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城市治理：城市政治學的中觀維度
第一節 宏觀維度：政治體繫中的城市
第二節 中觀維度：現代化治理中的城市
第三節 微觀維度：城市化進程中的社區治理
第二章 中國城市治理的雙重維度：歷史與空間
第一節 歷史維度：從城鄉分離到城鄉融合
第二節 空間維度：局部聚合和全局均衡
第三章 雙重維度下的“兩化合一”：中國城市治理的寬泛譜繫
第一節 對寬泛譜繫的解構：實驗主義與設計主義
第二節 中國城市的現代化治理 
第四章 寬泛譜繫的端點：兩種路徑的極化個案
第一節 “都”“城”融合：設計主義路徑下的北京城市建設 
第二節 先試先行：實驗主義路徑下的深圳城市建設 
第五章 案例分析：“雙頂驅動”下的北京城市治理
第一節 人口政策變化：從強規制管理到精細化治理
第二節 治理體制改革：從控制型政府管理到回應型政府治理
第三節 社區治理變革：對基層協商民主的探索與思考
第六章 案例分析：市場驅動下的深圳城市治理
第一節 深圳的城市化歷程
第二節 深圳城市化進程中的人口治理
第三節 深圳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治理 
第四節 深圳城市化進程中的產業治理
第五節 深圳城市發展的包容性
第六節 深圳城市治理的國際化
第七章 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化城市治理：理論與路徑
第一節 政治學視角下的城市空間及其國際化治理 
第二節 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化城市治理 
第八章 城市治理的政治學探討 
第一節 城市性與城市治理
第二節 “面向城市治理的政治學”理論建構
參考文獻

城市是生產的空間，城市化進程也是空間的再生產過程。城市的工業化和產業革命促進了工業、交通、金融等領域的發展，也改變了人口結構與城鄉關繫。同時，大量人口在有限空間內的集聚也催生出了不同於鄉村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行為模式和治理體繫。因此，卡斯特爾的著名論斷——“城市化是21世紀早期人類主要的空間進程”並不準確，因為城市化並不隻是肉眼可見的空間物理形態的更新，在這個空間內部，還引發了制度、觀念等方面的變革，塑造了現代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在中國語境下，城市以及城市化的內涵與角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城市不僅是有著特定人口和產業的經濟空間，而且是特定政治體繫當中的一個，也是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空間。城市化承載了現代工業社會的大部分發展任務，也承接了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大部分矛盾。
本書從政治學的視角來探討中國的城市化問題。這也是我們長期從事城市治理、社會治理等方面研究工作的階段性成果。本書的編寫主要考慮到以下三個方面的因素。第一，城市政治學是政治學的重要分支學科。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持續推進而帶來的城鄉關繫的逆轉，以及大城市崛起導致的權力關繫重構，城市政治學理應獨立出來，並表達出鮮明的觀點。第二，學界對社會治理的關注催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學者們並未區分“屬於城市的治理”和“發生在城市的治理”。這表明，人們對城市性特征的基本認知還存在欠缺，從政治學角度去補齊這一認知短板，是深化城市政治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第三，中國的城市化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較大的發展，這是中國社會整體性變遷的宏大歷史進程。中國的城市化也包含每個城市居民的個體行動，他們成為調和具有結構論傾向的歷史敘事和具有能動論傾向的行為敘事之間的一股力量。本書從宏觀變遷與微觀行為之間的“中程機制”入手，通過個案研究勾勒出宏大歷史進程的寬泛譜繫，為微觀行為的研究提供相關依據。
宏觀的城市化布局界定了“城市是政治體繫當中的特定結構”這一屬性，這是一種國家的視角；而強理性規劃並不能掩蓋城市主體日常生活的邏輯，這是城市政治學的微觀維度。中觀的城市政治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生動、限定性較強的觀察維度，它既要受到承接國家意志的結構性約束，又要有效回應民眾的諸多訴求。因此，本書主要從中觀維度來分析中國城市治理問題。此外，我們需要把握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變遷的整體邏輯，探析影響中國社會變遷的內在機制。
本書屬於“區域發展與城市治理研究”繫列，以中觀視角來探討中國的城市治理問題。本書先以理論導入，探討了城市治理的宏觀、中觀和微觀維度，並且說明了選擇中觀維度的緣由。接著，本書對新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進行了深刻剖析，同時以中觀維度的視角來分析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將城市作為政治與社會，從而勾勒出從實驗主義到設計主義的城市治理譜繫。
此外，本書以北京和深圳為例，繫統回顧了這兩個城市的治理歷程與重要特征，詳細介紹了這兩個城市在人口治理、社區治理、產業治理等方面的發展過程和成功經驗。最後，由個案回到學理，對政治學視角下的城市空間生產及其國際化治理進行了探討，對中國特色國際化城市治理的實踐邏輯進行了總結，並進行了初步的理論創新，提出構建“面向城市治理的政治學理論”。
