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話
這本書是新聞報道的成果。實際上，出現在書中的名字都是在西巴爾的摩費耶特街一帶生活過、掙扎過的居民的真名實姓。書中復述的事件，除了在後記裡描述的那些，都發生在1993年。
我們的調查始於1992年九月。當時我們開始冒險進入富蘭克林廣場社區，並開始同人們會面，讓自己被他們所熟悉。我們幾乎算是隨機選擇了那片地區。人們認識中的費耶特街一帶始於吉爾莫街，一路上到山上的門羅街，是馬裡蘭州這個城市裡一處有著一百個甚或一百二十個露天毒品市場的地區。正因如此，它在我們看來很典型： 富蘭克林廣場因此類同於任何一個被毒品交易席卷的內城社區。除此之外，我們選擇西費耶特街是因為它和種族混居區域的距離。我們覺得這在展示一個基本事實上很重要： 巴爾的摩絕大部分的大型毒品市場都位於黑人社區中，但這些市場服務的很多吸毒者都是白人。在費耶特街和蒙特街的街角上，如同在那麼多的美國街角上一樣，對海洛因和可卡因的需求是跨文化的。
身為白人，我們在費耶特街上頗為出挑，一開始也被很多街角常客當成了警察或者警察的線人。更糟糕的是，一些老人還記得埃德身為巴爾的摩警察局巡警及警探的日子，導致有謠言把我們稱為告密者或者便衣警察，甚至是更糟糕的角色。有一段記憶是關於“蛋仔”達迪的： 他晃悠著走上瓦因街，用盡全力高喊“我為FBI干活”，對所有人宣布了我們的存在。
為了消除這些懷疑，我們聊了很多天，開了很多玩笑，不帶特定的目的在這一帶廝混。我們同娛樂中心的孩子們打過籃球。在溫暖的日子裡，我們帶著攬客仔們去街角商店喝冰茶。我們給出去了幾十本《兇年》，大衛早期的著作，明確了我們真的是試著要寫一本書的作家。重要的是，我們按照他們自己提出的條件同他們會面，並傾聽他們說話。
西區警局巡警中的很多人並不熟悉我們，這讓我們也成了他們眼中的嫌疑人。按照他們的思路，除了購買海洛因和可卡因，白人幾乎沒有理由出現在巴爾的摩街以北。這樣的一個假定導致了一繫列的截停、詢問以及時不時的逮捕威脅。他們還會命令我們停止閑逛，離開這裡。漸漸地，寫作這本書的傳言傳回到了局裡，這樣的遭遇就變少了。
那些認識我們的警官則帶來了另外的問題。年初時，在門羅街和費耶特街上的一起槍擊案的事後巡查裡，一個資深警探從犯罪現場人群中把大衛叫了出來，並親切地交談。這帶來了問題。在街角常客們看來，這樣的一次互動就需要解釋解釋了。後來，大部分警官都明白了我們的困境，並以無視來回應了我們，時不時地還對我們施加一點溫和的“虐待”。
到了二月，大部分常客們都確信了，即無論我們宣稱自己是誰，我們肯定不是警察。沒人能想起我們買過啥或者賣過啥，或者我們做過任何讓別人被關起來的事兒。基本上，我們一直在說實話，直到人們開始相信我們。
我們的方法足夠簡單，貼切的描述就是“站邊兒上看”新聞主義。我們每天都帶著筆記本去到社區裡，跟著人們四處走。某天，我們也許會跟著迪安德爾•麥卡洛下到吉爾莫街和費爾蒙特街；另一天，我們則會同艾拉•湯普森待在娛樂中心；下一天，我們也許會跟著加裡•麥卡洛進到一處吸毒點。
因為筆記本的存在，我們經常嚇到街角的人們。於是我們把紙筆放在口袋裡，放在車上、娛樂中心或者一些足夠友善而招待了我們的人家裡。事件發生後，我們會離開一會兒去記下細節。記者們知道這不是記錄自己目睹之事好或者簡單的辦法，但他們同樣知道在非法活動中抽出筆記本一定會改變事件的走向或者阻止事件。對這本書來說，這個困難的方法也是的方法。
