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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典3.0套裝(共十四冊)(明夷待訪錄,白鯨記,資治通鋻,自己
    該商品所屬分類:社會科學 -> 社會科學
    【市場價】
    3555-5152
    【優惠價】
    2222-3220
    【作者】 張元 著 
    【所屬類別】 圖書  社會科學  經典名家作品集 
    【ISBN】2305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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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介紹



    開本:16開
    紙張:膠版紙
    包裝:平裝

    是否套裝:否
    國際標準書號ISBN:23055040
    作著

    出版時間:2012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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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有些書,我們總是聽過,卻沒**會打開。因為那些書太過傳奇,和我們現實的人生相比,顯得太過巨大,太過遙遠……但是,我們永遠不知道,錯過這些書,自己錯過的是什麼。”經典3.0正是致力於填補這種缺憾的一套書。這是一套包含中外古今經典名家之作,再配以兩岸三地*知名的作家點評,繪者插圖,以讀者喜聞樂見的形式展現厚重的經典。

    多位名家導讀,多種古今中外經典,讓我們耳目一新,重溫經典。

     
    內容簡介
    《茶經》是中國乃至世界現存早、完整、全面介紹茶的部專著,由中國茶道的奠基人陸羽所著。此書是一部關於茶葉生產的歷史、源流、現狀、生產技術以及飲茶技藝,茶道原理的綜合性論著,是一部劃時代的茶學專著。《茶經》,分為三篇(即上、中、下三卷)十章,而十章中的其中五章是關於茶業的宏觀記述。
    導讀者鄭培凱教授認為陸羽的《茶經》占有非常獨特的地位,是重要的茶文化經典。鄭教授從神農的傳說開始談起,再對照《茶經》的內容並旁征博引各種考古和古籍資料,細述歷代茶人在制茶、泡茶、喝茶、茶儀的演變。從審美觀照的角度來看,鄭教授認為《茶經》有四個方面值得注意:一、審美感覺的整體性與統一性,具體講的是茶碗,由此延伸到其他茶具、茶儀、飲茶環境;二、擇水與用火,講究“活水”與“活火”;三、本色,強調茶有本色,茶有真香,不假外求;四、“茶性儉”,講求質樸,強調儉樸之美,發展出簡約哲學,把形而下的飲茶行為提升到形而上的精神境界。此後的茶道演變,無論是宋代宮廷與士大夫的點茶鬥茶,寺院茶儀的持修空靈,明清文人的清雅茶聚,日本茶會的和敬清寂,都因陸羽的開示,而得以開創自成體繫的飲茶天地。《茶經》是中國乃至世界現存早、完整、全面介紹茶的部專著,由中國茶道的奠基人陸羽所著。此書是一部關於茶葉生產的歷史、源流、現狀、生產技術以及飲茶技藝,茶道原理的綜合性論著,是一部劃時代的茶學專著。《茶經》,分為三篇(即上、中、下三卷)十章,而十章中的其中五章是關於茶業的宏觀記述。

    導讀者鄭培凱教授認為陸羽的《茶經》占有非常獨特的地位,是重要的茶文化經典。鄭教授從神農的傳說開始談起,再對照《茶經》的內容並旁征博引各種考古和古籍資料,細述歷代茶人在制茶、泡茶、喝茶、茶儀的演變。從審美觀照的角度來看,鄭教授認為《茶經》有四個方面值得注意:一、審美感覺的整體性與統一性,具體講的是茶碗,由此延伸到其他茶具、茶儀、飲茶環境;二、擇水與用火,講究“活水”與“活火”;三、本色,強調茶有本色,茶有真香,不假外求;四、“茶性儉”,講求質樸,強調儉樸之美,發展出簡約哲學,把形而下的飲茶行為提升到形而上的精神境界。此後的茶道演變,無論是宋代宮廷與士大夫的點茶鬥茶,寺院茶儀的持修空靈,明清文人的清雅茶聚,日本茶會的和敬清寂,都因陸羽的開示,而得以開創自成體繫的飲茶天地。

