人煙稀少，這隻是因為城鎮增長過於迅速。1801年，倫敦居民不到100萬，到了1901年，其居民人數達到450萬（大倫敦都會區的人口為650萬），而英國總人口從880萬增長到3200萬以上。盡管法國人口增長相對緩慢，從2900萬增至3800萬（眾所周知，法國是較早進行生育管制的國家），而巴黎及其周邊地區的人口，從1801年的54萬多，飆升至1851年的100萬，到了20世紀初達到約270萬。當時各國總人口一直在增長，間或大規模增長。在這樣的背景下，城市生活取代農村生活就成了常態。在歐洲，英國一馬當先，其人口總量幾乎翻了兩番。整個19世紀，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人口翻了一番，德國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而俄羅斯的人口增長到原來的三倍。（愛爾蘭人口因饑荒和大規模移民銳減，在人口普遍呈上升趨勢之時，這明顯是個例外。）20世紀初，這種驚人的人口增長被奧爾特加?伊?加塞特視為“統計事實”以支撐其所謂“大眾的反叛”。

事實是這樣的6世紀開始到1800年，也就是說，在12個世紀的歷史長河中，歐洲的總人口沒有超過1.8億。而從1800年到1914年，僅一個多世紀，歐洲的人口就從1.8億增加到4.6億！……歷經三代人，便擴展成一個如此巨大的人類群體，像一股洪流般在這個歷史悠久的地區奔湧、泛濫。

雖然近的估算顯示，這一百多年歐洲的人口變化是從1.88億增加到4.58億，但這種巨大的變化是不可否認的：幾乎有250%的增長。我們無須深究奧爾特加?伊?加塞特對大眾社會的令人沮喪的分析，而應該認識到他指出的是意義深遠的人口變化，這一變化的方式同法國革命或工業革命一樣激烈。
像詹姆斯?比利奇近描述的那樣，這股人類的洪流並不局限於歐洲。其中引人注目的變化發生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的以英語為母語的移民定居地。這些地區的發展，靠不斷循環的繁榮、蕭條、出口援救來拉動。（從這些年輸出的人口數量看，19世紀英國人口的爆炸性增長似乎更加顯著了。而事實上，這些移民成了殖民地社群的基礎，他們將食品和原料運回祖國，又使人口增長得以持續。）例如，1900年，人口在10萬以上的美國城市中心有38個（當時美國任何城鎮的人口都不超過10萬），而美國總人口從530萬上升到7600萬。受移民潮以及人口自然增長的驅動，紐約的人口甚至比倫敦增長得更快，但其人口基數較低，從19世紀初的大約6萬增長到1900年的300多萬。像歐洲一樣，20世紀初，美國城市總人口超過其農村人口。
城市人口集中，隻是更廣泛的人口革命的一部分。關鍵是，它使人口革命變得明顯可見了。無論是在北美新世界還是歐洲舊世界，到處都是迅速發展起來的城鎮，印證著奧爾特加?伊?加塞特的“統計事實”。羅伯特?沃恩（Robert Vaughan）在1843年就將其定義為“偉大的城市時代”，大西洋兩岸的很多後輩作家也認同這一觀點。從這個角度來說，倫敦是城市之首。1891年，西德尼?韋伯注意到，倫敦的人口比愛爾蘭多，大致相當於威爾士和蘇格蘭的人口總和；倫敦人的數量也超過挪威人、希臘人、澳大利亞人，或者瑞士人。到了1900年，大倫敦的人口比當時整個美國的人口還要多。這種增長主要是由於人口的自然增加（生育率超過了死亡率）而非移民。
