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凱俤君子 民之父母：戰國楚竹書中的君子與社會》一書，是楊博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後一部分“楚竹書於諸子學術與儒家政治思想研究之意義”的基礎上修改增補而成的。2011年，楊博在河北師範大學瀋長雲教授的指導下獲得碩士學位後，到北京大學歷史學繫朱鳳瀚教授門下攻讀博士學位。2017年6月，他博士後出站後進入歷史所工作，與我建立了學術聯繫。兩年多來，他不僅在《歷史研究》《文物》《北京大學學報》《人民日報》等重要報刊發表論文多篇，還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和國家語委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與應用專項重點項目，繼《戰國楚竹書史學價值探研》於2019年3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後，這本專著將由九州出版社推出，我衷心為他取得的這些成績感到高興。
他的博士學位論文《戰國楚竹書史學價值探研》是從史學研究的角度，論述出土的戰國楚簡中的典籍類文獻（通稱為“楚竹書”）所蘊含的史學價值，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子”書等文獻中所包含的反映先秦學術、思想史的內容。遺憾的是，《戰國楚竹書史學價值探研》出版時，限於篇幅，這部分內容未能收入。然而楚竹書中“子”書類文獻為豐富，如何以其作為同時代的思想史素材，勾勒戰國時期學術發展軌跡，並從中鉤沉出當時流行的政治思想史觀念，應是一種史學的探討。當然，這並非很容易的事情。
近年來，楊博從資料考釋與具體論證兩個方面，尤其注意利用近年來新公布的楚竹書、古文字與考古資料等對本書作了不少增補， 同時關注近年來學界新的研究成果，從而使本書在學術思想方面更加深入，學術水平得到扎實提升。他首先由“思想與社會互動”這一著眼點入手，在楚竹書所見戰國早期的社會與學術圖景的基礎上，以諸子學說、學派為重點，對楚竹書所反映之學術史的發展作了有深度的探討，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繼而從“天人關繫”“人倫思想”“治世思想”等方面對楚竹書中突出反映的儒家政治思想作了細致深入的剖析，力圖說明其與戰國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繫。
與上述討論相呼應，本書取得的學術成績及創新處，擇其要者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在學術發展的縱向與共時兩個層面，楚竹書填補了早期 儒道學派發展、相互關繫等諸多先秦諸子學術認識之斷層。
以“子”書類文獻為主的楚竹書，在學術發展的縱向上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早期儒家的學術傳播和學派傳承譜繫、早期道家的豐富理論形態及其與黃老道家的淵源，甚至提供了帶有“鬼神不明”思想、反映墨家衰敗期的文獻。這些使我們對先秦學術發展、學說演變的認識更為深刻全面。在學術發展的共時性方面，楚竹書使我們既注意到子書“言公”的表現，又看到諸家互攝，改造別家典型概念以為己說張本的現像，還對先秦時期地域文化間交流的廣度和深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特別是中原文化對楚文化的影響程度，超出了我們以往的認知。
第二，楚竹書所揭示的學派之間（如早期儒、道之間）與地域之間（如齊、楚之間）的交流、互攝現像，引起學界對學派判定標準問題的進 一步討論。
鋻於以《鬼神之明》為代表的楚竹書文獻在判定學派性質上的 矛盾與復雜情況，有學者對學派屬性的判定持謹慎態度，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但是這種認識提出了新問題，即學者所建議的用“百家”或“某學”的新標準是否比“六家”“九流十派”更加合適，更易為人接受。其實，漢人以“六家”“九流十派”來判定學派屬性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與學術背景的，今後的研究仍不能忽視這一重要標準。
第三，通過從個體、家族到國家、天下的邏輯軌跡，楚竹書“君子”政治思想提供了“德治”思想的發展實例。
楚竹書中反映的“天人關繫”體現著儒道對現實政治的共同關注， 通過對“天人有分”的辨析，勾勒出君子應專注“修己”的邏輯理路。“天人關繫”下，以人為主，“君子”以“愛”與“禮”的個體修養所表現的“孝”“悌”等原則，均強調個體的德行修養及其對家族和社會所施加的影響。楚竹書對君子個體與家族倫理的終極關懷，仍然要回落到現實政治之道上來。楚竹書通過對個體成為“君子”的修養途徑和“君子”修己的邏輯展現，構築出“君子”政治思想的堅定基石，進而為家族乃至理想社會構築完美人格。
第四，諸子政治思想在“致治”之目的上的統一，使諸子明了無論何種學說，如在“政治上無所用，其學必不長久”。因此，作者認為，探析楚竹書諸文本中所體現的“君子”政治思想，是對楚竹書作 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層面。
楚竹書所體現的“君子”政治思想體繫中，關於“政道”問題的論述，對現實政治的關懷表現得為突出，其一方面承認“血統”在君位繼承者選擇標準上的優勢地位，另一方面強調“德行”的作用，進而提出對君王個人德行的具體要求，以此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 楚竹書中有關“君子”與“治世”問題的討論，體現出德治為本的政治思想。楚竹書中對個體的強調，對君子修養以及君臣德行的要求顯示出邏輯上的承繼性，“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通過這些層面的論述得以依次展開。楚竹書中關於“君子”修己、治人等篇章展現了“君子”政治思想中修、齊、治、平這一傳統“君子”精神在戰國早期的邏輯發展軌跡。
第五，本書引人注意的是，作者在結語部分對楚竹書“君子”思想與戰國秦漢社會之間的互動進行了專門討論。作者特別提出，由楚竹書這一橫斷面體現的某種以德治教化為核心觀念的政治思想結構，和講求“君人南面之術”的黃老道家之學的淵源與相互運作，對歷史的縱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觀點顯示出作者較宏闊的歷史視野。
本書所闡述的從西周經春秋到戰國，“君子”概念由“享有高貴的政治地位”，“同時也被要求承擔有某種與地位相當的、與生俱來的要求和責任”，轉變為“道德修養的楷模”，從而“成為構築理想社會的堅定基石”，是精彩而深刻的。“君子”概念內涵的這一轉變，與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轉型是密不可分的。我的同仁劉源教授曾提出，商代、西周和春秋是“貴族社會”，戰國是“官僚社會”。我是很贊成的，並將之進一步表述為：商代、西周、春秋是“宗子貴族社會”，從戰國開始進入“地主官僚社會”。從春秋戰國政治思想與社會互動的角度來看，“君子”概念內涵的轉變與從“宗子貴族社會”向“地主官僚 社會”的演變是相輔相成的。楊博博士的研究，打通了思想史與社會史的關聯，是難能可貴的。類似的學術梳理和學術創新，散見於本書各章節、各論題之中，限於篇幅，這裡不再一一列舉了。
本書的特點和長處，就是資料非常豐富、多學科研究方法有機結合。本書對楚竹書等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搜集是全面繫統的，對這些資料的分析是細致透徹的，對楚竹書的相關研究是融會貫通的。這些都顯示出本書作者用力甚勤，本書堪稱一部有學術創新的力作。
後，我衷心祝願楊博在這一領域不斷耕耘，繼續深入，有新的不同凡響的成果問世。
王震中
2020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