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教育制度文獻集成》按照教育的邏輯構建起一個能反映隋唐五代教育制度全貌的文獻資料體繫,包括教育政策法令、教育行政機構、官學(中央官學、地方官學、學規、教材)、私學(家庭教育、初等教育、專門教育、書院)等文獻史料,可作為中國教育史和教育管理研究之根據。
孫培青(1933—2022),我國著名教育史學家和教育家。1958年起在華東師大教育繫任教,為教授、博士生導師。1984—1987年任華東師大教育繫主任。1996—2004年任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理事長。一生從事中國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研究與教學,尤擅隋唐五代教育和考試研究,著、編有《中國教育史》《中國教育思想史》(三卷)、《中國教育管理史》《中國考試通史》(先秦至隋唐五代卷)、《中國教育史研究·隋唐卷》《隋唐五代教育論著選》《中國考試史文獻集成》(第二卷隋唐五代)、《中華大典·教育典》(十三卷)等。獲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國家出版獎、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屆全國高校優秀教材一等獎等。
章 方針政策 第二章 法令措施 第二編 教育行政機構章 隋代教育行政機構 第二章 唐代教育行政機構 第三編 官學制度建立章 官學聯成繫統 第二章 官學學規 第三章 官學教材 第四章 官學學官 第五章 官學經費 第四編 私學章 家庭教育 第二章 初等教育 第三章 專門教育 第四章 書院 第五章 私學教材選要 第五編 科舉考試制度章 科舉考試制度的形成 第二章 科舉考試的科目 第三章 考試的過程 第四章 考試的內容與形式 第五章 科舉考試的防弊措施 第六章 科舉錄取與出路 第七章 科舉利弊評議 第六編 接待多方學生
選編說明(節選)中國的隋唐五代時期581年至960年,前後三百八十年,是封建教育制度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這一時期,教育制度發展的重要特點在於:儒學受到尊崇,在文教上重新確立主導地位;封建教育的官學、私學適應社會需要,有多層次、多類型的發展,形成較完整的教育體繫,將學校推廣到行政基層的鄉裡,擴展到新開發地區及少數民族地區,從而使教育事業獲得較大發展;學校教育內部的管理制度相比前代進一步完善;學校教育的發展變化與科舉考試制度密切相關,且受科舉考試制度的制約。本書從廣泛的歷史文獻材料中選取有關史料加以整理編纂,多方面反映這一歷史階段教育制度的發展和變化。以下著重說明幾個有關問題:一、崇儒興學教育思想的確立隋代是由關隴貴族楊堅建立的,史稱隋文帝,他依靠軍事力量統一南北,重新建立了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他得到謀臣高颎、李德林、蘇威等的輔助,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鞏固等級制統治,在當時儒佛道並存的社會條件下,實際選擇儒學作為政治指導思想,制定德治路線。他在開皇三年(583年)十一月的詔書中公開宣布:“朕君臨區宇,深思治術,欲使生人從化,以德代刑。”楊堅是受過儒學教育的人,王道德治是他的政治理想。他認識到武力和刑罰在政治上的作用和局限,在《勸學求言詔》中說:“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開皇九年(589年),隋滅陳,實現了全國統一。他認為今後轉入和平時期,應該開始實行德治,在《勸學求言詔》中說:“往以吳越之野,群黎塗炭,干戈方用,積習未寧。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所謂太平之法,是依靠儒學所倡導的禮教以實現長治久安。他在《勸學行禮詔》中說:“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國家“維持名教,獎飾彝倫”,依靠的是儒學,因此要提倡儒學,任用通達儒學的人士管理國家事務。他高度肯定儒學的社會政治作用,在《簡勵學徒詔》中說:“儒學之道,訓教生人,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升之於朝,任之以職,故能贊理時務,弘益風範。”為保證有足夠的儒學人纔實施德治路線,需要建立學校機構以培養人纔,並為他們開闢進仕之路。他公開聲明學校為政治路線服務,就是要培養統治人纔,在《簡勵學徒詔》中說“朕撫臨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學徒,崇建庠序,開仕進之路,佇賢雋之人。”所以,他提倡“隆茲儒訓”,尊重儒學,開設學校。可見,隋代立國初期,依據政治路線確立文教方針政策,頒布法令。隋文帝的《勸學求言詔》《勸學行禮詔》都是具體表現。於是,自京師以至州郡,開始推廣勸學行禮,中原地區的學校教育出現初步繁榮的局面。隋文帝尊儒興學的方針政策,在實施過程中雖有起伏,但基本未變,後來由隋煬帝繼續推行。隋煬帝年(605年)的《勸學詔》中宣稱:“君民建國,教學為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朕纂承洪緒,思弘大訓,將欲尊師重道,用闡厥繇,講信修睦,敦獎名教。”大業年間學校教育的發展規模超過開皇年代。但是,隋煬帝因享樂腐化,政治上存在嚴重錯誤,導致亡國,使初興的官學受到挫折。繼隋而興起的是唐。唐的創建者唐高祖李淵面臨鞏固政權和恢復社會秩序的任務。以李淵為首的統治集團,以隋為鋻戒,總結隋興亡的經驗教訓,衡量其利弊,在政治上還是選擇儒學作為主要的指導思想,走王道德治的路線。唐以儒學為指導思想,將尊儒的旗幟舉得比隋還高,明確標示“崇儒興學”的文教方針。武德二年(619年),李淵在《令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詔》中特別強調崇儒,聲稱:“盛德必祀,義存方策,達人命世,流慶後昆。建國君臨,宏風闡教,崇賢彰善,莫尚於茲。……惟茲二聖,道著生民,宗祀不修,孰明褒尚?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武德七年,他在《興學敕》中又進一步聲稱:“自古為政,莫不以學為先。學則仁、義、禮、智、信五者俱備,故能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開後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訓。”儒學重視德教,以教化為主要的政治手段,需要能推行教化的賢纔充任政府官員,為此必然要興學育纔。因此,統治集團一旦選擇崇儒,貫徹到教育領域,自然要興學。武德年間崇儒興學文教方針的確定,使學校得以恢復,奠定了以後繼續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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