本書的編寫以城市政治學研究團隊的理論研究與田野調查為基礎，全書的學術創意與理論框架源於陳波和李岩兩位作者的學術探討方案。各章節的編寫主要歸功於團隊成員的共同協作，具體分工如下：第一、二、三、四章以及第八章由陳波執筆；第五章第一節由陳波與仇納青合作完成；第五章第二節由江文路執筆；第五章第三節由陳波與龍臣合作完成；第六章由陳波與王崗合作完成；第七章由李岩與江文路合作完成。
本書得到北京外國語大學（簡稱“北外”）的“雙一流”學術出版專項資助，北外圍繞國家重大發展問題和全球治理問題，為青年教師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從資金到平臺的全方位支持。由於受水平和時間的限制，書中疏漏、不當之處在所難免，誠請各位讀者和專家批評指正。
本書作者
2023年5月25日於北京

第六章  案例分析：市場驅動下的深圳城市治理
第一節 深圳的城市化歷程
深圳由寶安縣發展而來。1979年3月，廣東省為了加強對寶安縣的領導，促進寶安縣的經濟發展，將寶安縣改為深圳市。同年10月，深圳市設立了羅湖管理區。同年11月，深圳市改為省轄市，直屬廣東省領導。1980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正式建立，總面積為327.5平方公裡。之後，深圳的城市化經歷了初級階段（1980—1990年）、拓展階段（1990—2000年）和轉型階段（2000年至今）。
一、深圳城市化的初級階段（1980 — 1990年）
首先，在經濟發展方面，通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圳加快了工業化進程。在特區建立之初，深圳提出了“四個為主”的經濟發展思路：建設資金以引進外資為主，企業結構以發展外資企業為主，產品銷售以外銷為主，經濟活動以市場調節為主。由於享有特區立法權和單行經濟法規制定權的優勢，深圳以香港制造業轉移為契機，通過推行優於港澳和內陸地區的財稅政策、土地有償使用政策、特殊的信貸政策、率先發行股票政策等，吸引了以港資為主的外資企業，初步實現了從傳統農業到工業化的轉變。
其次，在社會管理方面，深圳取得了巨大成績。因為深圳具有優越的勞動力制度和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所以當時社會出現了“百萬勞工下深圳”的現像。深圳通過推行針對境外人士的靈活入境政策、方便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合同工制度等，努力發展經濟和貿易。深圳因此成為國內最早集聚打工者的城市之一。同時，深圳的民營企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華為、金蝶等企業均在這一時期創立。1984年，深圳完成了特區建設史上的第一個總體規劃，確定了深圳特區發展的空間結構和功能布局，並且首次提出建設特大城市的構想。20世紀80年代末，深圳吸取了香港的發展經驗，建立起“三層次，五階段”的規劃體繫，並且制定了《深圳市城市規劃標準與準則》，具有劃時代意義。
最後，在空間拓展方面，深圳開展了以市政建設為中心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形成了南山組團、中部組團、東部組團的發展雛形。成片出讓、集團式開發以及由開發企業負責社會管理的模式，構成了深圳城市的多樣化。由公共財政投資開發的大型居住區以及由地產公司開發各個大型商業樓盤，形成了獨特的城市氛圍和片區個性。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提高，深圳推動了包括深圳博物館在內的八大文化基礎設施的建設。此外，深圳還建成了深圳體育中心、深圳大學等。因此，“深圳速度”體現了深圳從計劃經濟體制中走出困境，全面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的奮鬥歷程。
二、深圳城市化的拓展階段（1990 — 2000年）
1994年，國家進行了分稅制改革，各地要求取消經濟特區稅收優惠政策的呼聲越來越高。1994年6月，江澤民視察深圳，重申中央發展經濟特區的決心不能變，對經濟特區的基本政策不能變，經濟特區的地位和作用不能變，鼓勵深圳特區“增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首先，在經濟發展方面，深圳市政府開始了“二次創業”，主推高新技術產業。20世紀90年代初期，信息技術產業呈現出迅猛發展之勢。當時，大規模的制造業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深圳出臺了一繫列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政策，鼓勵發展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和知識密集的高新技術產業。民營企業在此階段迅速發展，並且占據了深圳企業的半壁江山。
其次，在社會管理方面，深圳持續吸引勞動力，並適時調整勞動力結構。1992年，深圳出臺了最低工資標準，率先探索最低工資制度。同年，深圳出臺了《深圳市社會保險暫行規定》，率先探索“社會共濟與自我保障有機結合”的新型社會保障制度。因此，深圳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形成一個富有活力的特大移民城市。同時，隨著勞動密集型行業的萎縮，各個用人單位的招聘條件也快速提高，知識型和技術型人纔進入特區的比重快速上升，體力型勞動者的比重大大下降。
再次，在規劃引導上，深圳首次提出“全域生態”和“全域規劃”。1996年的深圳城市總體規劃明確了深圳作為“華南地區重要的經濟中心”的地位。深圳首次將城市規劃區拓展到了整個深圳地區，奠定了深圳特區內外一體化發展的基礎。同時，深圳對建設用地和生態環境進行了統一規劃，對特區周邊的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繫統建設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
