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意識史特聘教授，並在斯坦福大學任人類學訪問教授。是《人類學的歷史》《歷史和人類學》和《物質文化》等期刊的編委。研究方向主要為歷史人類學、殖民地話語分析、文化研究、博物館研究等，主要作品包括《文化的困境》（1988）、《線路：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1997）等。

[美]喬治·E.馬庫斯（George E.Marcus），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人類學校長講座教授，曾經多年擔任賴斯大學人類學繫教授，《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的創刊主編。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化理論與比較文化研究，以及對精英群體（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等）的民族志研究。主要作品包括與邁克爾·費希爾合著的《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1986）和《不顧深淺地邁向民族志》（1998）、《重讀文化人類學》（主編，1992）等。

譯者簡介：

高丙中，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吳曉黎，北京大學人類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霞，北京大學人類學博士，商務印書館編審。

謝國先，雲南大學歷史學博士，海南熱帶海洋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中文版序：《寫文化》之後20年的美國人類學  喬治·E.馬庫斯 著  龔浩群 譯

25周年紀念版前言：關於《寫文化》，2020年  金·弗頓 著  韓成艷  譯

前言  詹姆斯·克利福德  喬治·E.馬庫斯 著  高丙中 譯

導言：不完全的真理  詹姆斯·克利福德 著  吳曉黎 譯

尋常之地的田野工作  瑪麗·路易絲·普拉特 著  周歆紅 譯

赫耳墨斯的困境：民族志描述中對顛覆因素的掩飾  文森特·克拉潘扎諾 著  楊春宇 譯

從他的帳篷的門口：田野工作者與審訊者  雷納托·羅薩爾多 著  高丙中 譯

論民族志寓言  詹姆斯·克利福德 著  康敏 譯

後現代民族志：從關於神秘事物的記錄到神秘的記錄  斯蒂芬·A.泰勒 著  李榮榮 譯

英國社會人類學中的文化翻譯概念  塔拉勒·阿薩德 著 媛 譯

現代世界體繫中民族志的當代問題  喬治·E.馬庫斯 著  李霞 譯

族群與關於記憶的後現代藝術  邁克爾·M.J.費希爾 著  吳曉黎 譯

表征就是社會事實：人類學中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保羅·拉比諾 著  趙旭東 譯

