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 01

章什麼是引用 / 005

引用的作用 / 007

跨學科引用率 / 010

時滯效應與引用情況 / 016

研究員職業生涯中的引用影響因素 / 018

如何進行自引 / 029

小結 / 033

第二章追蹤了解引用情況 / 035

“傳統”引文追蹤繫統 / 038

期刊影響因子 / 044

GS追蹤繫統 / 047

基於網絡的引用和全引繫統 / 054

替代計量學 / 057

數字指標與學術引用行為 / 063

小結 / 069

第三章規劃期刊論文 / 071

研究項目的論文撰寫 / 073

與合著者和研究團隊合作 / 078

選定投稿期刊 / 086

了解同行評議過程 / 096

保持研究與論文的統一 / 104

小結 / 111

附錄：成為置身於全球知識體繫中的著作者 / 112

第四章完善期刊論文 / 117

依據學科和期刊特點設計論文結構 / 119

避免“學術腔” / 127

如何讓他人引用你的文章 / 138

論文標題和摘要應富含有效信息 / 143

小結 / 154

第五章撰寫著作和著作章節/ 155

學術著作及其引用率 / 157

著作的推介 / 169

編著 / 179

著作的章節 / 184

小結 / 192

第六章應用研究、“灰色”文獻和項目選擇/ 197

應用研究 / 199

“灰色文獻”等出版物 / 212

選擇研究和出版的模式 / 218

小結 / 224

第七章數字時代的學術  / 225

豐富的數據 / 227

強大的搜索 / 233

流暢的溝通 / 238

便捷的出版 / 241

快捷的研究 / 256

開放的獲取 / 259

小結 / 263

第八章提升研究機構和大學影響力  / 265

致力於知識交流 / 267

選擇博客平臺和數字化戰略 / 274

研究機構和大學影響力的整合 / 289

大學領導力和信息流 / 298

小結 / 303

第九章影響力、中介與學術目的 / 311

什麼是外部影響力 / 313

學術界與現代職業 / 324

影響界面 / 328

小結 / 338

第十章與其他組織合作 / 341

哪些研究員能與外部機構合作 / 344

大學與企業等組織聯繫的多樣性 / 352

與外部組織合作對學術研究的幫助 / 361

與外部組織合作的成本和可能的風險 / 367

小結 / 377

第十一章公眾參與和公眾影響/ 379

直覺解釋、研究敘事與“數學恐懼” / 381

誰能進行公眾參與 / 400

公眾參與的益處 / 403

成本和潛在風險的降低 / 407

小結 / 413

後記影響力議程如何促進學術進步和知識民主化 / 415

附錄術語表和縮略語 / 423

前言

本書為學者、科學家及其他研究員提供了較為新興專業領域的信息和建議如何提升學術研究的接受度和影響力。托爾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的神話故事《魔戒》（Lord of the Rings）中有句名言：“建議是一份危險的禮物。即使是聰明人給聰明人的建議，在其執行過程中都可能出錯。”這句話簡潔地總結出了給出建議時出現差錯的各種可能。任何建議都有可能是不明智的，甚至可能是錯誤的（尤其當這些建議沒有依據、缺乏認證、過於籠統或過時失效時）。另外，如果給出的建議模稜兩可、無法被證實，接受建議的人就容易誤解它，可能錯誤采用，或者盲目濫用。即使是好的建議，也不一定總是有效，因為采用時環境可能改變，無法因時制宜。

機場書店裡總是堆滿了許許多多規勸他人和如何自救之類的書籍。這些書的作者中，似乎很少有人在意托爾金的警告。他們自信地宣稱（正如他們的行動那樣），為了不斷追求更高的效率、達到完美卓越，每個人都應該言必行，行必果。所以，大多數科研人員和學者對他人的意見持懷疑態度就不足為奇了，因為如果取得成功非常容易，那麼任何人做事都不會出錯了。

面對一群苛刻挑剔的讀者，給其提供建議和指導信息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情，也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在限度發揮大學及其學術研究影響力方面的探索仍處於起步階段，得出能提升學術影響力且經過科學驗證的方法可能還需要等待幾十年。因此，單純地等待這個時代的到來是行不通的。“有用的知識”永遠隻能建立在科學探究的基礎上的這一假設，總會遭到資深評論員的否定。

