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中國學術研究的希望
謝 泳
在軍是我沒有見過面的朋友。前些年他每有新著出版，都不忘寄我。初期我以為他是職業研究，後來了解多了，纔發現他對民國高校的興趣和熱情完全發自內心，所有研究都是自己選題，一切經費也都是自己負責。
我也多次想問在軍，他研究民國大學的原初動力來自何處，個人花費近十年的精力選擇這個難題，其中樂趣何在？但終於是沒有問，我隻讀他的書。先是一本關於武漢大學的研究，後來就是這本關於東北大學的研究，他還有寫西北聯合大學的學術計劃，可以稱得上是雄心勃勃了。說實話，就是專門在學校和研究所的職業研究者，也很少有在軍這樣的持續研究熱情，我想這也許纔是中國學術研究的希望。
中國科學界有所謂“民科現像”，那些人試圖用自己的研究力量來解決科學研究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他們一般都沒有受過嚴格的科學訓練，也不在專業的研究機關，但他們就是有天生的好奇心。因為民間科學研究者多沒有受過相應的專業訓練，所以在中國科學界有很多嘲笑他們的人。2004 年夏天，我曾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做過一年訪問研究，對“民科現像”稍有耳聞。這些人有明顯的短處，但在整體上我反對科學界有些人以專業訓練歧視他們，因為道理非常簡單，這些人對科學的熱情和興趣發自內心，是一種痴迷的知識追求，有時候在職業科學家看來難免有好笑處，但在知識面前沒有傲慢，沒有專業訓練不等於對知識沒有熱情或這種熱情中沒有一點可取之處，還有就是這些民間科學愛好者沒用國家的經費，總比無端空耗公帑的研究者在道德上更高尚。我甚至認為在知識追求上後無功而返也不是什麼壞事，也是人生時光的一種流逝方式，古人說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人文社會科學界的“民科現像”則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學科特點，人文社會科學界對專業訓練要求並不很嚴格，有些業餘研究往往比專業研究做得還好，此類事在自然科學界少有，但在人文社會科學界卻極為常見。我自己雖然得朋友關照，中年後到了大學裡混飯，但之前我也是純粹的業餘研究，業餘研究的好處就
是完全憑興趣而無功利。
在軍的研究放在專業研究中毫不遜色，當然這是我個人的判斷，我的偏見是對知識有興趣，自然也就有能力，無興趣則無能力。
大體來說，在軍的學術研究可放在一般高等教育史範圍，也可放在校史研究裡，但我更願意將在軍的研究作為歷史研究看，因為他的研究中寄托了他對現實的很多判斷和關懷，他對歷史真相的探索有相當清晰的時代感受，他選擇的民國大學均有他個人的情感寄寓其中。就選題來觀察，在軍這幾個選題通常都隻能以集體力量纔可完成，比如像東北大學這樣的題目，就是動員有關聯的高校當重大課題來完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在軍以一人之力完成，可以想見其人的努力與熱情。
2016 年10 月30 日
序 二
臧英年
我很佩服此書作者張在軍先生的遠見、執著和成就，寫出這本好書，在一個起伏動蕩的大時代下，用東北大學的歷史為主軸和牽引，就事論事，影射全局，發人深省，引人慎思。
從1923 年4 月26 日瀋陽東北大學建校直到1950 年春季解體的過程，十足反映出在中國動亂的大環境裡一所高等學府如何掙扎求生，千辛萬苦，流離失所，校址多遷；東大師生員工如何盡其在我、堅忍不撥地建校、護校、遷校、興校不已。針對這一個情況進行思量，我們應有何領悟和推論呢？
一、張氏父子的可貴
論及東北大學就必然要講到建校的張作霖和張學良父子。他們的具體成就是：
1. 科教興國付諸實施。張作霖是草莽英雄，和文人學者相去甚遠，但是他看到若在東北可以辦一座高等學府，就自然增加了振興東北、科教領先、實力加強、抵御外敵的力量。擁有這種見識，又拍板興建東北大學是難能可貴的。少帥張學良秉承父志，加以跟進，便也是錦上添花，相得益彰。
2. 捐錢助學自解私囊。這是張學良的作為，他把錢花在刀口上，是恰得其所、恰得其時，充沛了東大的實力和建設，可以吸引全國著名教授前來就職，各執教鞭，也給就讀學子創造了理想的學習環境。九一八事變前，張校長資助數十名畢業成績優秀的學生前往美、英、德三國深造。他們學成返國後不少成為名師，在教育界貢獻良多。
3. 敦請學者建設學府。張學良有自知之明，了解教學要敦請學者專家主持，對教務的運作他就不加過問。先父臧啟芳於1926 年春執教於東北大學，後任法學院院長，其他各院的院長也都是歐美深造學成返國的稱職學人。
4. 愛護學生全力以赴。20 世紀30 年代在北平和西安數次學運啟動，學生走上街頭和軍警對歭時，流血事件一觸即發，張學良都親自出馬，疏通當局，安撫學生，化解對抗。東北大學遷校時，他也用心支持，力促其成。
5. 金玉良言餘音猶存。他對學生講話時都一再強調自省在先，自強在後，懷技在身，報國有日。對國家式微外敵入侵的看法也是“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和“自力更生強敵卻步”。這都是掌握要點，一言中的。
二、後繼有人的貢獻
