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是根據我1995年10—11月期間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艾琳?弗萊克諾?羅斯講座（Irene Flecknoe Ross Lectures）講學期間的講稿修改和擴充而成的。非常感謝威廉?羅伊（William Roy）組織並邀請我參與講座，感謝羅伯特?埃默生（Robert Emerson）教授主持講座，也真誠地感謝UCLA的聽眾們向我提出了一繫列深入的問題。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的三位匿名審稿專家，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社會學研討會（1996年秋季）的成員們——亞當•阿什福思（Adam Ashforth）、卡倫•巴基（Karen Barkey）、馬特•博特納（Matt Bothner）、赫伯特•坎斯（Herbert Cans）、戴維•古德曼（David Goodman）、亞歷克斯•朱爾卡（Alex Julca）、雅吉爾•利維（Yagil Levy）、安東尼•馬克斯（Anthony Marx）、凱茜•施奈德（Cathy Schneider）、亞瑟•斯廷奇科姆（Arthur Stinchcombe）、阿列克謝•沃特斯（Alexei Waters）、薇薇安娜•澤利澤（Viviana Zelizer），感謝你們認真閱讀了早期的全部手稿。哈裡森?懷特（Harrison White）在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科學中心召集了一個專題研討會[舉辦於1996年秋天，鄧肯•福利（Duncan Foley）、戴維•吉布森（David Gibson）、安•米舍（Ann Mische）、理查德•納爾遜（Richard Nelson）、謝普利•奧爾（Shepley Orr）和精力充沛的懷特本人都參加了研討會]，研討會成員認真剖析了手稿中的四章，把這四章的內容重新進行了梳理和調整。盡管我沒有滿足這些嚴格的評論家的所有要求，盡管他們中的某些人可能會覺得我忽視了他們的精彩建議，但他們中肯的意見促使我對本書進行了全面修改，甚至迫使我改變了對某些問題的思考。
在此，我特別感謝阿瑟•斯廷奇科姆允許我引用他從未想要費心再版的一篇半公開發表的論文，並感謝他提醒我，我可能無意中從幾十年前我為他審閱的一份內容龐雜、復雜的、未出版的手稿中引用了一些觀點，他最終從其中一個分支中發展和建立了他非凡的（但不知為何被忽略的）《經濟社會學》（Economic Sociology）。當然，斯廷奇科姆的細心讀者會注意到，他處理這些問題的方式與我有相似之處。
如果埃裡克?萬納（Eric Wanner）把本書拿到燈光下瞄一眼，他會看到[羅素?塞奇基金會（Russell Sage Foundation）資助項目的]第一份實質性工作報告，羅素?塞奇基金會在1987—1988年給了我許多當訪問學者的機會並支持我組建了一個研究小組；我很感激埃裡克，他努力克制自己，沒有對我嘮嘮叨叨、耳提面命。
書中有部分內容改編自彼得•N.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主編的《社會歷史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Garland, 1994）中由本人撰寫的條目“分層與不平等”（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部分內容來自1994年我在多倫多大學城市和社區研究中心撰寫的研究論文189：《往昔對北美移民的影響》（The Weight of the Past on North American Immigration）；還有一些內容改編自1995年我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社會變遷研究中心撰寫的工作論文207：《社會運動和包括身份認同在內的（各種）其他政治互動——地方的、國家的和國際的：對共同道路的幾次偏離，從1780—1829年英國天主教解放運動到當代民族主義》[Social Movements and (All Sorts of) Other Political Interactions—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Including Identities: Several Divagations from a Common Path, Beginning with British Struggles over Catholic Emancipation, 1780—1829, and Ending with Contemporary Nationalism]。我還從與克裡斯?蒂利（Chris Tilly）合著的《資本主義下的工作》（Work Under Capitalism）中借鋻了一些觀點和文字，該書即將由西景出版社（Westview）出版；克裡斯用經濟學家的敏銳目光對我的演講文本提出了很多挑戰，當然，本書由我文責自負。
本書早期版本的部分內容曾先後被節選入1995年社會研究新學院社會變遷研究中心的工作論文224：《持久性不平等》（Durable Inequality）；1996年斯德哥爾摩大學社會學繫的“工作-組織-經濟”繫列工作論文37：《不平等的機制》（Mechanisms of Inequality）。特別感謝彼得?赫德斯特龍（Peter Hedstrom）、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羅納德?伯特（Ronald Burt）、特朗德?彼得森（Trond Petersen）、馬裡奧?邦奇（Mario Bunge）、沃爾特?科皮（Walter Korpi）和斯德哥爾摩大學社會機制會議（1996年6月）的其他與會者們，還要感謝保羅?迪馬喬（Paul DiMaggio）和安東?舒爾曼（Anton Schuurman）（他們兩位當時不在斯德哥爾摩），感謝他們對後一篇工作論文提出了批評和建議。
文字編輯瑪麗?雷諾德（Mary Renaud）對我的手稿進行了數百處文字修改和潤色，就好比成熟老練的建築者對建築師設計的瑕疵進行修改。瑪麗的業務能力十分出色：我在交稿之後又發現了一些明顯錯誤，除了其中一個分裂不定式之外，無一能逃出她的火眼金睛，當然她還發現了許多我沒有注意到的錯誤。
瑞典人文社會科學協會（Humanistik-Samhallsvetenskapliga Forskningsradet）資助並幫助我安排在斯德哥爾摩期間的訪學和研究，使我能夠在五個多月的時間裡將大部分精力都投入本書的寫作。我特別感謝瑞典人文社會科學協會的波?恩格倫（Bo Ohngren）先生和瑪麗安娜?雅格比（Marianne Yagoubi）女士，感謝他們的熱心幫助、咨詢和鼓勵；感謝理查德?斯韋德貝裡（Richard Swedberg）教授對我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社會學繫期間的接待；感謝馬蒂亞斯•威德曼（Mattias Widman）先生幫助我充分了解和使用社會學繫的各種設施。
如果我不能在這裡總結我在其他地方說過的話，那它可能就不值得一提；如果我覺得其他人反復引用自己的觀點讓人惱火，他們可能對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基於上述理由，我盡量克制自己反復引用我本人有關公眾論爭、居住隔離、移民、人口變遷、國家形成、資本主義轉型和相關主題的研究報告的衝動，但這些研究為本書提供了很多素材和實例。

紐約
199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