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趙逵夫
從漢代至二十世紀末以至本世紀初，關於尉繚其人與《尉繚子》其書，各種文獻中記載歧異，學者們的看法分歧之大，在先秦諸子之中無有過之者。首先，關於尉繚是什麼時候的人，是戰國中期的還是戰國之末的；是哪一國人，以及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是否如有的學者所說為司馬錯，或宋钘，或尹文，或尹文弟子；他的生平大體怎樣，這些都有種種說法。其次，關於其書，是一部書還是兩部書；今存《尉繚子》究竟是《漢書·藝文志》中所說兵書，還是雜家之書，還是“合編本”；如是兩部，為一個人所著，還是分別為兩個人所著，所有這些，均無定論。對其人突出的懷疑說法，是本無其人；對其書突出的懷疑說法，是後人擬作的偽書。
一九七二年山東銀雀山西漢初年墓中出土了《尉繚子》的殘簡六篇，偽書說銷聲匿跡了，被一些人疑為虛無的尉繚其人也復活了，隻是關於作者生活年代及生平方面仍不清楚，關於其人、其書看法上的不少分歧還在。
然而，當我們對有關材料進行認真研究，對相關歷史文獻進行徹底地清理比較，將從古到近代並不矛盾的說法聯繫起來作整體分析，就會發現：尉繚這個人是六國末一位有思想、有政治遠見的傑出人物，他本名頓繚，為西周時封國頓國舊貴族之後。頓國於春秋末年（周敬王十四年，前四九六）為楚所滅，除王族被迫南遷外，其他同姓旁族成為魏人，以“頓”為氏。頓繚生活於魏昭王、安釐王、景愍王（即秦王政前期）時代。其晚年入秦以後，秦始皇任命為國尉，後人遂稱之為“尉繚”。《尉繚子》一書是尉繚不同時期著作的結集。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秦始皇十年免呂不韋相國之職以後說：
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愍王之所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遊。”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我以為《尉繚子》一書的作者即此尉繚，六國之末人。
同時，我以為尉繚即戰國策中說的頓弱。《戰國策·秦策四》秦王欲見頓弱雲：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秦王悖然而怒。
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必從，頓子之說也。
讀之，即知兩書所記為同一事。
，《戰國策》中所記頓弱要求見秦王時不參拜，秦王許之，正是《秦始皇本紀》中所寫秦王“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的根源，也因此纔有尉繚怕被殺而逃走之事。
第二，兩書所載向秦王陳辭，雖詳略不同，但可看出其相同點：《秦始皇本紀》言“願大王毋愛其財”，“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秦策》中言“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兩篇之異隻在詳略不同、各有側重而已。
第三，頓弱同尉繚之別，“頓”為姓氏，“尉”為官名。因秦以其為國尉，是頓繚後之職務，故秦人稱之為尉繚，漢以後亦因之而稱之為“尉繚”，猶衛鞅之稱作商鞅（秦封之為商君）。
第四，“繚”字在先秦之時與“弱”音相近，故有的文獻中寫作“弱”。二字在先秦古韻中均屬宵部。其聲母“繚”在來母，“弱”在日母，來母之字與日母之字通借之例古多有之。如《山海經·海外北經》“柔利國”，一雲“留利之國”；《尚書·盤庚上》“無弱孤有幼”；漢石經“弱”作“流”；《戰國策·魏策三》“秦繞舞陽之北”，漢帛書本“繞”作“繚”。“流”、“留”、“繚”與“弱”、“柔”、“繞”通借，說明當時某些方音中“繚”與“弱”同音，則頓弱即頓繚。
我們弄清楚了尉繚在上古文獻中的另一寫法，將他見於先秦史料的時間提前，而且對他生平的考察可以有更寬的範圍，對他的身世可以有更多的了解，而且進一步證明：尉繚是六國末年人。其實清代學者瀋欽韓在其《漢書疏證》中已言：“頓弱與尉繚乃一人，記異耳。”唯缺乏嚴密的論證而已。
《尉繚子》篇《天官》開頭即為梁王問尉繚子，“尉繚子對曰”之語，《史記·秦始皇本紀》也明言“大梁人尉繚”，其為魏人無疑。《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秋，楚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又《春秋·僖公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於頓。”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引或曰：“頓國本在今縣北三十裡，頓子迫於陳而奔楚，自頓南徙，故曰南頓。”頓國之地本在今河南省東北部，當濮陽以北。《詩經·衛風·氓》：“送子涉淇，至於頓丘。”頓丘即頓國所在地。因黃河下遊常有水患，城邑多建於山丘，如商丘、帝丘等名皆由此而來。
