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醫生為什麼需要和保險公司鬥智鬥勇？
美式商業醫保真的優於日式全民醫保嗎？
“高薪養醫”可以解決“醫療崩潰”嗎？
“知情同意書”是醫院的免責聲明嗎？
把治療方案選擇權交給患者真的好嗎?
……
在日本，醫生短缺、醫療事故等引發的“醫療崩潰”多年以來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這一方面是由於醫療體制自身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大眾對醫療的不確定性缺少認知，往往以結果責任問咎，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也加劇了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感。有人提出應該向美國商業模式看齊，然而這樣真能解決問題嗎？
在本書中，作為世界知名的外科醫生的作者從自己在美國從醫十二年的經驗出發，考察日美兩國醫療制度的利弊，從醫院運作體制、醫療事故調查、醫保體繫的優劣等多方面進行討論，探討“醫療崩潰”後的再生契機和醫患信任關繫的重建之道。

這是我回到母校工作的第十個年頭。結束了為期十二年在紐約愛因斯坦醫學院的工作之後，我回到了母校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慈惠醫大醫院）。回國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將更為先進的美國血管外科治療方法引入日本。雖然作為一名外科醫生，無論在世界哪個醫療機構都能體會到用尖端的治療方法治愈患者的喜悅，但能在祖國日本，特別是能在母校用上這樣先進的治療讓我尤為激動。
回國後，我用我的方式推動了慈惠醫大外科診室的改革。回國前的2003年，慈惠醫大附屬青戶醫院的醫療事故被大肆報道，母校也遭到坊間的強烈指責。2006年回國後，各媒體爭相報道“醫療崩潰”，一時間醫療界被大張撻伐。社會大力聲討醫療過失和醫師短缺問題，被年輕人以“3K” 為由敬而遠之的母校外科診室，也終究沒有逃過其他醫院都面臨的人員減少的命運，眼看著就要陷入醫療崩潰的惡性循環中。因此，回到母校、重振外科診室成為我回國的一大動機。
20世紀90年代後期，媒體報道了當時接連發生的醫療事故，引發了社會對醫療界的抨擊浪潮。從對事故的報道到醫療過失的追查，批判醫療界的話題不斷升溫，我回國時，國內已充斥著對醫療界不信任的氛圍。
然而，根據我在日美的醫療從業經驗來看，正如我將會在後文所詳述的，這種對醫療界的抨擊，反映了社會缺乏對醫療不確定性特征的理解，纔會如此不著要點地追究結果責任 。
國內媒體為批判醫療界，還特別喜歡將日美醫療環境、水平進行比較。回國後，我常常看到一些媒體人跑到美國的醫療機構實地考察，而後寫文章批評日本醫院對待患者的態度是如何惡劣。比如經常可以看到“美國醫院的等候室裡不僅鋪有絨毯，還有咖啡供患者飲用，相比之下，在日本醫院就診的患者不得不在狹小的等候室裡等上好幾個小時，得到的診療時間卻隻有三分鐘”之類的話。
但事實上，在日本介紹的美式醫療隻不過是僅限富人階層享有的特權罷了。換句話說，這其實是“商務艙”級別的美國醫療與“經濟艙”級別的日本醫療的對比，前者部分人享有，而後者全民共享，因此絕不意味著我國的醫療狀況劣於美國醫療。
再者，鋻於我在美國有近十二年的外科醫生從業經驗，也體會過不為日本人所知的美國醫療的弊端，即過度商業化帶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伴隨而至的社會不信任。同時，為解決此類問題應運而生的分權體制與訴訟對策卻造成巨額資金浪費，一言以蔽之，這是一種效率、質量均低下的醫療制度。
目前，日本的醫師數量確實談不上充足。其中，在醫院工作的住院醫師的狀況尤為惡劣。一直以來住院醫師工作時間長、工資低，而且每天都需要接觸患者。特別是天天都需要與生命打交道的產科醫生、外科醫生和兒科醫生，他們本身工作極度繁忙，還經常被“暴露”在“醫療崩潰”“手術失誤”等社會批評下，身心俱疲，於是相繼選擇離開醫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會選擇開設私家診所，這樣面臨社會批評的風險相較而言小得多。因此在2006年，住院醫師愈發減少，而在職醫師的工作量和壓力也不斷增加，醫療界即將陷入惡性循環。
九年後的現在（2015年5月），聲討“醫療崩潰”、抨擊醫療界的氣氛大為緩和。雖然醫師短缺，特別是地方醫生短缺的狀況依然嚴峻，但現有的醫科大學裡編制人數有所增加，有兩所大學也在時隔三十七年後重新開設了醫學院。雖說醫師數量不足的困境並未迅速得到解決，但總體而言在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然而，由於醫師數量過剩會帶來醫療費用激增與過度競爭的問題，所以有必要采取靈活應對的措施，如將來醫師充足的時候，將醫學院自2008年後增加至一千四百餘名的現有編制人員數量削減至原有數目。
長期以來，醫生和護士們憑借著高昂的士氣，在殘酷的工作條件下支撐著我國的醫療體繫，這士氣是他們的職業使命感使然。但實際上，這個體繫卻猶如精致的玻璃制品般脆弱。那些有關醫療事故聳人聽聞的報道、一味追究結果責任的醫療抨擊自然招致了大眾與患者對醫療的不信任，同時過度地煽動了人們的權利意識。結果，患者的笑臉和感謝從醫院消失，醫者之心遭到傷害，本就因為醫療抨擊浪潮而受損的醫生們的工作動力進一步降低，終，“玻璃制品”被毀壞殆盡。因此，我們必須承認，僅僅通過改善工作環境和增加醫師數量來重振醫療界是不夠的。而通過TPP 改善國內醫療制度、引入美國賞罰分明的做法和“商務艙”式醫療服務，則會讓日本醫療體繫陷入更加困難的境地。
基於以上情況的考慮，我不斷在各大媒體呼吁，也在自己工作的慈惠會醫科大學外科診室推進了改革。這可以說是一場小型的社會實驗，其關鍵詞為“衣食豐，尋初心”。
這樣的想法我早已有之。從美國的大學醫院辭職並回到國內之後，我的收入雖然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但這份工資足以維持我一家四口的衣食住行，所以沒有任何不滿。滿足了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後，多餘的錢也不過是用來購買豪宅豪車遊輪等非必需品，說到底也就是圖個開心。而這個能用錢買到的開心是有限的，也容易讓人感到厭倦。相較之下，在外科工作中憑借自己的醫術治愈患者的快樂卻普遍而廣泛存在。
因此，重振慈惠醫大的外科診室時，我們將口號定為“構建安心和使人雀躍的農村社會”。我們認為，那種能讓醫生感受到使命感、心動不已的理想工作環境並不存在於美國，而存在於昭和時期全面采用終身雇傭制的日式企業，甚至更早時期的日本農村社會。
在我們構想的“村子”裡，“村民”相互認同，能夠形成相互促進成長的伙伴關繫。這裡不存在蠻不講理，事情辦得好了，醫生會收獲患者的笑臉和同事的贊賞，這樣的“村子”能讓人一輩子都安心受雇於此。朝著這樣的目標付諸努力之後，一時間人員大量流失了的外科診室由一百九十六人增長到二百七十七人，輕松、積極向上的工作環境得以構建。
這項社會實驗僅僅是意識上的改革，並未花費一分錢。我們做的隻是和同伴一起努力促進醫療進步，在收獲患者的喜悅的過程中感受到貢獻社會的實感和激動。換言之，就是讓組織回歸本來的面貌，讓醫生重新認識外科工作內在的價值。
這是一個憑借著熱情和信念在美國從無薪醫生升到教授位置的外科醫生故事，也是一個以美國醫療制度作為反面教材，並通過意識改革實現醫療重振的案例。我希望借此給醫務工作者和享受醫療服務的人們，提供一個組織架構和醫療形態方面的參考。

