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近代中國海關史，即中國海關實行外籍稅務司制度的歷史，從1859年英國人李泰國就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算起，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歷整整90年。毋庸諱言，中國近代海關制度的建立伴隨著中國主權的淪喪、民族的屈辱和人民的苦痛，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直接產物，其活動加速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同時為擴大其在華勢力和利益，引進了一些比較先進的管理制度。
近代中國海關繫統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檔案及資料。浙江省檔案館現存舊中國浙海關、甌海關、杭州關檔案共計3500 餘卷，繫統而又全面地記載了近代浙江沿海對外貿易的詳細情況，是研究近代浙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乃至民俗風情等諸多領域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一直以來，浙江省檔案館十分重視館藏舊海關檔案的整理和利用。編撰《舊海關檔案中的浙江記憶》，旨在通過舊海關檔案的視角，梳理展示近現代浙江經濟社會變遷等多個領域的歷史面貌，以期對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和對近現代浙江海關歷史感興趣的讀者提供了解相關內容的豐富的手資料。
檔案是聯繫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重要紐帶。透過舊中國海關在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檔案，我們能夠穿梭於時光隧道之中，前往特定的時間節點去重溫已經定格的歷史符號，可以沿著時空坐標追溯歷史事件產生、發展和留給後世的影響的過程。
是為序。
浙江省檔案館館長 李波
2020 年12 月
序 二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開放上海等五個沿海口岸從事對外貿易，傳統的以中國為主的朝貢貿易體制，轉變為以西方國家為主的條約貿易體制。在各口岸開放初期，傳統中國的海關與貿易管理方式，面對西方商品的進出口和關稅征收產生的問題，逐漸凸顯出來。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晚清政府許可各沿海口岸設立新式海關，從事外商貨物進出口管理與征稅工作，並終由海關總稅務司署統一管理。早期的各海關稅務司及主要職員均由外國人擔任，其內部運行基本照搬西方海關的運行模式。在職能上，新式海關除了進出口商品貨物的征稅與緝私工作外，其業務還包括港口建設、航運、衛生檢疫、郵政、市政建設等諸多方面。近代中國很多新事物的出現都有海關的身影，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博覽會，晚清中國參加的各類世界博覽會基本都是由海關承辦的。在近代新式海關的運行過程中，海關內部對進出口貿易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統計流程和數據。海關貿易報告除了貿易、稅收、商品等內容外，還涉及各口岸的地理、氣候、政治、經濟、人口、航運、教育、醫療等諸多內容，再加上海關定期出版的專題著作與文獻，共同構成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完整畫面。因此，對於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研究，都無法忽視這一時期海關檔案的基礎文獻價值。
相對新中國成立後的新海關而言，晚清時期成立的海關被稱為“舊海關”，其保存至今的海關檔案被統稱為“舊海關檔案”。到目前為止，國內已經整理和出版了諸多舊海關檔案的整理彙編和研究成果，但對海關檔案的利用仍處於起步階段，很多地方檔案館保存的檔案仍未得到繫統的梳理。“舊海關檔案”是了解近代中國，特別是中國沿海、沿邊區域變化的重要文獻，通過對文獻的梳理也可以看到區域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的歷史脈絡。
浙江有著漫長而曲折的海岸線，它是南下北上、由海入江黃金水道之所經，我國南來北往、東西交叉海上貿易路線的重要一段，又鄰近世界著名之漁場，更是中國國土安全的重要屏障。浙江省檔案館編撰的《舊海關檔案中的浙江記憶》，是一部通過海關文獻的視角來看待近代浙江從傳統向現代轉變歷程的著作。該書以浙江省檔案館所藏浙江海關檔案為主要史料，運用較為通俗的語言，結合大量圖片資料，采用圖文並茂的編纂方式，通過三個部分展現了近代浙江面對鴉片戰爭後“中國未有之大變局”，從被迫應對到主動融合與革新的歷程。這段歷程不僅是浙江所不能忽視的歷史記憶，也是近代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一個縮影。因此，浙江省檔案館對館藏海關檔案的整理和利用，在保護歷史文獻的同時，也讓更多的人了解“舊海關檔案”的價值。
是為序。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 吳松弟
2020年12 月
結 語
近代浙江的開放和發展是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一個縮影。作為當時外國人主導的浙江沿海新關，其編寫的年度海關報告和十年報告從外國人的視角展現了近代浙江發展的脈絡。從舊海關檔案中，可以看到近代浙江的發展經歷了從吸收、融合到漸變的三個階段。
寧波開埠後，西方商品在浙江的銷售並不是很順利，除了交通條件的限制和上海港的崛起外，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浙江金融市場的強大使得外國人在浙江的商品銷售無利可圖，進而紛紛轉到上海。這一情形直到19 世紀60 年代浙海新關成立後纔慢慢得以改善。跟隨西方商品而來的不僅僅是外國人，還有西方的工業、科技、醫療與教育。依海為生的浙江群體在面對新鮮事物的態度上，並未多受傳統封建思想的禁錮，而以商人和部分士大夫群體為代表的浙江各階層開始主動了解西方。在學習西方知識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浙江。而以寧紹商幫為核心的浙江商人群體也從傳統的沙船業、典當業等開始涉足現代航運、工業和電信等行業，為浙江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奠定了經濟基礎。
近代浙江在逐步地對外開放和吸收西方現代科技、工業和管理模式的同時，並沒有完全拋棄固有的傳統模式。以浙江新式海關為例，其頂層設計和內部運轉都遵循西方模式，但在基層的關產維護、關稅征收上，並未完全脫離中國傳統的經濟發展軌跡。與其他中國政府部門不同的是，浙江沿海新式海關的運行體繫其實是雙軌制——在中國傳統的海關官僚體繫中，主要雇傭外國人的新式海關稅務司處理西方商船和商品進口所產生的問題，而基層的海關稅務征收與關稅管理仍以大量的中國雇員為主，舊式的稅務征收體繫仍發揮一定的作用。如果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較，近代由外國人幫辦稅務的中國新式海關仍具有濃厚的傳統特征。
傳統文化一直是中國士大夫引以為傲的領域，這也使得近代浙江在主動接受西方技術的同時，對其文化認同比較緩慢。直到19 世紀末期，批接受現代西方教育成長起來的浙江知識分子在逐漸認識西方的過程中纔開始積極地傳播西方各種文化理念，包括博覽會對商品的宣傳、對公共衛生知識的認知等。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近代浙江海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浙江參加的世界博覽會大多數是由海關承擔展品的收集和參展組織工作的，而浙江家現代意義上的防疫與接種機構也是海關創辦的。同時，海關檔案中還保留了大量當時自然風貌和人文活動的文獻記載，在這些記載中，都能讓讀者感受到浙江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漸變。與傳統的浙江文化相比，經歷近代中西交彙的浙江新文化構成了當代“浙學”的基礎。
接觸—吸收—轉變，浙江近代發展的三個階段，在對中國舊海關檔案的細細品味中可以清晰地體會到。面對異域事物的衝擊，近代浙江社會各階層在經歷一段時期的不適後，以積極的心態去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主動求變，在中國的近代革新進程中留下了濃厚的浙江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