書中描寫的約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的事件是被我們一人或者兩人見證的。在某些情況下，重要的事件會在我們忙於記錄另外一起事件或者沒在這個社區裡時發生。結果就是，這些場景不得不經由傳統的、對有關人士的采訪來呈現。幸運的是，街角世界對發生過的事件是如此在意，好幾種描述會從不同的源頭那裡彙集到我們這裡來。那時候，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麥粒從麥糠中篩出來，這是所有新聞報道的關鍵過程。
我們一直要到1994年纔開始動筆，此前跟蹤了我們的角色一整年，好讓自己能對他們的經歷有更好的理解。為了保持住對那些住在費耶特街一帶的人的敘述焦點，我們選擇不把自己放進書中。時不時地，也許讀者能看出作者——被稱為“黑車”或者“朋友”或者“同伴”——是一個特定場景中的角色。但是，任何試圖猜測作者們在不同場景裡存在感的人也許會大喫一驚。比如，當迪安德爾舉手主動參加演講活動時，我們沒在那堂英語課上。當他在公交車站堵住博，把他打倒要求還錢的時候，我們也沒在。這些事件是被復述給我們的。另外，當迪安德爾面對未成年法庭法官的時候，我們在法庭裡。當泰瑞卡生兒子的時候，以及——當時我們大感懊惱——當加裡•麥卡洛在富爾頓街上被打劫的時候，我們都在現場。我們試圖對自己時不時在場這一事實進行準確描述，但同時也要保持謹慎。
書中的對話要麼是我們一人或者兩人所親歷的。或者，在屈指可數的情況下，是從對那些參與了對話的人的采訪中重構出來的。同樣，當暗示角色們在思考某些東西的時候，我們不是簡單地插入了他們的思緒，或者從他們的行動中感受出了這些。更經常的情況是，當事人在回憶事件的時候我們在場，他們的想法在事件發生當時或者發生之後立刻被口述表達給了我們。其他情況下，內心獨白則是從多次采訪中構建出來的。
此外，我們逐漸向書中的每個主要角色展示了相關的部分，他們此刻可以建議——但無法堅持——修改。我們鼓勵自己的描寫對像糾正事實性錯誤，解釋清楚其中的矛盾，或者為自己的故事增加相關細節。新聞報道經常拒絕同信息源分享尚未刊載的內容，但在這樣的一個項目裡，這個慣常的禁止似乎沒有意義。為了寫出內在視角的敘事，記者們需要從自己采訪對像那裡獲得能獲得的一切。值得一提的是，費耶特街上的人們讀了我們寫的，並在讀後對大部分內容都實話實說。那樣的互動過程讓這本書變得更好以及更準確了。
然而，讀者們也許會好奇某些角色會不會傾向於以對自己有利的角度來復述事件，誇張或者偽造細節。實際上，作者們在很多情況下聽到了很多謊話。要是我們在有限的時間窗口裡進行調查，且基於的是同人們有限的互動的話，這本書將會存在嚴重缺陷。事實上，我們又持續跟蹤了我們的觀察對像長達四年多，這個時長足以讓任何人都無法就自己的生活弄虛作假了。比如，1993年一整年，除了大麻和酒精，迪安德爾•麥卡洛拒絕承認在使用任何毒品。但是到了1995年，他進了戒毒中心，卑微地展示了幾個注射痕跡，並承認早在兩年前的聖誕節就在吸海洛因了。正如人們所說的，時間會給出答案。