東大建校後初的三位校長是王永江、劉尚清和張學良。其後以代校長身份主持校務的有寧恩承、王卓然和周鯨文。其中寧恩承和周鯨文對東大的建設頗有貢獻。九一八事變時東大情勢告急，寧恩承安頓校務，臨危不亂，坐鎮校園，後撤離，令人敬佩。20世紀90年代末，我曾多次路經舊金山，去看望寧恩承老先生，我們坐談終日，說南道北，其樂無窮。周鯨文於1936年在北平期間受到敦請，主掌東大校務數月，也發揮了穩定和改善校局的正面效果。如今我和他的兒子周昆交往不斷，也進一步了解到周鯨文愛校和愛國的情思。
三、先父掌校的作為
正如本書作者張在軍所言，先父臧啟芳是主掌東大校務任期長的一位校長。他1937年到任，1947年離職，主持校政達10年之久，又面臨了東大多次遷校（北平到開封，到西安，到三臺，返瀋陽）和長期辦學的嚴峻考驗。我覺得先父對東北大學的貢獻有以下各點：
一是臨危受命，繼往開來。張學良因1936年西安事變兵諫後遭受軟禁，東大失去領導，陷入群龍無首的困境，難以自撥。停辦東大的聲浪已風雲大作，此時先父堅持立場，力陳東大不能停辦的理由。後經摯友齊鐵生，上峰同意，先父於1937年1月接掌東大校務，離開江蘇省無錫區督察專員任所。這既是一個維持東大繼續生存的要務，也是一個引人指責的根源。有些東北人士，包括東大師生，認為這一任命是中央政府要從張學良手裡搶走東大的指揮權，用CC派（注：指國府要員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背景的先父介入，達成任務。殊不知先父不是求名求利，而是用心良苦地要維持東大存在，讓家鄉子弟有就學和棲身之所。先父曾在陳果夫（時任江蘇省主席）麾下任職，也是陳氏有“知人善任”之賢，而非“自成派繫”之私。（那時日本已霸占東北，陳氏乃啟用先父和王德溥等東北名士在江蘇省任職，先父在江蘇先後主政鹽城和無錫兩行政督察區，政績良好，市民稱慶）
東北大學面臨第二次存亡危機是於1937年在西安立足後，又有上峰指令東大西遷到青海的蠻荒之地，果應命實施，大多數教職員是不會前往的，東大的命運也自然中止了。先父的應變措施是及時在四川三臺獲得了當地縣長鄭獻徵的支持，而遷校入川，先斬後奏，在木已成舟的情況下也獲得的追認。這一奮鬥的成功又來之何易呢。總之，先父要維護東大的存在，是志在必成，盡其在我的。
二是唯纔是用，公正透明。先父掌校任職的準則是：“我聘請教授一向無畛域之見，我所求的是學問品格，不問他是哪校出身，哪省人士，哪國留學，這可以從先後在東大任教的教授名冊中看出來。”此一準則實施的結果是，群賢畢至，飽學之士紛紛到來，使東大成為眾多優秀學人的荟萃之所，而讓學生們獲益匪淺。有名師在校，東大教學和研究的領域也不斷發展，讓東大進入國內一流學府之列。
三是百鳥齊鳴，百花齊放。先父全心全意在學校提倡思想開放，學術自由。各種社團和活動，各種觀點和展示都蜂擁出現，各擅勝場，不一而足。要維持這種風氣和環境，是需要見識和勇氣的。再有，1943年東大首先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有數十位同學棄筆從戎，加入了青年軍，其中也包括了正就讀東大的我的大哥臧朋年。
四是清廉正直，樹立校風。先父以身作則，不貪一分錢，不做一點假。每逢上級檢查單位到東大查賬審閱，都是賬目分明，一絲不苟，迅速查明，圓滿結束。那時，校長之職也是收入菲薄。在三臺八年的抗日期間，家中變賣了以往收藏的略有價值的物品，補充家用。家母手存的一些金銀飾物也全部投入“獻機救國”的行動裡。
五是事成身退，有始有終。抗日戰爭勝利後，先父以東大校長、特派員和東北行營教育處處長三重身份前往東北，接收東北教育設施和恢復教育運作。隻可惜那時國共內戰已經爆發，接收大員，先父除外，大多濫權貪腐，這便也加速了國民黨失敗，敗退臺灣的進程。先父見大勢已去，難以作為，便於1947年4月辭去東大校長之職，再於1948 年12 月率未成年子女過上海，遷廈門；1949年6月告別大陸，渡海赴臺了。1950年秋我在臺灣考取了臺灣大學和“海軍機械學校”，為了減少先父的經濟負擔，決定投入免費就學的“海軍機校”。其後在中國臺灣海軍服役達十三年。
今年9月我的譯著《進攻日本》一書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發行問世，書中內容闡述了“二戰”時期日軍在亞太地區的暴行及美軍投擲原子彈的真相。我在書內的“獻詞”裡寫下：“謹將此譯作獻給先父臧啟芳和先母臧王淑清。他們樹立了愛國護家、心胸坦蕩、助人為樂、正直高尚的典範。”
四、作者著書的成就
我細讀此書，得知作者張在軍先生寫書的準備很完善，寫書的“本錢”很充足。他有豐富的民國教育史研究寫作的經驗，為寫書收集參閱和整理了大量的資料，此書也編排有序，順暢易讀，全書問世補充了研究東大校史的一些空白，並引發了讀者的深思和感嘆。
書內出現了一些長住大陸的東大校友過往的陳述，他們有的指責先父“奪權謀利”，有的放言先父“貪污腐化”，有的推論先父“為何反對張學良”……我要認真地告訴他們，這都是隔霧看花，難窺其實。我和書中提及的不少人都曾直接交往，暢所欲言，其中包括寧恩承、白世昌、金錫如、殷寶瑹、郭衣洞（柏楊）、徐放、於學謙和許多赴臺東大校友，他們對先父的觀察、理解和公正評價應該更有依據和令人取信。
2014 年11 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