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李劍國

昭連兄關於“之乎者也”和“辭”的兩篇論文發表後，我聽到不少人表示贊同。比如明史專家南炳文先生，南開大學出版社原總編張格先生，都認為這個觀點很有創見。有意味的是，他們都不是專職研究語言的，語言學者大抵不以為然，甚至持不屑的鄙視態度。孟文發表後，語言學一片沉寂，不知是否也是這個原因。也是，老孟你一個門外漢，就像孫猴子大鬧蟠桃會，攪亂人家好端端的語言學盛宴，不遭白眼纔怪呢！不過話說回來，我們雖是語言學的“門外漢”，但也說了一輩子漢語，讀了一輩子古書，品味了從商周到近世的無數文言文，作為一個漢語的“當事人”，畢竟也有自己的感悟和思考。我就常想，難道幾千年前的古人會說話就之乎者也嗎？這些見於書面文獻的之乎者也矣焉哉，是不是隻為文化人書寫時所用，來表達什麼特殊意思呢？讀了老孟的論文我給歸納一下，就是這些許慎等人叫做“辭”的詞（現代語言學歸之於代詞、助詞、連詞、介詞、語氣詞等），其實隻是書面語詞彙，是從實詞假借過來表達語氣、停頓和斷句的，並承擔著某些特別的語法功能。

老孟的論文雖然表面上避開理論，但實際上背後有著一個清醒的理論認識，就是對文字和語言的關繫——亦即書面語和口語的關繫——的明確定位。我上大學時就聽老師講，文字是語言的記錄。那時就懷疑，古人寫的話是和說的話是不是一回事？漢語史好幾千年了，可是成為一門語言學卻是近代的事，而且從《馬氏文通》開始就是套用西人的語言學理論（順便說，套用洋人理論研究本土問題一直是國人的一大弊病）。所謂文字是語言的記錄就來自於兩千多年前古希臘亞裡斯多德的話：“文字是口語的符號。”（《解釋篇》）對於西語表音文字來說，這話可能是對的，但對漢語表意文字來說就大成問題。德國17世紀哲學家威廉·萊布尼茨早就說過：“語言是通過發音提供思想符號。文字是通過紙上的永久筆劃提供思想符號。後者不必與發音相聯繫。從漢字中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一點。”（轉引自鄭也夫《文字的起源》，《北京社會科學》2014年第10期）萊布尼茨曾醉心於研究中國和漢字，他的結論——文字不必與發音相聯繫，無疑是深刻的。對這一問題，國內學者也有過精彩的論述，修辭學家陳望道說：“假若追溯源頭，文字實與語言相並，別出一源，決非文字本來就是語言底記號。”（《修辭學的中國文字觀》，1925）文字學家唐蘭說：“口上說的語言，筆下寫的文字，兩者顯然是不同的。因為西方人的語言和文字差不多一致，研究語言也就研究了文字。……反之，中國文字是注音的（引者按：此指認漢字不經注音是讀不出來的，古人常用反切法注音），語言和文字在很古的時期就已經不一致，從文字上幾乎看不到真實的語言……”（《中國文字學》，1949）老孟也引用過黎錦熙、高名凱等學者的話，他們說得更透徹，直接涉及到這些書面虛詞的性質，這裡不贅述。

我所以引用這幾段中外的相關論述，意在說明文字書寫的書面語並非口語的直接記錄。但這不是在重復書面語較之口語簡潔準確等習慣看法，而是說研究古漢語中的之乎者也之類時，必須破除它就是口語記錄這一慣性思維，必須好好想想它們是怎麼來的，究竟在語言表達中起著什麼作用，是不是因為書面語中有就能證明口語中也有。

