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1888年1
月生於上海，赴美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國進入外交界，是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時期外交界的領袖人物。1912年，任袁世凱秘書，從事外交工作，此後在北洋歷屆政府擔任駐墨西哥、美國、古巴、英國公使。1919年和1921年，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巴黎和會和華盛顧會議，擔任過國際聯盟行政委員。1922年至1926年先後任外交總長、財政總長、代理國務總理。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參加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1932年至1956年先後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及駐法、英、美大使，駐國聯及聯合國代表。1956年轉海牙國際法院任大法官，其中後三年任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1967年79歲時，全身而退。1985年去世，享年98歲。




顧維鈞生平簡介

1888年1月28日，生於上海城內，名維鈞，字少川，英文名Wellington。祖籍江蘇嘉定，父顧溶，字晴川;母蔣氏。行四，有二兄一姊一妹。


1891年(3歲)，隨兄入朱先生家塾。

1899年(11歲)，隨姊丈蔣昌桂入基督教衛理公會所辦英華書院讀書。

1900年(12歲)夏，大病數月，輟學。訂婚於張氏，名醫張聾姪孫女。

1901年(13歲),考入基督教聖公會所辦聖約翰書院讀書。

1904年(16歲)8月，自費赴美留學，到美後由施肇基代洽，入紐約州之庫克學院讀英語及預科課程。

1905年(17歲)9月，考入位於紐約之哥倫比亞大學。注冊法學院，主修政治、國際外交。凡7年，獲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外積極參加各種活動，先後擔任學生會代表、學校刊物編輯、校際辯論代表隊員，並應《紐約先驅報》聘，從事關於中國電訊之翻譯。


1908年(20歲)夏，讀完大學課程，取道歐州回國探親，返美前奉父命與張氏結婚。婚後攜張氏夫人同到美國，安排張分居費城，學習英語。


1909年(21歲)1月，應清特使唐紹儀及公使館之邀，到華盛頓會見十日，始見賞於唐氏。

1912年(24歲)2月，中國公使張蔭棠轉達北京政府大總統袁世凱電邀顧任總統府秘書，蓋唐氏所推薦。復得導師穆爾教授等助，簡化博士論文。3月，口試通過，提前取道倫敦經歐陸、西伯利亞鐵路回國。4月底到北京，由國務總理唐紹儀引見袁總統。兼任總統府及國務總理秘書。6月，唐辭職，顧以秘書例同進退，辭府、院二職同去津，擬回上海。袁召顧氏繼續回總統府任秘書。唐告顧可先請假赴滬探親，然後回北京任總統秘書，相機轉入外交界。顧北返北京，後得顏惠慶薦入外交部任秘書處秘書，仍兼任總統府英文秘書。


初，在北京經唐氏介紹始識其女寶鑰(唐梅)。在天津過從甚密，並同船去上海。北返後在天津訂婚。

1913—1914年(25—26歲)，外交部設翻譯科，兼任科長。嗣升任外交部參事仍主管翻譯科事兼總統府秘書，參與袁和外使之重要會談，作翻譯。


1913年6月，在上海虹口公園與唐梅(寶鑰)結婚。

1915年(27歲)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病中口述寫出表明中國政府立場之聲明。

同年8月，任命為駐墨西哥公使，並特派先赴倫敦與駐英公使施肇基商討歐戰情況。10月，在倫敦奉命轉任駐美國公使。11月赴美就職。


1916年(28歲)1月，袁世凱稱帝。駐美使館拒絕使用洪憲年號和更改文書格式。

1917年(29歲)中國對德宣戰後，駐美公使館成立在顧氏指導下之專門小組，開始搜集資料，為參加和會作準備。

1918年(30歲)，奉派為代表參加巴黎和會。是年10月，夫人唐梅在美國病故，遺一子德昌(兩歲)，一女菊珍(不足一歲)。


1919年(31歲)1月28日，在巴黎和會“十人會”上代表中國代表團發言，對以山東問題為重點的中國立場作了有力申訴，駁斥日本的要求，得到和會內外普遍贊賞。


同年，由於英法美諸國早與日本有約，以致在和會上偏袒日本，中國代表團決定不出席6月28日之和會全體會議，並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年底，陸徵祥返北京，顧氏負責代表團工作，於1919年秋參加簽訂對匈和約，1920年參加簽訂對土耳其和約。