跋：民族志寫作與人類學職業  喬治·E.馬庫斯 著  李霞 譯

參考文獻

撰稿人及譯校者簡介

索引

在我看來，在美國社會和文化人類學的近期歷史上，一個突出的事件就是這門學科（毋寧說普通人類學中四領域分支學科組織中的這個很有影響的組成部分）從1980年代開始，與在20世紀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容納它的領地之間發生了深刻的斷裂。當然，這個學科與那些形成了社會和文化人類學家的認同的制度模式的一些方面仍然保持著功能上的契合，如同一些人物，諸如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在英國和弗朗茨·博阨斯（Franz Boas）在美國，通過他們的著作所開創的那樣。大多數的人類學家仍然從對美國之外的某一個地理區域的專門研究來開始其職業生涯[盡管很少有人接受過地區研究（areas studies）的專門化教育，這種教育在美國是從1950年代到整個1970年代廣泛設立並鼓勵學生選擇。當時處於冷戰和發展研究的氛圍中，這種跨學科的項目得到巨大的投資，不過從那以後就一直在衰落。歐洲本身也已經成為了美國人類學家的具有相當高的合法性的異域，而且，一些專門領域，如科技研究，也獲得了與傳統的異域研究同等的聲望和合法性]。至少從他們初的學位論文研究開始，大多數人類學家仍然活動在田野工作與民族志的方法所確定的範圍裡，該方法的群體精神與專業教學之神話由奠基人物創立的傳統所建立。然而，相關職業不斷得以演進的方式以及這些職業現在日益被理解的方式，田野工作經驗的實際性質，以及作為掌握田野工作的規範途徑的田野工作故事怎樣在專業領域內被講述並傳遞的方式，研究的對像怎樣被概念化，以及人類學首要的跨學科伙伴是誰一一所有這些對於人類學專業的再生產至關重要的問題，都已經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當我在1970年代中期成為一名職業人類學家的時候，我在哈佛按照慣常的學徒模式進行準備。我被確認為是一名大洋洲專家，並且在波利尼西亞西部從事長期的田野工作（主要在湯加群島）。我的田野工作的形成明確依據一些所關心的基本問題，如親屬制度、儀式、政治和宗教，並通過在當地社區居住和訪談的方法進行考察。雖然，在這個時候，至少在研究生當中，法國後結構主義者諸如福柯和巴特的影響、女性主義學者的成就、英國文化研究的實際重要性、創造一種結構主義的歷史的努力（與當時盛行的各種馬克思主義思潮相對）以及對田野工作的政治學的敏感（美國1960年代短期騷動的結果之一）就算沒進入教室，也可以說全都進入了學術氛圍。但是，我和我的同事仍然被認為正在從事著基礎的“民族與地方”（peoples and places）模式的民族志研究。盡管就連在那時我們本來也可能為我們的學徒工作預見到不同的理論大綱和論題要點，但是我們的學徒工作在形式上仍然致力於在全球的民族志檔案中增添作為比較材料或問題的資料，為了一門關於人的總體科學的、歷史的、未完成的，也可以說是被中斷了的，但仍然是擁有意識形態霸權的宏大規劃，為社會和文化人類學的特別使命——描述和分析即便不是前現代的也是非現代的種種生活形態。
然而，尤其在傑出的研究生項目中，盡管許多更年輕的人類學家出於信念和領悟力並不完全贊同這種規劃，但是參與這一學科就意味著通過民族志的形式與按照對田野工作的期望去遵從這一學科，而它們確實常常是接受人類學學術訓練的主要吸引力。甚至在那時，更不用說此前和現在，美國人類學家的研究課題就是非常多樣的。例如，特別是在“二戰”後的頭兩個十年，在得到西方國家大力資助的發展研究的指示下，人類學家開始關注他們曾經研究過的傳統民族所經歷的各種變遷情形，這些人被作為農民、工人、城市居民還有跨國移民研究。但是，在所有的這種多樣性和後殖民的轉變中，作為基礎的馬林諾夫斯基式的民族志仍然占據著學科的中心地位，這種實踐反過來又繼續嵌入在訓練模式中，定義著在吸引學者們進入人類學的學徒工作中什麼能做和什麼不能做。
今天，美國人類學仍然以同等的興趣多樣性為特征（雖然自從1980年代以來這些興趣在構成和表達上與此前大相徑庭），地區專門研究和田野工作的核心特征仍然得到堅持，但是範疇的設置、具體研究參與的更廣泛課題的潛在意義，以及核心方法的實踐本身都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我們那一代開始初具輪廓的東西如今已成為主流。社會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項目逐漸被一繫列跨學科影響所界定，截然不同於這個學科在發展期所受到的那些跨學科的影響。規定民族志方向的主題和爭論不再起作用，而成為了學科歷史中的一部分（甚至在教學中被當作了學科史）。更新的討論領域和理論關懷產生於跨學科討論，這些討論以1980年代以來關於文化分析的豐富而廣泛的基本關懷為基礎，而不是產生於人類學家共同體自身圍繞人類學研究的已有成果所開展的學科辯論和討論。