古人口語中肯定有表語氣的詞，大概如“兮”“猗”“些”之類，是古楚語中的語氣詞；鄭玄也說“居”是齊魯語助。但它們沒有成為通用詞彙，在書面語中通用的乃是之乎者也矣焉哉之類。而這些通用的詞彙大多有本義，比如“焉”字依《說文》的解釋是江淮的一種黃色鳥類，“耳”的本義為“耳，主聽也。”它們是被假借過來用以彌補口語轉化為書面語時的語氣缺失，用以表示各種語氣並兼作斷句提示（即老孟說的標點符號），這當然隻是文人筆下的產物，是文人間的“約定俗成”，並代代相傳下來，在文言文的寫作實踐中不斷被規範化。由於這些“辭”的加入和被有效使用，從而形成文言文這一獨立語體，它和口語並存。文人說話是一回事，書寫是另一回事。書寫要遵循傳統，要雅化、避俗，口語中有的他們不見得用，口語中沒有他們反而會創造出來。幾千年下來，說歸說寫歸寫，就這麼回事。自然二者也有相互滲透的現像，但大面貌是不變的。隻要將現代的書面語與口語相對照，同樣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大家寫專業論文，不會用家鄉的方言土語，隻能用書面語，而通用的書面詞彙又有很多是自己的口語中所沒有的。所以我們雖然來自各種不同的方言區，但寫出的論文看不出有方言的區別，古代書面語也應該如此。

老孟在論證觀點時引用了大量文獻記載和語言資料，不但相當充分，而且對這些材料進行了嚴謹的分析與解釋，並作出合理推斷，形成了相當完整的證據鏈。有人對老孟說你這是文學的方法，不是語言學的方法。我不曉得什麼叫文學的方法，莫非是說靠的是想像、誇張嗎？那麼語言學的方法又是怎樣的？其實文學的方法、語言學的方法本質都是一樣的，就是靠事實說話。老孟的方法是實證的方法，絕非是拋開歷史和事實的想入非非，更不是有人說的有意制造什麼“人咬狗”的轟動效應。如果新聞媒體報道他的觀點是獵奇，那麼發表孟文的兩家高校學報也隻是“人咬狗”式的獵奇而不是學術行為嗎？我聽說發在《南開學報》上的《論“辭”》一文，外審專家表示這是他審過的有創見的文章，而且被學報推薦為2015年度兩篇優秀論文之一。人家一直是踏踏實實的，秉持著嚴謹的精神做學問，不是為了爭“眼球”。當然，他對材料的使用和論證也許有不完善的地方，可以修正，但批評的態度不應隻抓雞毛蒜皮，不應糾纏細枝末節，而應直奔主腦纔是。在我看來問題其實很簡單：人家舉出那麼多的事例來說明“之乎者也”非口語，有材料，有分析，有結論。你反對可以，但也應當舉出大量的反證，說明“之乎者也”是口語。隻要你的分析到位，說的更有道理，比老孟的觀點更有說服力，他的觀點自然會倒掉。

這幾年昭連兄研究“之乎者也”可謂朝思暮想廢寢忘食，到了痴迷的地步。2013年我曾寫過《戲贈昭連兄》一律送給他，不妨引在這裡：

世繫孟軻孫，鄉邦劉季地。

雖無隆準顏，亦有浩然氣。

蟋蟀豈微蟲，葫蘆乃大器。

耽研語助詞，思苦人憔悴。

雖語含戲謔，但對他的執著精神著實欽佩。如今他將多年的研究成果寫成專著出版，誠為學界幸事。借用時下一句時興話，對他的可貴精神和可喜成就也點個贊吧。

序二

王志耕

昭連先生在即將退休的這些年，迷上了古漢語的文言虛詞研究，在外人看來，似乎有點異想天開，但在我看來，如果他一直搞他的中國小說史研究纔是不正常的。不斷拓展自己的興趣，而把一種興趣做成專業，這纔是他的個性。但我仍然沒有想到，他竟然把這個“興趣”做到了如此深入的程度。一開始他隻是寫了幾篇論文，雖然是長文，但也不過3、4萬字，我想，能在專業刊物上發上一兩篇這樣的論文，這個問題就算是到此為止了。但也許是這些年來，業內的質疑聲刺激了他的“鬥志”，他後竟做出了洋洋50萬字的巨著。這一下，我需要認真思考這件事的性質了。