1920年(32歲)，調任駐英公使。10月，返美結束工作，11月，赴英就新任，12月，兼國際聯盟及國聯行政院中國代表。

是年，在巴黎得識荷屬爪哇(今印尼)華僑首富黃奕柱(仲涵)之愛女黃蕙蘭，當年10月10日，在巴黎使館晚會上宣布訂婚。11月，在布魯塞爾中國公使館結婚。


1921年(33歲)秋，任出席討論解決山東問題的華盛頓會議中國三全權代表之一，赴美參加會議。

1922年(34歲)2月，華盛頓會議結束，返回倫敦。4月，奉召回北京。6月，顏惠慶組閣，邀任“財務委員會”主席。8月，任王寵惠內閣外交部總長。不久，因內閣失敗辭職。


1923年(35歲)7月起，至1924年，歷經高凌霨、孫寶琦、顏惠慶諸內閣，任外交總長。1924年9月，馮玉祥倒直繫戈、政變，顧棄職出走。


1926年(30歲)5月，任顏惠慶攝政內閣財政總長。7月杜錫珪組閣，顧蟬聯財長。10月杜辭職，任代理總理兼外長。

1927年(39歲)1月，顧署理總理，組閣，兼外長。仍屬攝政內閣，6月18日，奉軍張作霖入主北京，帥，成立軍政府。顧內閣於前二日總辭職。


1928—1930年(40—42歲)，赴歐洲、加拿大旅居。並應張學良邀回瀋陽為寓公，在東北投資開墾，經常來往於北京、瀋陽、北戴河諸地。1930年，顧母逝世，南行上海參加葬禮。


1931年(43歲)，張學良入關住北京。9月18日，瀋陽事變發生。南京成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特別外交委員會”，戴季陶為主席。顧任該會委員，重入外交界。11月23日，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12月，因主張和日本直接談判遭反對，辭職。


1932年(44歲)，國聯成立李頓調查團，顧被委為調查團中國顧問(中國代表)，陪調查團在中國各地，主要到東北之日占地區進行調查。同年8月，被任命為駐法國公使。9月初，與李頓調查團同船去歐赴任。10月，任國際聯盟全體大會代表及駐國聯行政院代表。國聯行政院討論李頓調查團報告書，顧與日代表松岡洋右辯論，提出對“中日問題和解草案”之修正案。


1933年(45歲)2月28日，顏、顧、郭三代表因國內戰事失利，對外難以解釋而聯名電請辭職，未準。5月，任日內瓦裁減軍備會議代表。6月，任出席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代表(首席代表宋子文)。7月，任中國代表隨宋子文出席國聯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9月，出席國聯第14屆大會，發表中日問題之演說，為中國申訴。


1934年(46歲)6月，請假回國。

1936年(48歲)年初，中法使節升格。2月，正式任命為駐法大使，4月去巴黎到任。9月，代表中國出席國聯第十七屆大會。

1937年(49歲)年初，遷入新使館。7月7日，盧溝橋事件發生，大規模中日戰事爆發。中國政府在外交上求助於華盛頓會議的九國公約締約國。10月初，奉派赴布魯塞爾出席“九國公約會議”。


1938年(50歲)，日軍占領沿海港口。經法屬印支之安南鐵路過境運輸為抗戰命脈所繫，多方與法國交涉以保證其開放通暢，並爭取法援。


1939年(51歲)，二次世界大戰開始。1940年，巴黎陷落，大使館隨法政府遷至維希。

1941—1946年(53—58歲)，調任駐英大使。主要交涉有關英國戰時援華貸款5000萬鎊，開通滇緬路及收回香港等問題。


1942年(54歲)10月—1943年(55歲)3月，回國述職，陪同英國議會代表團在各地訪問，促成簽訂中英新條約。3月，經美國返英。


1944年(56歲)，奉派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為首席代表，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事務。參與籌建聯合國及草擬憲章等工作。


1945年(57歲)4—6月，奉派為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之代表團代理團長(團長宋子文)，代表中國在憲章上簽字。7月，回倫敦，擔任聯合國籌備委員會委員。9月，作為王世傑之助手參加倫敦外長會議。同時並參加聯合國籌備委員會之執行委員會，於聯合國機構之建立、大會之召開頗有建樹。自是又兼任盟國遠東委員會、戰爭罪行委員會，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理事會等國際組織之中國代表。12月，任中國出席聯合國屆大會代表(王世傑為首席代表，階段在倫敦，第二階段1946年10月在紐約召開)。