    《沉思錄》是由古羅馬的哲學皇帝馬可.奧理略(121-180年)所著,共十二卷,是一個皇帝與自己內心對話的札記,後世則視此書為斯多噶學派的代表作。《沉思錄》書名是由後人所取,因為奧理略並沒有想過要出版這本作品,這本書是留待自己用的──是一個人發自內心的說話跟懺悔、發自內心的一種靈性的反思。這本書的導讀者梁文道認為,在奧理略做皇帝的經驗裡,歷經戰亂、災難和帝國的衰落,使他不得不更依賴哲學,來把握住自己。

    從這本書,我們可以理解奧理略節欲的思想、過樸實的生活,以及主張以理性和意志控制自己的激情,如:“那對深厚的名聲有一種強烈欲望的人,沒有想到那些回憶他的人,自己很快也都死去,然後他們的子孫也要死去,直到全部的記憶都通過那些愚蠢的崇拜,和死去的人們,而終歸堙滅無聞。“

    《孫子兵法》又稱《孫武兵法》、《吳孫子兵法》、《孫子兵書》、《孫武兵書》等,是現存中國和世界軍事理論*早形成戰略體繫的一部兵學專著,共分十三篇。導讀者王守常教授認為《孫子兵法》一書共13篇,隻有6000字,而關於道、境界、道德這一類的詞彙,盡管字數很少,但卻體現了《孫子兵法》的精髓和核心思想。閱讀《孫子兵法》時,要理解兩

    個概念:“道”和“器”。這兩個概念出現在《易經》當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即說有形的上面就是“道”。那麼“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器”就是指具體的東西。也可以用“術”來直陳,“術”就是理性認知的具體運用方法。“道”與“器”、“術”之間的關繫是“道在器中,器不離道”,這是中國哲學的根本思考方式。在中國文化中一直認為“道”是“本”,“術”是“末”;“道”是“體”,“術”是“用”。另外,孫子倡導“全勝”、“智勝”是因為他看到了戰爭的殘酷性,因而提出了“慎戰”的思想,並提出從五個方面去考察戰爭問題:“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等等


     

    作者簡介
    鄭培凱
    山東人,1949年隨父母赴臺。臺灣大學外文繫畢業,於1970年負笈美國,獲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耶魯大學、佩斯大學、臺灣大學、新竹清華大學,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教授兼主任。著作甚多,所涉學術範圍甚廣,以明清文化史、藝術思維及文化美學為主。編著有《湯顯祖與晚明文化》、《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上下冊》(合編)、《茶飲天地寬:茶文化與茶具的審美境界》、《茶與中國文化:茶文化、茶科學、茶產業》、《口傳心授與文化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文獻,現狀與討論》、《陶瓷下西洋研究索引:十二至十五世紀中國陶瓷與中外貿易》及《陶瓷下西洋:十二至十五世紀中國外銷瓷》、《在紐約看電影:電影與中國文化變遷》、《高尚的快樂》、《真理愈辯愈昏》、《樹倒猢猻散之後》、《遊於藝:跨文化美食》等三十餘種。
    王守常
    現任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中國文化書院院長、東方文化叢書中國文化編主編、中國國際教育交流協會常務理事。著有《心書》校點、《十力語要》校點、《熊十力著述行年略考》、《新唯識論》等。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哲學史、中國佛教、中國近現代哲學。鄭培凱