在流行的意像中，民族志學者已經從一個富有同情心的權威的觀察者（也許瑪格麗特·米德是好的代表），轉換為德洛裡亞在《卡斯特為你等之罪而死》（Deloria 1969）中描繪的不討好的形像。的確，這幀負面肖像有時候凝固為一幅漫畫——雄心勃勃的社會科學家帶走部落的知識而毫無回報，把粗糙的畫像強加於敏感細致的人們，或者（近）成為老於世故的被訪人愚弄的對像。這些肖像畫差不多也和參與觀察的更早的英雄式版本一樣是現實主義的。民族志作品真的陷入了一個充滿持續和變化的權力不平等的世界，並繼續卷入其中。它敘述權力關繫。但它在這些關繫中的功能是復雜的，經常是情感矛盾的，潛在地是反霸權的。
不同的民族志遊戲規則正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出現。一個研究美洲土著文化的外來者可能期待——也許作為繼續研究的必要條件——為支持土著的土地要求而在訴訟中作證。國家和地方的本土政府如今對民族志的田野工作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正式限制。上述情況以新的方式決定了關於特定的那些民族什麼能夠說，特別是什麼不能說。一類新人物出場了，那就是“本土民族志學者”（Fahim，ed.1982；Ohnuki-Tierney 1984）。研究自己的文化的局內人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理解的深度。以獨特的方式，他們的敘述既獲得了力量也受到限制。加於民族志實踐的各種各樣的“後一”或“新一”殖民規則並不一定會鼓勵“更好”的文化敘述。判斷一個好的敘述的標準從不曾穩定下來，而是不斷變化的。但從所有這些意識形態轉換、規則變遷和新的妥協中出現的事實是，一繫列歷史壓力開始在研究“對像”方面重新定位人類學。人類學不再帶著自動的權威替那些被界定為不能為自己說話的人（“原始的”“前文字的”“無歷史的”）說話。其他人群不再那麼容易被拋人特殊的、幾乎總是過去或正在過去的時代——把他們表現得仿佛他們沒被包含在當下的世界體繫之中，而正是這些世界體繫把民族志學者和他們所研究的人民一道牽連其中。“文化”並非為了要被描繪而靜止不動。試圖使文化保持靜態，必然包含了簡化和排除，選擇暫時的焦點，建構特定的自我一他者關繫，以及一種權力關繫的強加或談判。
戰後對殖民主義的批評——對“西方”表述其他社會的能力的削弱——已經被對表述本身局限性的重要的理論化過程所強化。我們沒辦法充分考察對維柯（Vico）稱之為文化史的“嚴肅詩歌”的各種各樣的批評。立場層出不窮：“闡釋學”“結構主義”“心態史”“新馬克思主義”“譜繫學”“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實用主義”，還有大量“替代性認識論”——女性主義的、民族的、非西方的。至關重要但並非總是得到承認的一環，是正在進行的對西方自信、有特色的話語的批評。不同的哲學可能暗中擁有這一共同的批評立場。例如，雅克·德裡達對從希臘先賢到弗洛伊德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拆解，沃爾特·J.翁對識字後果的相當不同的診斷也全面拒絕了人類這個龐大的群體幾千年來解釋世界的制度化方式。對思想的霸權模式的新的歷史研究（馬克思主義者的、編年史作者的、福柯信徒的），與類型的文本批評（符號學、讀者反應批評、後結構主義）都深信，那些在歷史、社會科學、藝術甚至常識中似乎是“真實的”的東西，總是可以分析為一繫列限制性和表現性的社會準則和慣例。不同類型的闡釋哲學，從狄爾泰、保羅·利科到海德格爾，都提醒我們，簡單的文化描述也是有目的的創造，闡釋者不斷地通過他們研究的他者來建構自己。20世紀的“語言”科學，從索緒爾、雅各布森到沃爾夫、薩丕爾、維特根斯坦，證明繫統性、語境性的言語結構確實存在，正是這些結構決定了所有現實的再現。後，在許多研究領域，修辭重新成為重要的研究對像（幾千年來它一直是西方教育的核心），從而可能對約定俗成的表達模式進行細致的剖析。新修辭學結合了符號學和11話語分析，關注肯尼斯·伯克所稱的“涵括情境的策略”（Burke 1969：3）。比起關注怎樣說得好，它更多地關注在一個充滿公共文化符號的世界，到底如何說，如何有意義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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