本書可以說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它充分涵蓋了我們八年多的研究成果。在此期間，我們正式采訪了數十位學者及在政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工作的相關人士，訪談了各種研討會的數百位與會者，發布了博客（blog）並收到數千位讀者的評論。此外，我們還深入研究了許多相關的學術文獻。我們不停地從中吸收觀點，努力提煉出有理有據的想法和建議。然而，我們自始至終都知道，我們拿出的僅僅是意見，其中有的部分還有待讀者自己去嘗試體驗。

沒有人會把餐廳菜單上的每道菜都嘗一遍，並期望每道菜都能滿足自己的需求，或符合自己的口味。這是因為每個人自身的體質和狀況都不一樣，比如，有人可能對菜單上食物的某些成分過敏，他就不會點這類菜品類似情況很可能會出現在本書中。因此，本書跟我們之前出版的書一樣，試圖對有關問題進行連貫分析，勾勒出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使其“真正有用”。書中的每條建議僅僅隻是一個提示，讀者可以（也可以不）根據自己的經歷和情況自行評價、理解和采用。

當今時代，科學和學術領域發展變化迅速。本書探討的問題都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我們盡力收集整理學術研究重要領域中有價值的建議和指導，呈現給不同學科和身處學術生涯不同階段的讀者，並希望引起他們的共鳴。至少我們希望讀者能發現，有條不紊地思索這些問題，對拓展自己的思維是有意義的，尤其是在對不斷加入的新生代研究員進行教學或與其交流學術時。

毫無疑問，本書中不可避免會出現一些有爭議的內容。在信息技術行業開放源代碼運動後，流行著這樣一種說法：“隻要給予足夠多的關注，所有錯誤（bugs）都是膚淺的。”隻要是探討新問題的書，都可能出現因我們沒有準確理解而出現的錯誤、問題和爭議。真誠希望你提出批評、意見或建議，幫助我們做出改進。請你通過電子郵件給我們留言（帕特裡克·鄧利維：p.dunleavy@lse.ac.uk，簡·丁克勒：jane.tinkler@stir.ac.uk）。如果你覺得本書有幫助，不妨告訴我們，或者推薦給同事。

後要說的是，提升學術研究的影響力不是出於某些“新自由主義”目的來打壓和限制學術活動，而是當代科研和學術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是我們編寫這本書的信念。在當前經濟、政治和生態背景下，至關重要的是要：

（1）不斷提高動態知識庫的有效性，使現代文明持續鞏固發展；

（2）使科研和學術工作盡可能為全體公民所接受，並努力保持下去。

當代文明目前可能處在懸崖邊上，面臨各種危險。一旦衰落，可能很難恢復，從某種程度上說甚至無法恢復。這本書展現了我們的信念：避免學術孤立、發展跨學科知識、接受民主化的知識交流都可以促進社會積極向前發展，並確保其發展不偏離軌道。

後記

影響力議程如何促進學術進步和知識民主化

科學和技術幾乎完全不屬於政治決策的範疇。從來沒有選民投票選擇分裂原子或拼接基因；從來沒有立法機構給蘋果公司的音樂播放器iPod或互聯網授權。因此，我們的文明陷入了一個深刻的悖論：我們頌揚自由和選擇，卻屈從於技術科學對我們文化的改造，將其視為一種虛擬的命運。

——布萊恩·韋恩（Brian Wynne）

提高大學內外學術研究的影響力，應該是一個相對無爭議的議程，尤其是出於布萊恩韋恩在上面提到的原因。事實上，本書涉及的許多問題從來都是有爭議的。左翼有多個批評家把影響力監測和專有技術改進帶來的影響比作超級資本家的“新自由主義&rdq敘事。這項巨大變革運動（幾乎是一個陰謀），執意要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市場化。

這些描述，從字面上理解就是斯蒂德曼-瓊斯（Steadman-Jones）對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主要人物［如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弗裡德曼］的諷刺。他們被視作“宇宙的主人”。顯然，左翼批評家將新自由主義精英視為掌控人類的有毒力量。出於某種目的，他們這些局外人士強迫過去曾經如同兄弟姐妹般、為了科學或專業共同勞作的知識分子相互競爭。他們還迫使學者和同行對手相互計較引用分值。這些學者過去隻專注於學術熱點問題從不考慮競爭、任期、薪酬、聲望或其他衡量個人成功的指標。企業精英和新自由主義思想家甚至可以（用懲罰模式）創建一個新的福柯迪派“學科”。沒有影響力的學者知道自己的不足，並努力改正他們的立場，但幾乎得不到鼓勵。過去，大學教師曾經問心無愧、毫無私心地投入到教學中，細雕慢琢了一些文章，但可能從未見諸報端；或者出於“內在價值”目的出版了一些沒有什麼讀者的著作。現在，他們也不得不加入到廣為流行的、資本主義的“老鼠賽跑”中。大學和各院繫被迫與“客戶”機構簽訂外部合同、爭奪影響力。在這些機構中，他們曾經也無私無畏地追求過科學真理。如此等等。