這種人口方面非同尋常的變化所產生的文化反應，我將其定義為人口想像。有鋻於此，約翰?凱裡在其《知識分子與大眾》（1992）中描述的，針對人類洪流的、明確的現代主義敵意，僅僅是更廣泛的文化反應的一個方面。這些反應始於現代主義發生之前，並沒有單一的政治理念。19世紀的文化生產，確實有可能歸結到人口想像的範疇。其中包括直接與人口數量相關的工業小說和貧民窟小說，如《瑪麗?巴頓》（1848）和《雅戈的孩子》，以及避開了人口革命的、有關“可知社群”的地域小說，像《米德爾馬契》（1874）。另一個方面的代表是維多利亞時期的魯濱孫式故事和帝國冒險故事。這些文學作品，如《珊瑚島》（1858），提供了從擁擠不堪的城市世界逃離的夢想。藝術方面，有故意避開人群的、描繪人煙稀少之場所的風景畫［約翰?康斯特布爾（John Constable）］，也有描繪市井萬像的城市風俗圖（比如威廉?鮑威爾?弗裡思的全景作品）。舞臺上，我們可以看到表現城市棄兒及其他復雜主題的情景劇（《兩個孤女》），這些戲劇被深深地打上了人口增長的烙印，就像它們被深深地打上政治和社會革命的烙印一樣。
人口革命也對各種類型的作家產生了更加微妙的影響。維多利亞孤兒是個像征性的角色，無論是孤獨的簡?愛和露西?斯諾、脆弱的奧利弗?退斯特，還是命運沉浮的貝基?夏普，都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甚至作者本人的現實：露西?斯諾不是夏洛蒂?勃朗特。然而，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的突然死亡，的確與19世紀早期的意外死亡精算概率相吻合，因此至少從這一方面看，露西?斯諾就是夏洛蒂?勃朗特。整整一個世紀，老齡化和長壽成為人們反復關注並參與的話題。而到了世紀末，與人口變化趨勢相一致，小說中的人物開始活得更長久，整個家庭也不再那麼容易支離破碎。下面是幾個著名的例子，讓我們看看“精算”的現實是如何開始以想像的形式呈現的。在詹姆斯?喬伊斯的《死者》（1914）中，葛麗泰?康羅伊的戀人，工人階級的邁克爾?富裡年紀輕輕便死去了，可葛麗泰?康羅伊自己卻能活到成年，有機會回想邁克爾的早逝；而加布裡埃爾?康羅伊年長的阿姨們，與上一個時代的音樂大師有過直接的接觸。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達洛維夫人》（1925）雖然是一部創作於次世界大戰陰影下的小說，但它也讓我們看到了新時代的長壽。彼得?沃爾什還以為達洛維夫人的姑媽海倫娜?帕裡小姐是一位去世多年、生活在“不同時代”的人物呢。可到了小說的結尾，在克拉麗莎的宴會上，我們終於發現，“帕裡小姐還沒死；帕裡小姐還活著”（《達洛維夫人》，第233頁），她仍然熱衷於談論查爾斯?達爾文對她的緬甸蘭花之書的評論，而此書“1870年之前已經出了三版”（同上書，第235頁）。同樣，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大規模的屠殺之後，對生命變得更安全的普遍期望，明顯成了文學作品的預設背景。例如，在伊麗莎白?泰勒的《海港風景》（1947）中，退休的伯特倫?海明威是活躍的或者說愛摻和的角色；在小說的結尾，他與離異美女托莉成雙成對，標志著兩人生活新階段的開始。此前，仿佛是為了清楚地確認“敘事遊戲”已經有所改觀，醫生卡佐邦向他的妻子小說家貝絲（其作品中對臨終場景和葬禮的描寫廣為人知）保證，這年頭沒人必定死於肺炎。（在小說出版的兩年前，亞歷山大?弗萊明、阨恩斯特?鮑裡斯?錢恩、愛德華?亞伯拉罕已經因其對青霉素的研究而獲得了諾貝爾獎，這些工作對研發現代抗生素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
