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恩師費孝通    1

導 言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學   16

篇  面向中國實際的問題意識

章 瑤山調查：立下中國社區研究的基石   27

第二章 費孝通與“現代中國社會學派”   42

第三章 文化自覺：“十六字箴言”   62   

第二篇  構建蘊含中國文化底蘊的學科話語體繫

第四章 “社區”概念：中國社會和文化底色    91

第五章 社區研究：“共同體”的邏輯演進    108

第六章 《鄉土中國》：國內經驗與國際視角    146

第七章 時空認知：傳統社會結構的特點    154

第八章 社會整體觀：社會與文化     169

第三篇  服務現代化國家建設的學科目標

第九章 “我是從食糧”：真正的學術是有用的知識   185

第十章 志在富民：城鄉協調發展    216

第十一章 美美與共：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237

跋 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學    256

參考文獻     281

後 記     287

瑤山調查：立下中國社區研究的基石

二、《花藍瑤社會組織》的主要研究方法

（一）人種學的測量方法

人們現在看到的《花藍瑤社會組織》一書並不是計劃中的瑤山調查的全部，由於王同惠溺水而亡，費孝通受傷嚴重，瑤山調查在時間上僅僅進行了預定計劃中的一部分。但他們的報告依然能夠提供一個社區研究的“實例”。

通過《桂行通訊》可以看到，從研究內容上，瑤山調查試圖在實地中展開費孝通早期研究的基本構架——關於中國社會和文化情況的全面認知，也可以將其視為費孝通在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求學時期兩項主要研究活動的延伸——人體測量和社會組織的研究，亦即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研究。

1935年9月，費孝通和王同惠到達南寧後即向廣西省政府提交了《廣西省人種及特種民族社會組織及其他文化特征研究計劃》，擬將人種研究和社會組織研究作為此次調查的核心。他們關於人種研究目的有兩個：一方面是以正確的數字確定人種的體型類別，另一方面則是通過人種的研究來了解中華民族的交流、遷移和融合。費孝通說道：“人種研究之目的，除以正確數量規定人種體型類別外，尚可借以明了中國民族擴張、遷移之大勢，及各族分布交融同化之概況。”

在人體測量對像的選擇中，除了考慮民族因素，費孝通還將不同職業的人列入測量計劃開展調查，“此即為社會選擇也”。這實際上道出了他的另一個目的，即試圖通過社會選擇研究社會組織。此前，費孝通寫了一篇題為《體質研究和社會選擇》的文章，闡述了社會組織、社會分工、生產方式與人的生物基礎之間的關繫。在這篇文章中，他寫道：“人類之所以能有種種文化上的建設，是靠了人類能獲得分工的利益”，“在分工合作裡，一方使人類的能力能產生較大的動力，一方使各分子互相倚賴而堅強其社會組織”。在費孝通看來，文化、社會組織是和分工相聯繫的，而且從“人種分布的研究”中可以認識“各種各類”人種“在團體中的分布”，進而也可以認識社會。因為一個社會，如上所述，是一個分工的組織，在分工的組織中需要各種體型的人，這樣一來，他將體質研究與社會組織研究從深層次上打通了。

費孝通的體質測量和社會組織研究終目的都是為了認識中國社會及文化的變遷與變異，但它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問題。問題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同。瑤山調查中的分工是：費孝通以人體測量為主（事實上，在人體測量的同時，他也進行了大量的社會組織和文化研究）；王同惠以研究社會組織為主，其天纔般的語言能力保證了調查的順利進行。到瑤山後，她“不久就學會了山裡的普通話，沒有她，這研究顯然是要毫無結果”。每一部分的調查完成後，費孝通和王同惠總是要進行討論，交換意見。費孝通采用了他在《分析中華民族人種成分的方法和嘗試》中闡述的方法進行人體測量。人體測量的要求使費孝通不可能固定居住在一個社區，而必須來往於各村寨之間。他寫道：“要研究廣西人類學，一定須以縣或更小的區域作單位。這一次的研究計劃就包括瑤區附近的各縣的人體測量工作。”從9月中旬到12月初，他的人體測量取得大量數據，僅在花藍瑤就測量了300多人。遺憾的是，因材料失散，現已無從對其進行分析。但從《桂行通訊》的許多零散描述中，可以看到這些材料的價值。

…………

（三）“體察”方法中的語言藝術

當然，在瑤山調查中，語言作為一種交流工具對於費孝通來說並不那麼自如，“真的，我們到了山裡，我說的話就沒有人懂”。在“體察”方法中，語言的意義是不應當被忽視的。適當地應用這個工具的藝術是確保調查深入細致的前提。對於語言的掌握不單是語義問題，它還包括語調和體態，通過這些，研究者可以體驗和理解到研究對像的內心世界。因為理解是在語義分析時，進入心理轉換或成功地進入他人意境。對於研究者來說，他自身的語言已經是一種基本的先見，要客觀地理解研究對像，他必須學會後者的語言。

由於語言的限制，費孝通未能對瑤族支繫做出更恰當的分析。43年後（即1979年），他寫道：“我30年代初到大瑤山時，由於缺乏語言學的訓練，沒有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研究這五種不同自稱的人的關繫，而簡單地把他們看成是大瑤山瑤族的五個支繫。”

目前來看，《花藍瑤社會組織》是除《桂行通訊》之外，瑤山調查留下的資料，是瑤山調查資料的一部分。這部作品於20世紀80年代再版時，費孝通寫道：“這書既作為歷史資料，重版時除了族名改用解放後確定的名稱外，一字未改。”

吳文藻在闡發《花藍瑤社會組織》的理論時曾寫道：“社會文化，亦可簡稱‘社會組織’，其作用在於調適人與人之間的關繫，乃應付社會環境的結果。”文化的含義在這裡已經闡述得非常明確，即文化實際上是人們的行為規範。在該書中，費孝通和王同惠認為：“花藍瑤中基本的社會組織是家庭”，而“家庭組織基本的功能是它能形成一個經濟活動的單位”。在家庭組織的基礎上，他又分析了更上遊的組織，即親屬和村落，終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很復雜的族團間的關繫網絡。在這種網絡中族團單位永遠是在流動中。但是依現有狀態而論，比較明顯的族團單位，以言語、文化、團體意識、內婚範圍為區別的基礎，是花藍、坳瑤、茶山、滴水花藍、板瑤、山子等名稱所包括的團體。……但是因漢族受外族的壓力，在形成一更大的‘中華民族’的向心動向下，對於諸瑤族團采取了很強的同化作用”f，因此“諸族團原有的文化遺產及其社會組織在近的將來會發生激烈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