上面這段描述存在兩個主要問題。首先，對現在和過去所做的比較，有一繫列虛假和誇大成分。其次，將所有“影響力”變化的原因外部化，而不是歸到“真正的”學者或科學家本身。然而，正如本書許多章節所述，學者、科學家、大學及其院繫之間的相互競爭，一直以標準的專業方式進行。幾個世紀以來，這種充滿活力但又以公眾利益為訴求的競爭，一直是學術創新和知識增長的重要力量。隨著數字化技術的發展，以及我們所能獲得的有影響力的信息日益實用化、繫統化，學者和科學家們現在可能比以前更關注影響力大小。但正如部分和第二部分所示，數字工具等影響力評價的創新技術，大大提高了學術準確性和生產力。因此，廣泛地使用這些工具和技術並不能證明學者或科學家比以往在相互競爭上花費了更多時間。

同樣，在1914—1985年期間，由於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大學及其院繫努力阻止對學術和科學獨立性的腐蝕。因此，認為學術獨立已經遭到當前影響力議程的削弱，這種說法是荒謬的。事實恰恰相反。由於影響力評估全面進行數字化信息處理，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得以實現透明度和公開性的更大轉變，這對於提高學術誠信、加強公共責任感而言來之不易。所謂受“新自由主義”廣泛影響的左翼批評家和保守派誹謗者，似乎也常常反對崇拜像數字化信息技術這樣的“新產品”，而更喜歡“緩慢”或不太直接有用的前數字化時代的老產品。

重要的是，將影響力議程歸因於社會規模的“新自由主義”，忽視了學者和科學家自己的主要動機，那就是他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有所作為，並為人類做出更多貢獻。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必須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提高個人的學術影響力和外部影響力上，以及更多地集中到大學的學術研究影響力上。這些驅動因素根植於學者們內心，使他們努力工作，有效提高自身的學術能力和對外聯絡本領。正如我們前面詳細闡述的那樣，大多數學術影響力議程都有助於研究員更好地進行學術或科學工作，更快捷、更持續地掌握本領域的發展方向，更好地處理項目之間的優先次序，並以更有效和更高回報的方式做出他們自己的研究決定。至於外部影響，任何科學家或學者要盡可能予以關注和重視，並致力於參與公眾活動。這一切將有助於他們提升個人學術實踐能力，堅守職業使命、不忘初心。

當然，與社會的任何變化一樣，潛在的不利因素也是存在的。並非所有的影響力議程都具有學術性或科學性，有些影響力議程帶有腐蝕性的官僚作風盲點，如REF、ERA以及其他國家那些膚淺的官僚－學術監督變革。為什麼學術人士和科學家大多“贊同”這些變革（盡管不願意），“新自由主義”的論述對此沒有給出解釋。這很容易陷入“陰謀論”模式，即“資本”隱秘的惡毒影響，以某種方式迫使大學及其教職人員接受他們本來完全反對的“懲戒制度”。

要想更好地理解影響力議程中的“盲點”，就要弄清“新公共管理”理念在大學內部的影響。“新公共管理”是管理主義的一種“準範式”。從1990年到2010年左右，“新公共管理”在西方政府內部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但對大學的影響有所滯後並逐漸減弱。該理念來自頂層理念將公共機構分解為若干小單位，各單位實行積分排名、委托承包並降低專業激勵，以更有力的經濟或金錢手段激勵員工，讓他們互相競爭，以便實現公司自而下的“成果產出”目標。“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核心思想後來又得到許多支持者的觀點補充，如“取消”公務員的特權。對大學研究員來說，這意味著學術人員組成結構的變化，即少聘用全職人員並多聘用流動的“兼職”教員，擴大大學內部管理層規模並發揮其作用，以及明確學術人員工作期望值。REF、ERA，以及兩國政府管理的“教學審核評估”，成為外部管理主義“方式”侵入高等學校的驚人的例子，盡管他們聲稱精確評估研究還缺乏有效證據。

