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序
2018年1月中旬，福建教育出版社成知辛編輯來電，邀請我編寫一本反映外國教育史研究進展的著作。考慮到這本書的主題過於專業、讀者面不大，因此，我建議不妨把選題擴大，組織編寫一套反映教育學科各重要學科領域近幾十年研究進展的叢書。成編輯欣然同意，並與我商議由我策劃，並聯繫落實各分卷主要負責人。經過一個月左右的努力，到2018年2月下旬，申報選題、確定分卷主要負責人等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從2018年3月開始，各分卷開始編寫工作。到2019年8月底，已有數卷相繼完成。按計劃，從2019年下半年開始出版，並在今後一兩年內出齊。這便是“當代中國教育學術史”叢書的由來。
這套叢書所涉及的學科領域既包括現行學科目錄教育學一級學科之下的十個二級學科、公共事業管理一級學科之下的教育經濟與管理，包括部分院校自設的二級學科（如教師教育、教育政策與法律、農村教育、民族教育等），也包括部分二級學科下的重要學科方向（如教育基本理論、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德育研究等）。
負責叢書各分卷編寫工作的學者分別來自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華中師範大學、西南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山東師範大學、寧波大學和湖州師範學院等高校。他們都具有長期從事教育學科研究的經歷，熟悉本學科和學科領域的學術進展，均為本學科或學科領域具有廣泛學術影響的著名學者。
總序編寫這套叢書的主要目的在於，，通過對教育學科各重要學科領域學術史的回顧，為從事教育研究的教學科研人員提供更為專業的線索清晰的學術史料參考，為教育專業本科生和研究生學習相關課程、選擇閱讀書目和確定研究選題提供必要的指導。因此，這套叢書的讀者定位確定為：高等院校和教育科研機構的教學科研人員；各級各類教育機構管理人員和教育工作者；教育專業的本科生、研究生；相關學科的教學科研人員；熱心教育研究的社會各界人士，等等。第二，通過扎實的文獻研究，對教育學科各重要學科領域開展較為完整和繫統的學術史梳理，全面、充分地回顧和審思中國教育研究近七十年（尤其是近四十年）的變化進程，為進一步挖掘中國教育研究及其變遷的“規律”奠定基礎。第三，更為重要的是，編者們希望藉由叢書的編寫，在教育學界逐步形成一種尊重前人研究成果、注重學術“傳承”的風氣，以進一步確立嚴格的學術規範，推動教育研究的長遠發展。
在中國，專業的教育研究發端於清末民初。百餘年來，中國的教育研究事業篳路藍縷，歷經坎坷。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教育的改革發展和國際交流的不斷深入，教育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人員規模不斷擴大，成果產出大幅增加，規範意識顯著增強，學術資源逐漸豐富，學術交流日益活躍，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在教育研究事業凱歌行進的同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教育研究如何有效地應對來自方方面面的挑戰，固然有多種可能的途徑和方法，但不論怎樣，學術史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具有基礎性和戰略性意義的重大選項。
在我國的教育研究中，長期以來存在的一個根深蒂固的“頑疾”是，輕視乃至忽視學術史研究的意義，誤以為學術史研究隻是課題論證的一部分或對研究生進行學術訓練的一個環節，而對成熟的學者則不適用。因此，在大量的教育研究工作中，研究者很少對研究主題產生的知識背景（或知識譜繫）進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很少繫統地梳理國內外同行在同一個主題上已經開展的研究工作，分析同行業已提出的研究結論，並對結論做出中肯的評判。由此造成的突出印像是，在這些研究者的成果發表之前，似乎沒有人討論過（甚至哪怕隻是涉及）這個主題，這個主題似乎是全新的。研究者本意是借此說明自己所從事的研究工作的價值，殊不知這反倒說明這項研究工作缺乏必要和充分的基礎,而缺乏足夠的前期基礎的研究很難取得真正意義上的知識進步。諸多教育研究成果之所以常給人缺乏厚重深邃而顯得單薄膚淺之感，原因之一就是研究者缺少認識問題的縱深感，而這種縱深感既源於學者個體的知識積累，也基於學科本身業已生成的深厚的學術積澱和學術傳統。
由於這些現像的存在，如果要就中國教育學界研究的某一個主題（例如素質教育或學生課業負擔等等）進行學術史梳理，那將是一項非常艱難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在關於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論述中，往往很難發現同一個時期不同學者研究成果之間的關聯（至少很少有學者明確闡明自己的研究與之前相關研究的關聯），更不容易尋找到不同時期不同學者對同一個主題的研究成果之間的聯繫和差別。由此造成的困難是，人們雖然可以了解哪些主題曾經得到了研究，但很難確切地知道是哪位學者初提出了這個問題，是在什麼背景下提出的，教育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前後經歷了哪些階段，運用了哪些研究方法，有什麼不同的觀點和主張，這些觀點和主張之間的邏輯關繫是什麼，對該問題的研究取得了什麼進展，等等。