首先我注意一個頗為詭異的現像：對於昭連先生的觀點，凡非語言學專業的人大多都持肯定態度，聽說有的外審專家對其論文甚至給予高度贊揚；而大凡語言學專家，有的持否定意見，更多的人是不置可否，隻說“路子不一樣”。此前我一直在想，難道說，“孟氏觀點”真是個偽命題，或者是一個錯誤的命題，並且是一個在錯誤的框架內進行的、沒有意義的命題？然而，當我再次看了他的書稿之後，憑著一般做研究的判定方式，我覺得論證沒有問題，因此，結論是正確的。既然如此，那麼它所推翻的“定論”就是有問題的。退一步說，即使有人拿出另外一套證據來說明此前的“定論”的正當性，昭連先生的起碼自成一體的論證方法也是有價值的，因為它推動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其實當初我也懷疑，怕昭連先生畢竟不是門裡出身，別拿一個外行的東西讓專家笑話，所以還勸他一定找真正懂這一行的專家來認定，它到底有沒有價值。結果如大家所知，似乎還真沒有找到專家來為他站腳助威。到後我認定這是一個嚴肅的研究成果時，我忽然明白了，它之所以無法得到“行家”認可，原來它其實根本不是個語言學的問題，而是一種對多重學科越界的問題。

當你質疑文言虛詞不是口語的時候，你就跨越了語言學的界，因為語言學基本的理論是“文字是語言的紀錄符號”；當你說某些文言虛詞為斷句符號的時候，你甚至已經跨進了媒介文化史的領域；此外，這裡甚至還涉及了某些虛詞究竟需要不需要發音等一繫列問題：而這些問題顯然超出了傳統語言學者固有的知識範疇乃至想像。因此，昭連先生的工作終變成了一個無法在學科上進行歸類的行為。因為近代以來的學科建制顯然是由西方所主導的，而昭連先生面對的這種獨特現像，在世界上除了漢語之外的其他主流語言中是不存在的，盡管其他語言也有各種衍生字符，但這類字符卻不會因表意問題而引起爭議。之所以引起“專業”學者的質疑，因為這個研究超出了所有專業的域限。當然，與此同時，它也就有可能成為一種新的學科門類——著眼於語音與文字關繫的文化史考察，姑且把它叫做“語音文化學”，可以放在大的人類文化學的範疇之中。當然，如果語言學界的人士有足夠的創新精神，也可以將其放在大的中國語言發展史的範疇裡來考察，隻不過其中所涉及的知識域卻超出了語言學。

 一位中國工程院院士這樣說：“創新來源於自由思考，甚至是‘胡思亂想’。自由思考的要點是不能迷信權威和書本，不受狹隘的專業的框框束縛，要進行學科交叉。”其實，從學科發展史上來看，很多論域的突破都是由該論域之外的學者提出的挑戰。我是學文藝學出身的，比如“文藝學”這個學科的出現，大家都知道，就是因為遇到了來自語言學的刺激。盡管一百年來，對於什麼是“文學性”的問題還存在爭論。但這無疑推動了文學的研究，甚至語義學已經滲透到文藝學的每一個問題之中去了。初法國人福柯在建構他的“知識考古學”的時候，因為從表面上看是在大的歷史學科建制之內，也曾引發過歷史學家的質疑，因為你整個的史料整理和使用的規則都跨越了歷史學的傳統域限，甚至被指責是肢解材料而用於個人觀點的證據，而不是發掘完備的史料來建構一個歷史聯繫。但福柯的學說卻給人類文化發展史的研究帶來了震撼性的突破。任何一種新的發現對舊有的知識譜繫而言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