上述觀點也說明了為什麼有管理主義傾向的資深學者和大學管理方很容易（有時主動地）認同回歸性干預，並以此作為加強大學內部控制集權化管理的一種方式。例如，在REF評審活動中，有數百名資深學者擔任學科評審小組成員。他們每5年對已發表的20萬份“學術成果”進行一次非常膚淺的“掃視”，以便給這些成果“打分”。這就是相關政府機構（現在的英國研究與創新署，以前的英國高等教育資助委員會）所指的“同行評議”相關人員高高興興對所有評估材料打一個官僚主義定義的分值，讓他們的所謂謹慎、細致和公平行為看起來可以接受。自然地，那些分值、科研經費多的大學，也很樂意認可評審的正確性。因此，從某種程度來說，自我實現的管理主義邏輯找到了對影響力議程造成極大破壞的方法。

然而，在提高影響力的過程中，即使是令人不齒的做法，也可能產生積極的（理性和解放）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學術和科學批判帶來的活力，通常有助於提高粗糙的管理主義監督機制的專業價值。例如，REF評審小組（原本為自己服務）被問及用什麼“方法”來評估學術成果時，他們總是為自己的判斷方式做辯解，強調是依據學術影響力這一客觀標準（如引用數量），實際上後給的是一個主觀分值。相關的政府機構不得不把自認為重要、“經濟主義”、商業導向的原本狹隘的概念，誇大成外部影響力。“斯特恩報告”（the Stern report）呼吁REF小組將重點從學者個人學術成果的“目測”評估（不可信或不可靠）轉移到整個大學院繫和教師的學術外部影響力貢獻的全方位評估上來（這更可行）。

在對抗管理主義者的越權操作方面，“斯特恩報告”讓我們看到了渺小但十分重要的希望，但這並不是我們對影響力議程持樂觀態度的主要理由。相反，正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自主性幫助學術人員和科學家提升了他們學術實踐的反思能力，從而獲得了影響力議程帶來的益處。無數大學教授出於自身考慮，而非因企業或大學高層管理人員施加的外部壓力，變得更加關注學術影響力。這一轉變的根源既在於高校的擴張（以及相關學術知識的增長），也在於當代知識的數字化發展。本書前兩部分討論的影響力議程的各個方面都代表了一種改進方式或應對策略：全方位保持學術監督，更好地把握學科和跨學科發展，調整懸而未決的新問題的研究方式，促進學術研究成果推廣，提高學者和科學家的自我生產力。

這些變化並沒有妨礙真正追求長遠學術研究的理念，以及基礎學術創新和科學創新的逐步發展。這些都是大家宣稱的“緩慢”消失的學術實踐的好處。大學研究員認真對待學術影響，他們學會了又快又好地進行文獻檢索，閱讀並吸收各類文獻，從不同學科角度看待和處理問題。這有助於他們改進研究方式，而不是目光短淺地簡單彙集知識。通過有效地消除學術交流的障礙，影響力議程幫助科學家和學者了很多的時間，因此可以說從時間上解放了廣大學者這是我們思考、研究和寫作的寶貴資源。現代學術研究的規模和深度，以及因資源和數字通信改善而提高了的標準，要求大家必須嚴肅認真對待學術影響力議程。

關於學術研究的外部影響力，本書第二和第三部分詳細介紹了影響力議程發揮的重要作用：幫助扭轉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90年代大學教育日益偏離大眾、精英化和財政成本不斷上升的趨勢。對外部影響力研究的重視，成為實現知識獲取的民主化，推動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開放發展的重要動力。開放源碼、開放科學和開放獲取運動，成為大學院繫反對新自由主義和粗魯的、帶有攻擊性的管理主義的強大力量。直到近，大公司（學術研究資助者）或政府部門（負責重點研究項目）還嚴格控制科學和學術研究議程（而且在許多領域是完全控制的）。研究結果幾乎總是隱藏在付費門檻後面，用難以理解的專業術語在精英分子中間流傳。影響力議程打破了這一怪圈，促進了大學研究員、公民社會組織（包括小型企業和NGO）以及大量受過良好教育和知情的公眾之間廣泛的知識交流。沒有“學科規約”（無論多麼專業）干預，你的研究成果纔能限度地吸引受眾。相反，對於參與其中的學者和科學家來說，這是對社區、民社會“了解”塑造其自身和全球發展的復雜過程的積極肯定。在不限制科學嚴謹性和學術進步的基本原則的前提下，讓知識獲取更容易、更多樣化，隻會有助於更新和重振大學研究，帶來有纔華的參與者和以前被排斥的新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