頓繚之生，上據頓國之亡不足二百年。從家庭傳統來說，他具有回顧歷史，從政治、軍事等方面考慮如何強國的意識與條件，這同其關注政治、研究軍事、成就了一部在思想上超越前代的軍事著作的經歷相符。
戰國之時一般遊說之士也有出身低微者，但究心於兵法者多為舊貴族出身。因為無論怎樣，舊貴族總希望自己的國家長存，祖宗之禋祀不絕，形成了一種傳統的觀念。《史記》中載：“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即其例。
因尉繚之“尉”為秦官名，本名繚，其姓氏被淡忘，故早期文獻中有作“繚子”者，又同音誤為“料子”。《尸子·廣澤篇》說：“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囿”通“宥”，寬也，引申為寬泛無別。“別宥”即言要明確地區分辨別事情的各方面，要有正誤、善惡、是非及其程度之分。《呂氏春秋·去宥篇》雲：“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此“宥”即指不辨晝夜，顛倒黑白，不分善惡，混淆是非。這是從哲學、邏輯學的角度提出的一種政治觀念，體現出法治、禮制思想。“料子”即“繚子”，也即尉繚子。梁啟超疑料子即尹文或其弟子，顧實以為是宋钘，均非是。楊樹達《漢書管窺》引梁玉繩之說：“尉繚子即《尸子》所謂‘料子貴別’者也。”“貴別”、“貴別囿”意思相同，都體現著法家思想，這與《尉繚子》的思想一致。
由上文的論述已知尉繚為戰國末年人。史書中言“六國時人”，實指戰國之末，因為至戰國中期大小諸侯國尚有十多個，且秦滅六國也用了十個年頭，而將後一國——齊滅後十五年，秦也就亡了，故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即包括秦在內。
我考證尉繚生於魏襄王十八年（前三〇一）前後，卒於秦王政十三年（前二三四）以後的數年間，大約就在魏景愍王去世（前二二八）前後。因為尉繚在秦王政十年入秦，得為國尉，此後幾年中秦魏間無事，秦王政十二年秦還助魏攻楚。但至秦王政十六年（前二三一）魏向秦獻麗邑，韓向秦獻南陽，似尉繚已不能完全保護魏國的利益。不過，此後五年秦亦未攻魏，而至秦王政二十二年（前二二五），王賁攻大梁，決河水灌大梁城，魏王假出降，魏亡。此時尉繚可能已卒。
關於學者們都提到的《尉繚子》一書開頭“梁惠王問尉繚”一句的問題。全書提到“梁惠王”隻此一處，我以為原文本作“梁王”，是後人誤加了“惠”字。
首先，古代文獻在印刷術發明之前長期傳抄，誤增“惠”字的可能性很大。《孟子》為儒家重要的經典，人皆熟讀之，其篇開頭即作“孟子見梁惠王，王曰”雲雲，《尉繚子》開頭的行文方式與此完全一樣，而且《孟子》中此篇的篇名也叫“梁惠王”，分兩卷：“梁惠王上”，“梁惠王下”。人們常讀、常說“梁惠王”，無形中抄為“梁惠王”的可能性存在；或者有人以為魏國隻有梁惠王親近文士，文人多向他進言，以為原文缺“惠”字而補上的可能性也有。
其次，《戰國策》中隻有魏惠王稱作“梁王”，也可能是有的學者依《戰國策》之例補“惠”字。但並沒有注意到，《史記》中隻有魏安釐王纔稱“梁王”，其他如魏惠王作“梁惠王”，魏襄王作“梁襄王”，謚號是不省的。《尉繚子》一書之編定應在西漢時，其義例應與《史記》相同，“梁王”是指梁安釐王。這裡當是有自認為博學者依《戰國策》之例而妄加了“惠”字。
再次，從社會環境方面來說，尉繚也不可能是魏惠王之時人。魏惠王雄纔大略，是魏國在魏文侯之後有作為的君主。魏惠王在魏文侯之後進一步實行改革，國力也進一步強大。楊寬《戰國史》列出其重要舉措：（一）興修水利，開發川澤；（二）開創選撥“武卒制度”；（三）加強防備和控制交通。魏國都城原在安邑，地處河東，受秦、趙、韓三國包圍，隻有上黨山區有一線地可以和河內交通，如果趙、韓聯合切斷上黨的交通線，加上秦的進攻，形勢就岌岌可危。魏惠王繼位之第九年將都城由安邑遷於大梁，又與韓、趙二國調整交換土地，使魏在中原的土地連成一塊，造成有利的形勢。惠王在位三十六年，隻有兩次戰敗。魯、宋、衛、韓之國君都曾入魏朝見魏惠王，魏惠王也曾分別同韓、趙、齊、宋、燕、秦之君相會。如果尉繚生活於惠王之時，不至於不被重用、很少見於史書記載；隻因生活於昭王之後，當魏之晚期，纔未能充分發揮其纔略。
總之，《尉繚子》開頭本作“梁王”，尉繚子非梁惠王時人。很多學者隻糾結於這一個字，或堅持為“魏惠王時人”、“戰國中期人”，或言有兩個尉繚，都是膠柱鼓瑟。由於一個字，在尉繚和尉繚子一書的研究中形成如此多的混亂，一兩千年中無法解脫，真是令人嘆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