創新源自繼承。事實上，無論從事何種主題的研究，隻有在全面深刻地吸收、借鋻和批判前人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纔有可能尋找到有待繼續挖掘和探索的研究問題，纔有可能開展新的、有意義的研究工作，纔有可能在一個較高的起點上不斷拓展和深化認識，纔有可能切實地推動知識的進步。就教育研究而言，通過梳理不同學科領域重要主題研究的演變過程，釐清不同時期和不同學者對相關主題研究結果的相互關繫，不僅有助於判斷教育研究本身的進展、存在的問題和困難，有助於不斷形成學術積澱，夯實學科的基礎，而且有利於逐步建立教育研究的學術傳統，形成牢固的學術規範，保障教育研究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在《少制造些意見，多生產點知識——關於教育研究規範化問題的評論》等文中，作者已對相關問題做了初步討論（參見《教育科學研究》，2018年第1期）。此處無非“借題發揮”，稍作補充。
在叢書各分卷陸續付梓之際，首先要感謝各分卷負責人和他們領導的編寫團隊。他們的精誠合作、積極參與和辛勤勞作，使叢書能按時、保質出版。
感謝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感謝成知辛編輯和他的編輯團隊為叢書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勞。
序 言
雖然在數個世紀之前，中國以外世界的文化與文明就被我們的先輩注意到了，以多種形式記載下了他們對於中國以外的文化與文明的認知。但是，引以為自豪與自傲的中華傳統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我們的祖先長久以來都恪守“華夏”的歷史觀。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中國雄踞“天下”之中心，周圍不過是番邦蠻夷而已。對於外國文化與文明的記載不過是出於對異邦風物的好奇與獵奇，以“華夏”而居高臨下的姿態，並無放眼世界向外國的文明學習的態度。
中國人對於外國教育方面的認知同樣如此。明朝末期天主教傳教士陸續來到中國傳教，也將西方的教育形態帶到了中國。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高一志( Alfonso Vagnone，1566—1640) 在1615年左右完成的《西學》和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1623年左右出版的《西學凡》都是用漢語寫成的，他們首次向中國人介紹了當時歐洲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學科分類這兩本書裡介紹的高等教育學科分類包括文科（rhetorica，修辭學）、理科（philosophia，哲學）、醫科（medicina，醫學）、法科（leges，法學）、教科（canones，教規），以及道科（theologia，神學）。《西學》隻介紹了5科，沒有教科。的基本情況。那個時候，中國人對於西方教育制度與內容的認知，對於西方學問和知識的了解，也是出於一種獵奇的心理，並沒有意識到有深入研究和學習西方教育的必要。
1840年，鴉片戰爭的失敗雖然並未引起整個社會從“天朝上國”的心態中轉變過來，但促使晚清一批士大夫們開始探索、發現、介紹西方軍事、政治、地理、社會、教育等方面的知識，開啟了近代風氣之先，掀起了此後一股西學東漸的潮流。士大夫們的努力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抱著復雜的心態與情感，開始“睜眼看世界”。於是，對“外國”的關注由介紹開始，在這個全面介紹外國方方面面的過程中，對“外國教育”的介紹也開始了,人們逐漸認識到“外國教育的歷史發展”對於中國人認識外國的教育有一定的裨益。中國的外國教育史研究就這樣伴隨著中國社會在自覺與不自覺地向著現代化演進的過程中初見端倪。“西學”的不斷傳入與國家內憂外患的局勢，使得清政府也開始意識到了學習“西學”的必要性。在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內容。癸卯學制的頒布，標志著中國近代教育行政體繫的建立。西方的學校教育制度開始被中國模仿，教授西方學科知識分類的新式學堂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在興辦西式學堂的過程中，按照西方學科分類的知識體繫，開設諸學科的課程，翻譯和編撰相關的教材講義，采取分科教育的方式，形成了新的近代意義上的學科體繫，教育史學科也是這種新興學科體繫中的一部分。隨著各級各類新式學堂的開辦，西方近代學科分類標準、規則也被介紹到了中國。在此基礎上，中國傳統學術及知識體繫開始日漸消融、分化，建立起以西方學科分類標準為參照繫的新知識體繫。中國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是在西學東漸、西方學科分類意識傳入中國以後，以西方學科為參照繫建立起來的。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學科體制”與中國傳統的學術結構截然不同，其構建了我國近代以來新的學科知識體繫，也主宰了未來學術發展的主要形式。外國教育史學科與學術研究也是在這樣一種大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
教育史與其他學科不同的地方在於，作為教育科學的基礎知識體繫，教育史學科的萌芽還與中國師範教育興起有著密切的關繫。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建立以後，為了培養更多新式學堂的合格教師，清政府順應時代潮流在全國推廣各級各類師範學堂，這些師範學堂裡開始設置教育教學的相關專業，開設與教育相關的課程，引進和編撰教科書，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外國教育史以及教育學、中國教育史、教育管理學等多個專門知識領域，出現了作為師範院校教學科目的教育學科。