1946年(58歲)1月，任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屆會議代表。3月，回國述職。6月，返英卸任。7月到美，任駐美大使(至1956年辭職，凡10年)。


1956年(68歲)1月，返臺灣述職。4月辭職，免去大使職務，同時受聘為“總統府”資政。同年6月，國際法院法官徐謨逝世。8月，顧氏獲提名遞補中國籍國際法院法官徐謨遺缺(尚有半年任期未滿)。


1957年(69歲)1月，經聯合國大會及安理會多次投票，獲選國際法院法官。1964年當選為國際法院副院長。1967年自法院退休，時年79歲。


先是顧氏辭大使職後移居紐約，與黃蕙蘭夫人分居，後離婚。1959年，與前駐馬尼拉總領事楊光泩(1942年在菲律賓任總領事，為日軍所害)之遺孀嚴幼韻女士結婚。1967年退休後，返居紐約，終老。


初，1960年，應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學院口述歷史計劃主任韋慕庭約，開始其《回憶錄》工作，退休後全力以赴。先後17年始完稿，凡11000餘頁。1985年11月14日，猝病逝於紐約寓所，享年98歲。長男德昌在臺，女菊珍在紐約。裕昌(1922年生)、福昌(1923年生)二子先逝。

冊

卷  童年及求學時代（1888-1912）

第二卷  擔任外交官的頭十年（1912-1922）

第三卷  回國任職（1922-1932）

第二冊

    第四卷  出使法國（1932.10-1941.6）·上

第三冊

    第四卷  出使法國（1932.10-1941.6）·中

第四冊

    第四卷 出使法國（1932.10-1941.6）·下

第五冊

    第五卷  二度使英（1941.7—1946.6）

第六冊

    第六卷 再度出使華盛頓·上（1946-1950）

第七冊

    第六卷 再度出使華盛頓·上（1946-1950）

第八冊

    第七卷  再度出使華盛頓·下（1950-1956）

第九冊

    第七卷  再度出使華盛頓·下（1950-1956）

第十冊

    第七卷  再度出使華盛頓·下（1950-1956）

第十一冊

    第七卷  再度出使華盛頓·下（1950-1956）

第十二冊

    第七卷  再度出使華盛頓·下（1950-1956）

第十三冊

第八卷  海牙國際法院十年（1956-1966）

索引

顧維鈞先生自1912年學成回國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起，至1967年從國際法院退休，從事外交活動達半個世紀以上，有著豐富的親身經歷。他從三十年代起就開始寫日記，積累文件資料，為撰寫回憶錄作準備。1960年，應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學院院長馬丁·威爾伯(韋慕庭)之邀，參加該大學的“口述歷史計劃”，先後有五位學者根據顧氏口述，並利用他保存多年的日記、會談記錄、信函文件、電報檔案，進行整理，編撰回憶錄，歷時十七年始得完成。無疑，這部英文原稿長達一萬一千餘頁的巨著是關於中國近代史，尤其是外交史的極其珍貴而翔實的手資料，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但又由於上述原因，這部回憶錄是用英文寫成的，對於關心和研究這段歷史的國內讀者來說，諸多不便，因而亟待譯成中文，還其應有的本色。正如顧先生在“附言”中所希望的那樣：“如果我的回憶錄被譯成中文，我將不勝欣慰和感激……這對研究那些動亂年代的外交史的中國學人是有所補益的。”


本回憶篇幅巨大，涉及的方面極廣，其“翻譯工作的確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臺灣和國外的出版界也曾研究過翻譯出版方案，但都由於經濟、人員以及人事和權益等各種原因而不果。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陳魯直先生的努力下，從美國買回了《顧維鈞回憶錄》(英文打字稿)的縮微膠卷。同年10月，顧氏女公子顧菊珍女士回上海探親時，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劉大年先生邀請她到北京，磋商翻譯事宜。她表示，作為一種歷史資料，國內要翻譯出版，她很高興，她父親也會高興的，並對出版方面的具體問題交換了意見。1981年，賀其治先生專事拜訪了顧維鈞氏，顧先生對國內準備出版他的全部回憶錄一再表示高興。同年，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天津編譯中心)受近代史研究所和中華書局的委托，開始組織人力，著手翻譯工作。近代史研究所並將翻譯出版回憶錄之事正式通知了哥倫比亞大學。1982年7月，近代史研究所邀請與此事有關的四個方面進行了會商，正式決定全部翻譯工作由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承擔，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署名，出版發行事宜由中華書局負責。全部回憶錄計劃分為12個分冊出齊。