後一點坦白： 對於觀察人們的掙扎和遭遇來說，一年是很長的一段時間。1993年的時候，費耶特街上的很多人都在面臨著掙扎。我們是記者，但我們沒有拋開可以鼓勵那些想改變的人的機會。當他們想要重回正軌或者進到戒毒中心尋求康復的時候，我們也沒有回避給出一定程度的情感支持。
一開始這讓我們略有困擾。嚴格不介入的通常規則要求，當某人想搭車去美沙酮診所時，記者應該拒絕。要是那人真的想要參加美沙酮戒毒項目，無論有沒有記者和記者的汽車在身邊，他都會去做。同樣地，要是那個人差幾塊錢買早上的那一發毒品，無論記者兜裡有沒有錢，他也都還差著那幾塊錢。
這種不偏不倚的立場聽起來不錯，但某天那個記者遭遇了一個難受至極、業已崩潰並公開哭求別人開車載他去診所的人，他很難袖手旁觀。或者是那天，那個記者把一個重度成癮者拉出街角人群進行了兩個小時的采訪，卻看到他因為沒有毒品而痛苦不已。如果那個癮君子在搞自己的勾當，他此刻應該已經有毒資了。但他花費這個早上同一個作者聊自己的生活，上帝啊，那男人急需五塊錢啊。
出於規則，我們不會干預事件進程。但偶爾，我們也會忽視這條規則。我們作為記者進入了這個項目，但隨著時間流逝，我們發現自己要比預想的更關心我們的觀察對像。要是這樣做有益或者有害，他或她之外的人會受益或受害，那可以說我們的原材料遭到了污染。但是我們所提供的有限支持幾乎沒有起到任何效果。迪安德爾、芙蘭、加裡他們年初時都混在街角人群裡，年底也全部在那裡收尾。而布魯逃離自家的吸毒點是悄悄做到的，沒有來自任何人的任何鼓勵。也許我們所有事關新聞報道不干預原則的擔憂都是基於虛榮吧。街角文化和毒癮是強大的力量，等同或者大於橫亙在它們面前的所有法律障礙以及社會計劃。在費耶特街上，其中的幾率不會因為某人帶著筆記本和偶爾的善意而有任何改變。
我們在這些事務裡好的向導除了艾略特•萊博再無他人，他在1962和1963年裡，以類似方式對華盛頓特區的街角人群進行了自己的經典研究。在關於《塔利的街角》（Tally’s Corner）調研方法的闡述中，萊博這樣寫道：“我觀察的人們知道我在觀察他們。有人利用了我，不是把我當做一個外來者，而是把我當成了某個因為某種原因比他們有更多資源的人。當另外一個有資源的人出現時，比如擁有金錢或者汽車的人，他同樣會被如此利用。我通常試著限制金錢的數額或者其他援助的程度，使其等同於他們面對一個有著同樣資源的朋友時所能獲得的分量。我在不變得顯眼的前提下，盡量地滿足了這些要求。”
費耶特街上很多人給予了我們合作和支持，我們特別想感謝那些對我們敞開了自己世界的人： 芙蘭•博伊德和博伊德一家；威廉和蘿伯塔•麥卡洛及他們的家人；迪安德爾•麥卡洛、泰瑞卡•弗雷蒙以及迪羅德•赫恩斯；理查德•卡特和他的家人；艾拉•湯普森、她的家人以及小馬丁•路德•金娛樂中心的孩子們；喬治•爾普斯、麥克•埃勒比、丹尼斯•戴維斯、“蛋仔”達迪、泰瑞•哈姆林、布萊恩•桑普森、托尼•布瓦斯，還有維羅妮卡•布瓦斯。我們也懷念柯蒂斯•戴維斯、平普、麗塔、斯卡裡奧、“包子”、沙登以及其他逝去的鬥士們。我們深切懷念加裡•麥卡洛，一個有著偉大心靈和溫柔精神的人。他真誠的友誼和對這本書的興趣支撐著我們。