此後，在世界上較富裕的國家，長壽成了常態，21世紀的文學和電影都對此有所涉及。認識到人口數據的變化和“第三齡”的概念，2006年，美國人文基金會以“老年探索：有關老年的電影和文學的出現”為主題，在十四個州舉辦了繫列講座，放映了相關影片，並展開了討論。涉及的材料包括英格瑪?伯格曼、大衛?林奇、葆拉?馬歇爾的作品，他們都在虛構的形式中探討了長壽的話題。除了這些明確的討論，我們還可以通過國際流行文化中日益更新的想像，來追蹤關於壽命預期的“漫長革命”。例如，如果大多數英國人還是像在1800年那麼短壽，那麼，《駭人命案事件簿》（1996— ）中令人啼笑皆非的謀殺者就不會具有同樣的諷刺意味。如果在風景如畫的英國村莊，死亡率像該繫列小說暗示的一樣高，《駭人命案事件簿》或許仍會被當作現代哥特式小說來閱讀，但絕不可能被改編為輕松愉快的電視節目。
如果用人口想像去指代自1800年以來所有人口變化帶來的文化反射，包括人口爆炸性增長、更長的壽命、更小的家庭、移民等，人口想像就勢必會涵蓋遠遠超過任何學術專著可能合理討論的範疇，從隱居鄉村的浪漫主義詩歌，到不斷延展的維多利亞城市小說，再到當代好萊塢的僵尸或外星人入侵。在這裡，我希望把討論的範圍縮小一些，將重點放在人口想像的階段，即應對19世紀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我將提出五個方面，來回應大眾的問題。這些方面，大致可歸納為大災變、犯罪、超自然、視覺、原生態。本書將討論三種新的文類（火山災難敘事、犯罪劇、城市幽靈故事），並思考一種成熟的藝術類型（城市風俗畫）是如何變化的，後論述一種看待人口與其他物種關繫的新方式的興起（反對用動物毛皮做時裝的原始生態運動）。約翰?凱裡認為，正是在對“大眾”（或者被少數知識分子看作“大眾”）的敵意反應中，實驗現代主義得到了發展，尤其是在1870年通過《教育法案》普及了教育之後的英國。但我認為，類似的態度，很久以前就存在了。我探討的一些主要材料都是比較出名的：例如，愛德華?利頓?布爾沃（即後來的愛德華?布爾沃?利頓）的《龐貝城的末日》（1834），繼歐仁?蘇《巴黎的秘密》（1842—1843）之後的犯罪劇，以及J. S. 勒法努和亨利?詹姆斯的城市幽靈故事；其他的材料也許不那麼為人所知，比如，奧古斯都?馬爾雷迪的城市風俗畫、“羽毛聯盟”開展的各類活動。本書主要關涉19世紀的城市想像，這一研究明確強調奧爾特加?伊?加塞特的“統計事實”；它關注的不隻是城市生活，而且是無處不在的的數字壓力。
本書並不是一部（從政治和審美角度）描述作為集體主體的群眾的書，不是有關文學、有關19世紀公共領域的書，也不是分析人與城市主體關繫的書。這些領域別人討論過，在某種程度上，我甚至也討論過。我在此想探討的是，人口想像如何通過文化形式來運作，而並不總是強調群眾。瓦爾特?本雅明在《論波德萊爾的幾個母題》一文中認為，巴黎群眾是波德萊爾城市抒情詩的必要歷史條件：無須在詩裡明確提及，巴黎群眾是他所描述的城市經驗的決定性力量。在某種程度上，我的想法是：人口爆炸並不總是直接引發一整套文化形式，卻是其發展的基礎。
19世紀的人口想像是流動性的。我在這裡討論的許多重復的主題，如火山災難，是“多模態”的，跨越通俗表演、歌劇、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的類型界限；而時尚，我後一章的主題，涵蓋了新聞、物質文化、國際商務和日常生活。那麼，我的方法必然是跨學科的。但如果我討論的這些材料不在意類別界限，那麼它們中的大部分就會在不同意義上流動，且能很輕易地跨越國界。在史無前例的城市發展時期，有關城市街道的故事和圖像成為民族文化的素材，也許並不奇怪。但城市也超越了國家，有些城市主題和素材，無論屬於高雅文化還是低俗文化，都能相當輕松地跨越語言和其他文化壁壘。這是一種國際性的（或許，更準確地說，是跨國性的）城市文化：犯罪劇將人群吸引到聖馬丁大道，也會吸引到斯特蘭德街（也稱河濱路）和波威裡街；能讓梅瑞恩廣場上的讀者驚悚的讀物，也可能會使華盛頓廣場上的讀者戰栗；能打動皇家學院的城市風俗畫，在紐約和布法羅也同樣受到青睞。流行的戲劇和小說被翻譯、轉載、改編，而原創者通常幾乎得不到什麼經濟回報；一定的城市類型主題—報童、賣花女等—在繪畫中不斷地重現。我的討論所涉及的這個時期，都市時尚也越來越成為跨國性的了。圖像、故事、物資，迅速穿梭在國境之間。具有異國情調的羽毛和毛皮進入了巴黎、倫敦、紐約；受到激增的法國時尚雜志和報紙專欄的慫恿，被制成別致的羽毛帽子和海豹皮大衣，之後很快運到其他城市。我們將看到，反對用動物毛皮做時裝的原始生態運動，也是跨大西洋的。