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極為重視回憶錄的翻譯工作，特成立了以袁東衣先生為首的翻譯組鄭重進行。幾年間，先後參加翻譯和校訂的有60餘人，大都是各院校學者和社會各界精通外語的人士。校訂小組除分工校稿外，並每周在天津市社會科學院圖書館集會一次，對翻譯中的各種問題進行研討、查證，以嚴謹的治學態度確保譯文準確暢達。所以，本書譯事的完成，主要依靠集體力量。


本回憶錄的年代跨度很長，內容極為廣泛，涉及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許多方面，提到大量的人名、地名、組織機構及職務頭銜，其中人名竟達3700餘人之多。凡此都需要查證準確，特別是中國和朝鮮、越南的人名，尤須查到其原來的漢字姓名。為解決這個問題，除查找各種資料外，顧菊珍女士曾經給予了極大的幫助。尤其是回憶錄中引錄的若干重要函電文件，如果不找到當年的原文，徑由英文譯回，就不免有損史料的真實性。為此，顧菊珍女士不憚繁瑣，多次前往哥倫比亞大學查找、復印有關函電原件，使譯文能補足這類重要的原始資料。這裡，我們應該向顧女士表示由衷的感謝。


本書自開始出版問世以後，不斷受到史學界、外交界，以及關心中國現代歷史的各界人士的關注。在海內外曾陸續有專文或書評加以評論，大多認為本回憶錄是對現代史研究的一個貢獻。在一些報刊雜志的文章中，也曾多次引錄本回憶錄的記載，作為陳述和評論史事的佐證。香港和臺灣出版的刊物，也曾經多次連續轉載本書的部分章節。凡此，都足以說明顧先生的回憶錄確有很高的價值。


本書卷帙浩繁，頭緒孔多，為便於歷史學者和對現代史感興趣的讀者們進一步研究和利用本書的史料，經四方面再次研究決定，在全部回憶錄翻譯完竣後編輯一本索引。又由於原計劃的第12分冊篇幅過長，乃將第八卷內容提出，和索引一並刊為第13分冊。索引包括人名索引、外國人姓名英漢對照表、部分中國人的英文姓名和史事索引，以期有助於讀者檢索所需資料。


本書譯文連同索引約600餘萬字，參加翻譯校訂工作的先後有60餘人，其中主要譯校者有袁東衣、唐寶心、高承志、楊思慎、陳宗寬、劉保慧、王雅文、潘昌運、黃禎壽、司幼清、徐繼仁、傅曾仁、楊潤殷、馮厚生、倪大昕、何林榮、王聯祖、瀋松泉。另外超過10萬字以上的翻譯者還有楊錫祺、葛繩武、王正、蘇偉光、王懋詢、王伯璘、謝直聲、胡舜官、趙家寶、胡天民、徐炳璋、楊大寧、劉樹森、王文鈞、徐緒堃等人。


本書的翻譯和出版，還得到李侃先生的大力協助。

對這樣一部長篇巨著的翻譯，幾年來我們雖然一直兢兢業業，力求信達，但限於水平和資料不全，疏漏錯訛之處在所不免，仍希讀者教正是幸。


天津編譯中心

1992年12月

顧維鈞先生自1912年學成回國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起，至1967年從國際法院退休，從事外交活動達半個世紀以上，有著豐富的親身經歷。他從三十年代起就開始寫日記，積累文件資料，為撰寫回憶錄作準備。1960年，應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學院院長馬丁?威爾伯(韋慕庭)之邀，參加該大學的“口述歷史計劃”，先後有五位學者根據顧氏口述，並利用他保存多年的日記、會談記錄、信函文件、電報檔案，進行整理，編撰回憶錄，歷時十七年始得完成。無疑，這部英文原稿長達一萬一千餘頁的巨著是關於中國近代史，尤其是外交史的極其珍貴而翔實的手資料，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但又由於上述原因，這部回憶錄是用英文寫成的，對於關心和研究這段歷史的國內讀者來說，諸多不便，因而亟待譯成中文，還其應有的本色。正如顧先生在“附言”中所希望的那樣：“如果我的回憶錄被譯成中文，我將不勝欣慰和感激……這對研究那些動亂年代的外交史的中國學人是有所補益的。”