我認為並沒有必要將所有的風險一股腦地告知給患者。因為，如果醫師這麼說：“那麼，我想所有的風險您應該都有所了解了，所以，關於選擇那種治療方案，請自行負責並作出決定”，反而不能獲得患者的信賴。因此，假如別無他法隻能做手術，且經過醫師的判斷認為患者可以通過手術延長生存期的話，我會這樣跟患者說：“就我的診斷而言，您好還是接受手術。雖然有一些風險，但還是比保守治療要好得多。如果您覺得我還信得過，就交給我吧。”
如果不具備作為一名外科醫生應有的實力和自信而說這樣的話的話，顯然是有問題的。但是，醫師憑借著一定程度的經驗和自信，判定手術具有明顯的正當性，那麼就應該在構建信賴關繫上多花些時間和口舌，而不是給患者羅列風險。——章

有各種各樣的欲望，除了生理欲望外，其他的欲望終究都會因為得到滿足而厭倦。其中為典型的代表莫過於金錢和權力欲。我認為，金錢對於“衣食豐”來說必不可少，然而，金錢過多也並不會讓人變得更加幸福。“住”的話，也隻需要有個能讓人躺下來睡覺的空間就足夠了，就算買了豪宅和豪車，人也並不一定會感受到真正的充實。這個道理用我在美國生活了十二年的經歷就可以證明——從無薪到年薪，我們的房子和車子卻從來都沒有換過。
錢就像水一樣。水對於維持我們的生存來說是必要的，關乎著生死存亡，但過多的水卻沒有什麼意義。
我認為，人普遍的欲望是“讓他人開心”。前面也提到過，我之所以選擇成為外科醫生，是因為這份工作可以用手術刀治療病人，讓他們開心。
通過讓他人開心獲得的心動感是金錢買不到的。比爾•蓋茨是世界首富，但真是如此嗎？不僅比爾•蓋茨，全世界的有錢人擁有無數的機會去購買豪宅豪車，以此獲得心動感，然而，他們終選擇的都是慈善事業。我想，這也是他們在充分滿足自身的衣食住行需求後，體會到應該去追求“讓他人開心”、追求“心動感”的結果。——第四章

“你們認為醫療的終極目的是什麼？”
我經常問醫學生這個問題，而大部分的學生會這樣回答：“活得更久！”
不能說這是正確答案。我認為，醫療的終目的是消除痛苦和郁愁，我也一直都把這兩件事放在心上從事醫務工作。
疾病和傷痛帶來的痛苦隻是純粹的“惡”，所以首先必須要把這個“惡”消除。而後，如果不幸患者死亡，醫生要做的就是不要讓這個患者和他的家人留有遺憾。我認為，這就是醫療的目的。
比如，這裡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八十多歲的高齡患者死去之時抱有對醫療失誤的疑心、對醫生的不信任感，或者即便沒有死亡也遭受並發癥的折磨，而另一種是四十多歲的患者因患不治之癥終死亡，但曾經配合信賴的醫生一起努力醫治過。前者看似足夠長壽，所以應該沒有遺憾，而後者似乎因為活得不夠長而充滿遺憾。然而事實並不盡然，雖然後者給身邊的親人帶來的經濟和精神損害更大，但從抱憾的程度來看的話，後者反而更低，這也是對我們的醫療行為結果的認可。——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