這種流動性，在某種程度上是可能的。因為倫敦或紐約的生活，與英國或美國農村地區相去甚遠，而與巴黎更加接近。國與國有諸多不同，但隨著人口的增長，現代城市生活共有著跨國界的相似輪廓；伴隨人口增長的類似經驗，以及有朝一日過上富裕生活的共同幻想，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皮埃爾?布迪阨（Pierre Bourdieu）所說的“慣習”（habitus）的趨向。這裡數字又發揮了作用：1800年，倫敦是世界上一個擁有百萬居民的城市；到了19世紀50年代，巴黎和紐約也達到了這個規模；到了1890年，又有六個城市加入其中，包括芝加哥和費城；而到了1920年，數字增長到了二十個。的城市確實變得非常大，實際上變得更像國家（就其經濟實力來說）或者說是城邦。這些“想像的共同體”擁有自己的報紙和新聞媒體，但也會分享人們在資歷更老的超級城市倫敦和巴黎的所讀、所看、所穿；而這兩個城市一直在提供城市生活的範式。沒有單一的國際城市文化，但在形形色色的城市文化之間存在著相當高程度的相似性。
我們早就意識到這種文化國際主義的一些不對稱方面，這與帕斯卡?卡薩諾瓦在《世界文學共和國》（2004）中所描述的有所不同。卡薩諾瓦認為，到了巴黎，文學商品纔是神聖的；而我則希望，本書描述的19世紀文學電路圖，沒有單一的中心。然而，巴黎對跨國人口想像的影響仍然很大，其霸主地位眾所周知。查爾斯?狄更斯、威廉?薩克雷、威爾基?柯林斯、湯姆?泰勒、愛德華?布爾沃?利頓、M. E. 布拉登等，都寫過巴黎這座現代都市，或直接借鋻過法國文學模式。在大多數情況下，戲劇界和時裝界一樣，法國的主導地位毋庸置疑。正如阿勒代斯?尼科爾在1946年寫的《十九世紀晚期戲劇史》一書中所說的那樣，1850年，英國的戲劇處於“隨意剽竊法國”階段。19世紀下半葉，這種借鋻現像一直持續著。尼科爾引用了珀西?菲茨傑拉德在1881年所做的悲觀評論：“現在可以說，英國戲劇舞臺幾乎隻能靠法國戲劇支撐了。”在1897年7月發表的題為“法國入侵”的文章中，愛德華?莫頓做了同樣悲觀的評價：“當前，世界帝國之首都提供的戲劇演出中有一部戲，隻有一部戲是由英國著名劇作家創作的。”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國際版權意識薄弱的結果。查爾斯?狄更斯小說中的尼古拉斯?尼克爾貝，試圖謀求為英國劇院經理翻譯法語戲劇的職務。他不是個，也不是後一個這樣做的人。例如，查爾斯?基恩在擔任公主劇院的演員兼劇團總監的初三年裡，買了11部法語翻譯作品，總價為1135英鎊。在聖馬丁門劇院這樣的場所，不管上演了什麼觀眾喜愛的戲劇，都可以迅速地翻譯並提供給阿德菲劇院或公主劇院，甚至是特魯裡街劇院。同樣的戲劇，在紐約、波士頓或者費城都是筆好買賣。雖然版權意識薄弱，或者說缺乏版權意識，導致了這種快速流通；但是，如果城市主題和情境不為國際觀眾服務，這些劇作也不會如此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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