本回憶篇幅巨大，涉及的方面極廣，其“翻譯工作的確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臺灣和國外的出版界也曾研究過翻譯出版方案，但都由於經濟、人員以及人事和權益等各種原因而不果。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陳魯直先生的努力下，從美國買回了《顧維鈞回憶錄》(英文打字稿)的縮微膠卷。同年10月，顧氏女公子顧菊珍女士回上海探親時，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劉大年先生邀請她到北京，磋商翻譯事宜。她表示，作為一種歷史資料，國內要翻譯出版，她很高興，她父親也會高興的，並對出版方面的具體問題交換了意見。1981年，賀其治先生專事拜訪了顧維鈞氏，顧先生對國內準備出版他的全部回憶錄一再表示高興。同年，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天津編譯中心)受近代史研究所和中華書局的委托，開始組織人力，著手翻譯工作。近代史研究所並將翻譯出版回憶錄之事正式通知了哥倫比亞大學。1982年7月，近代史研究所邀請與此事有關的四個方面進行了會商，正式決定全部翻譯工作由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承擔，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署名，出版發行事宜由中華書局負責。全部回憶錄計劃分為12個分冊出齊。


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極為重視回憶錄的翻譯工作，特成立了以袁東衣先生為首的翻譯組鄭重進行。幾年間，先後參加翻譯和校訂的有60餘人，大都是各院校學者和社會各界精通外語的人士。校訂小組除分工校稿外，並每周在天津市社會科學院圖書館集會一次，對翻譯中的各種問題進行研討、查證，以嚴謹的治學態度確保譯文準確暢達。所以，本書譯事的完成，主要依靠集體力量。


本回憶錄的年代跨度很長，內容極為廣泛，涉及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許多方面，提到大量的人名、地名、組織機構及職務頭銜，其中人名竟達3700餘人之多。凡此都需要查證準確，特別是中國和朝鮮、越南的人名，尤須查到其原來的漢字姓名。為解決這個問題，除查找各種資料外，顧菊珍女士曾經給予了極大的幫助。尤其是回憶錄中引錄的若干重要函電文件，如果不找到當年的原文，徑由英文譯回，就不免有損史料的真實性。為此，顧菊珍女士不憚繁瑣，多次前往哥倫比亞大學查找、復印有關函電原件，使譯文能補足這類重要的原始資料。這裡，我們應該向顧女士表示由衷的感謝。


本書自開始出版問世以後，不斷受到史學界、外交界，以及關心中國現代歷史的各界人士的關注。在海內外曾陸續有專文或書評加以評論，大多認為本回憶錄是對現代史研究的一個貢獻。在一些報刊雜志的文章中，也曾多次引錄本回憶錄的記載，作為陳述和評論史事的佐證。香港和臺灣出版的刊物，也曾經多次連續轉載本書的部分章節。凡此，都足以說明顧先生的回憶錄確有很高的價值。


本書卷帙浩繁，頭緒孔多，為便於歷史學者和對現代史感興趣的讀者們進一步研究和利用本書的史料，經四方面再次研究決定，在全部回憶錄翻譯完竣後編輯一本索引。又由於原計劃的第12分冊篇幅過長，乃將第八卷內容提出，和索引一並刊為第13分冊。索引包括人名索引、外國人姓名英漢對照表、部分中國人的英文姓名和史事索引，以期有助於讀者檢索所需資料。


本書譯文連同索引約600餘萬字，參加翻譯校訂工作的先後有60餘人，其中主要譯校者有袁東衣、唐寶心、高承志、楊思慎、陳宗寬、劉保慧、王雅文、潘昌運、黃禎壽、司幼清、徐繼仁、傅曾仁、楊潤殷、馮厚生、倪大昕、何林榮、王聯祖、瀋松泉。另外超過10萬字以上的翻譯者還有楊錫祺、葛繩武、王正、蘇偉光、王懋詢、王伯璘、謝直聲、胡舜官、趙家寶、胡天民、徐炳璋、楊大寧、劉樹森、王文鈞、徐緒堃等人。


本書的翻譯和出版，還得到李侃先生的大力協助。

對這樣一部長篇巨著的翻譯，幾年來我們雖然一直兢兢業業，力求信達，但限於水平和資料不全，疏漏錯訛之處在所不免，仍希讀者教正是幸。


天津編譯中心

199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