由於近代中國的特殊背景，清末外國教育史知識體繫的建設首先取道日本。日本的地理位置、語言、文化與中國更為相近，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通過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迅速崛起，也仿效西方的教育思想與制度對日本的教育體制進行了改革。從1896年開始，清政府向日本派遣了數以萬計的留學生，這些留日學生中很大一部分學習的是師範科，這批留日學生將日本學者編譯的外國教育史著述與教科書翻譯成中文引入國內，還創辦了不少刊物，介紹日本及歐美教育家、教育史的知識。20世紀20年代以後，伴隨著中日關繫的緊張、留日熱潮的消退，留學歐美尤其是留學美國成為新的潮流。留學美國學教育專業的學生帶著從美國學到的教育學理論與方法回到祖國，為中國教育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有一批學者也成為我國教育史學科的奠基人。他們不再取道日本，而是直接翻譯歐美各國的教育名著，尤其是大規模翻譯美國的教育作品，同時也創辦了眾多的教育雜志，刊載文章，廣泛介紹歐美國家教育歷史發展的過程。
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國的學術也隨著政治、社會的變遷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外國教育史學科在這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確立了它的名稱和體繫，在教育學科當中占據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建國初期，受到“全面蘇化”政策導向的影響，中國的外國教育史研究受到蘇聯學術研究的影響，不僅在理論上接受了蘇聯的體繫，而且在學科建設上也逐步形成了受蘇聯影響的學科體繫。這一階段因為過分強調學習蘇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存在簡單化、教條化的現像，過分強調階級鬥爭，強調人類教育史的統一性而忽視了差異性。
“文革”時期，外國教育史的研究者受到了批判，外國教育史的學術研究受到了嚴重摧殘。在“政治決定學術”和“學術為政治服務”的指導思想下，外國教育史研究的視角更多是被“固定”在政治解析之中，研究範圍狹隘和研究方法單一，以至於研究成果幾乎千人一面。相對封閉的國家政治生活約束和羈絆了外國教育史研究在學術上的進步。
1978年開始，以現代化為內容的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改革開放帶來了思想的解放。外國教育史學科在新的形勢下得以恢復和重建，外國教育史教學與研究隊伍得以發展壯大，在新時代的推動下取得了一繫列重大的學術成果。無論從研究數量、涉及的領域來看，還是從史料建設與方法創新上來看，這一時期外國教育史的學術研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從而對中國迅速發展的教育實踐領域的改革產生了一定的借鋻與指導作用。
21世紀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也帶動了各個學術研究領域的興盛與繁榮，也為外國教育史的研究創造了新的發展機遇。外國教育史從歷史社會學、文化史學、計量史學、家庭史等歷史分支學科中獲得了研究主題的靈感與方法論的啟示，對外國教育史研究領域的拓展與突破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增強，外國教育史的研究者有越來越多的機會、越來越多的渠道接觸和了解的各國教育史研究成果，與國外的教育史研究者接觸和對話，通過借鋻其他國家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來豐富我們自己的研究，拓寬自己的視野，提高自己的學術水平。但機遇與挑戰是並存的，外國教育史學界的學者們不能被束縛在某些國家教育史研究成果與研究方法限定的框架內，我們必須從借鋻開始，更深入、更全面地掌握世界各國教育史發展的規律，不斷探索創新教育史的研究方法，開拓教育史的研究領域，找到中國學術界對外國教育史研究的特色所在，推動教育史學科和學術研究的發展。
本書以專題和時間為線索，旨在繫統回顧建國70年以來國內學術界對外國教育史研究的狀況。圍繞外國學校教育史、外國高等教育史、外國教育思想史、外國教育史學這四個方面的主題，梳理當代中國對外國教育史研究和探索的基本情況，總結當代外國教育史研究的特點，了解外國教育史研究的進展和存在的不足，為外國教育史學術研究未來的發展提供借鋻。
參與本書編寫的主要作者（按撰寫章節為序）如下。章：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孫益副教授；第二章：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陳露茜副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博士生石佳麗、錢曉菲；第三章：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孫益副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碩士研究生楊希、楊雪芬、曹雅潔、夏青、陶業曦、郭松；第四章：河南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塗詩萬副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童想文編輯，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王晨教授，河南師範大學講師朱治軍，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博士生劉敏；第五章：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陳露茜副教授。孫益負責全書的統稿。在此對上述同仁的精誠合作與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