支持我們費耶特街旅程的還有一群慷慨的靈魂： 社區委員會和娛樂中心的弗蘭克•朗、馬澤爾•邁爾斯、默特爾•薩默斯以及喬伊斯•史密斯；巴爾的摩警察局的羅恩•丹尼爾警監以及西區和南區警察局裡所有那些理解這個項目並給予我們工作空間的警官們；巴爾的摩拘留中心的拉蒙•弗拉納甘典獄長；南巴爾的摩無家可歸者庇護所的約翰•西曼和他的同事們；弗朗西斯•M.伍茲中學的蘿絲•戴維斯；波恩賽考斯醫院社工部門的凱茜•麥克加哈和珍妮•麥克納馬拉；波恩賽考斯醫院及聖愛德華社區健康診所的丹•霍華德醫生；艾薩克•T.戈爾德神父，“好消息聖經”禮拜堂的牧師，這所教堂是富爾頓街浸會教堂的分支；還有瑞貝卡•科貝特，來自《巴爾的摩太陽報》的朋友和導師。我們同時得到了喬•蘭尼、索尼•邁斯和“豪斯”拉裡•卡納達——費耶特街和門羅街上三名聖徒老兵的大力幫助，是他們同我們分享了很多來之不易的智慧。
後，也一定是重要的，有這麼一幫曾被稱為“克倫肖黑幫兄弟”的人。我們緬懷丁基和博，我們也對泰、硬漢、迪昂、布魯克斯、布萊恩、杜威、多裡安、阿諾德、羅納德和其他人致以西巴爾的摩方式的敬意： 
慢一點。輕一點。保持自由。
在我們自己的生活中，埃德想要感謝安娜•伯恩斯，大衛的一切則有賴凱爾•塔克•西蒙。沒有他們不間斷的愛和支持，這本書不會付梓。
在大路出版社（Broadway Books）裡，我們的謝意要給到比爾•申克爾，感謝他對這個項目毫不動搖的支持，還有維多利亞•安德羅斯、盧克•登普西、瑞貝卡•霍蘭德、瑪吉•理查茲、特裡格•羅賓森、詹妮弗•斯維哈特，以及羅伯托•德•維克•德•昆普蒂什。同樣還要感謝我們的代理拉斐•薩加林，哪怕截稿日一個接一個過去，他也依然站在這個項目身邊。同時我們對責編芭芭拉•拉瓦奇的付出充滿了謙卑的謝意，沒有她細致的審視，這本書幾乎是前言不搭後語的。
這一切的中心是約翰•斯特林。他不僅以一名偉大編輯的所有技藝和優雅塑造了本書，早在我們創作靈感乍現的那一刻他就已在場。是約翰早建議要記述一個城市街角上的生活，也是約翰讓我們堅持了四年的調研和寫作。後，他挺身而出完成了這一切，控制了頁數，從作者手中又贏得了一本書。
後，我們想要感謝費耶特街上的人們給予了我們的罕有禮物。在如此多的混亂和抑郁之中，他們依然決定歡迎我們，講述自己的故事，並允許我們在他們試著從一天活到下一天的時候在旁觀看。他們信任我們，相信我們不是要去講一個超出真相的更美好或更討好的故事，而是在理解市區毒品文化是關於真實個體和真實生活的前提下去報道和記錄。這是一個簡單的前提，也是個重要的前提。我們一直試著不要丟掉它。
畢竟，記者們去尋求和獲取同他人如此深入的聯結幾乎是種不得體的行為，這樣的聯結讓記者在同一時刻裡既感到了職業的驕傲，也感到了個人的羞愧。
關於這個兩難困境好的說法來自美國民族志的精髓之作，詹姆斯•阿吉的《現在讓我們贊美名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一書的序言。對自己也毫不放過的阿吉堅稱：“我所要寫的是人類，他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對這些以及遠超他們理解的彎彎繞繞都一無所知。但他們居於其中，調查、窺探，並被其他異常陌生乃至無比陌生的人所尊崇和愛戴；而他們如今被他人審視著，別人拿過他們的生活，隨意得如同拿起一本書來……”
大衛•西蒙、埃德•伯恩斯
馬裡蘭州巴爾的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