最後，在空間拓展上，深圳開始推進農村城市化進程。1992年，深圳發布《關於深圳經濟特區農村城市化的暫行規定》，開始實施農村城市化的土地統征工作。政府完成土地統征工作之後，通過了《福田中心區詳細規劃》，提出了深圳CBD功能定位和空間設計方案。1993—1996年是福田中心區市政建設最快速、最集中的階段，福田中心區第一代商務樓宇建設正式啟動。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導致多家港商退出投資項目，但深圳市政府卻加快了財政投資的步伐，啟動了福田中心區六大重點工程建設，包括市民中心、少年宮、圖書館、音樂廳、電視中心和深圳地鐵一期工程。在這一時期，深圳開始大規模發展軌道交通，現代化的立體綜合運輸體繫逐漸形成。深圳抓住了世界科技革命的歷史性機遇，直接邁入信息科技時代。
三、深圳城市化的轉型階段（2000年至今）
2003年被認為是“深圳與香港合作的一個新的裡程碑”紀念年。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簽署了《更緊密經貿關繫安排計劃》（CEPA），深、港兩地政府簽署了《深港兩地政府合作備忘錄》及其相關協議，深圳皇崗口岸保持24小時通關…… 這些事件標志著深港合作進入了新階段。但同時，深圳市委對深圳的發展做出了“四個難以為繼”的判斷，即土地資源、水資源、人口承載力和環境容量這四個方面出現了“難以為繼”的狀況。其中，土地資源問題最為突出。於是，深圳開始探索轉型發展之路。
第一，在經濟發展方面，深圳的發展格局比之前更大。2000年，深圳提出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現代金融業和現代物流業這三大戰略性支柱產業。2003年，深圳在全國率先提出“文化立市”戰略。至此，深圳逐漸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金融業、現代物流業、文化創意產業為主的產業體繫，深圳因此進入優化產業結構、參與全球競爭的發展新階段。深圳的對外政策也從“引進來”轉變為“走出去”。2006年，深圳出臺了《深圳市實施“走出去”戰略規劃綱要》，首次把“走出去”作為重點發展戰略。以華為、中興、萬科、騰訊、比亞迪等為代表的民營企業迅速發展，逐步形成“政府引導與企業自主發展並行，龍頭企業領跑與廣大中小企業跟隨”的發展格局。
第二，在社會管理方面，深圳非常關注高素質人纔的引進問題，探索科學的人口服務和管理體制。2000年，深圳放寬了“二線關”，為高素質人纔的引進創造了條件。同年，深圳出臺了《深圳市政府關於鼓勵出國留學人員來深創業的若干規定》，制定優惠政策，以吸引海外人纔到深圳創業。2007年，深圳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個實現了“全民醫保”的城市。2008年，深圳開始實施《深圳市居住證暫行辦法》，率先探索科學的人口服務和管理體制。2010年，深圳市常住人口首次突破了千萬，其中非戶籍人口的比重為75.8%。第三，在規劃引導方面，深圳的發展思路更加超前。2002年，深圳制定了《深圳2030年城市發展策略》（以下簡稱《深圳2030》）。《深圳2030》的主要內容包括：深圳的城市發展要由速度規模型向效益質量型轉變，由注重城市功能和空間布局向全面統籌和協調轉變；提出“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先鋒城市”這一戰略目標，並把香港作為戰略性合作伙伴；提出差異化的分區發展策略，強調了珠江東岸沿線的戰略意義，並提出前海中心規劃設想；創造性地提出持保基本生態控制線的生態安全體繫。
在《深圳2030》的指導下，深圳於2010年提出的城市總體規劃成為我國轉型時期的城市總體規劃的先例。經國務院批復，深圳明確了自身作為“我國的經濟特區、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和國際化城市”的地位。2010年規劃提出了“嚴控新增，盤活存量”的城市空間發展策略，並首次確定了深圳“雙中心”（前海中心和福田中心）的城市結構，提出要將前海地區發展成為新的城市中心，將其定位為“深圳發展的新增長點和深港的新對接點”。深圳市政府還制定了《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推進節約集約用地的意見》以及配套的《深圳市土地儲備管理辦法》等有關土地管理的七項政策文件，這些文件統稱為“1 7文件”。2005年，深圳正式實施《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管理規定》，在國內首次劃定基本生態控制線，進一步加強了對一級水源保護區、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等地方的保護工作，確定了城市發展的邊界。
第四，在空間拓展方面，深圳全面推行特區內外一體化發展。2004年，寶安、龍崗兩區的農村城市化進程全面鋪開，深圳因此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個沒有農村行政建制的城市。深圳的交通設施一體化進程加快，城市軌道交通開始通到關外，高速公路建設集中在關外，四大新城a的建設提速，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進行了均等化配置。
此外，特區內的城市更新速度加快。自2004年開始，深圳向舊居住區、舊工業區、舊商業區和舊工商混合區進行了改造，地點包括華強北地區、八卦嶺工業區、梅林工業區、南山工業區、蛇口工業區、崗廈村、漁民村等。2009年，深圳開始實施《深圳城市更新辦法》，在釋放土地空間、集約高效利用土地資源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2012 年，深圳土地利用率出現拐點，存量用地供應占供地總量的56%，首次超過新增供地。在“四個難以為繼”的約束條件下，深圳率先走出了一條具有深圳特色的轉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