    山東人,1949年隨父母赴臺。臺灣大學外文繫畢業,於1970年負笈美國,獲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耶魯大學、佩斯大學、臺灣大學、新竹清華大學,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教授兼主任。著作甚多,所涉學術範圍甚廣,以明清文化史、藝術思維及文化美學為主。編著有《湯顯祖與晚明文化》、《中國歷代茶書彙編(校注本)上下冊》(合編)、《茶飲天地寬:茶文化與茶具的審美境界》、《茶與中國文化:茶文化、茶科學、茶產業》、《口傳心授與文化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文獻,現狀與討論》、《陶瓷下西洋研究索引:十二至十五世紀中國陶瓷與中外貿易》及《陶瓷下西洋:十二至十五世紀中國外銷瓷》、《在紐約看電影:電影與中國文化變遷》、《高尚的快樂》、《真理愈辯愈昏》、《樹倒猢猻散之後》、《遊於藝:跨文化美食》等三十餘種。

    王守常

    現任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中國文化書院院長、東方文化叢書中國文化編主編、中國國際教育交流協會常務理事。著有《心書》校點、《十力語要》校點、《熊十力著述行年略考》、《新唯識論》等。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哲學史、中國佛教、中國近現代哲學。

    梁文道

    作家、牛棚書院院長、時事評論員,曾在多個電視電臺媒體亮相主持,是全方位的傳媒人。著有《弱水三千:梁文道書話》、《常識》、《噪音太多》、《我執》、《訪問:十五個有想法的書人》等。

    等等


     

    目錄
    經典3.0《永遠謳歌思考:沉思錄》

    經典3.0《以德治兵者得天下:孫子兵法》

    經典3.0《古代中國的圖像長卷:資治通鋻》

    經典3.0《女性書寫的逃逸路線:自己的房間》

    經典3.0《效忠與任俠:七俠五義》

    經典3.0《七賢風度:世說新語》

    經典3.0《繁華之城:東京夢華錄》

    經典3.0《茶道的開始:茶經》

    經典3.0《何為大學:蔡孑民先生言行錄》

    經典3.0《何以三代以下有亂無治:明夷待訪錄》

    經典3.0《沒有王者之路:幾何原本》

    經典3.0《明朝的生活美學:閑情偶寄》

    經典3.0《從此葡萄入漢家:史記·大宛列傳》

    經典3.0《淒麗地航向未知:白鯨記》
    在線試讀
    《明夷待訪錄》是一部奇書,其中有許多震人心弦的思想。它是作者黃宗羲(1610~1695)從其復國的艱難辛苦中得出的道理,其中有許多指涉十七世紀的具體問題,也有不少具有長遠價值的政治提議,是清季言民權、憲法、平等的張本。
    《待訪錄》共有二十一篇,討論的主題有十三個:《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建都》、《方鎮》、《田制》、《兵制》、《財計》、《胥吏》、《奄宦》。其中《原君》、《原臣》、《原法》、《學校》等篇為近人所注意,且讓我摘述《原君》篇中觸人心弦的段落。
    天下為主與以君為主
    《原君》篇說生民之初,人人各顧一己之私,人人各為自己之利,對公共有利之事沒人去辦,對公家有害的事沒人去除,於是有這麼一個人出來,不專為個人一己之利益而願意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不考慮自己的損失而讓天下免禍,於是人們推戴他為領導者。可是後世的領導者相反,他們“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而且使得天下之人沒有自己的“私”,沒有自己的“利”。統治者“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一開始還覺得難為情,久而久之便不以為意,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享受無窮。於是黃宗羲區分兩種政治形態,“古者”是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後來是以君為主,天下為客。黃宗羲強烈地說:“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如果沒有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就因為有君,天下人纔沒有自己的“私”與“利”,“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但是“小儒”們卻以為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在《原臣》篇中,他又以天下為公為出發點,重新釐定君臣關繫,說因為天下太大非一人所能治,故君臣分工以治之,“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而世人卻錯以為天下之臣民為人君囊中之私物,於是他接著說出“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這樣的話。這些篇章中動人心魄的文字正是《明夷待訪錄》引人注目的部分。
    無獨有偶地,在同一個時代也出現若干與此相近的言論,像唐甄(1630~1704)《潛書》中說:“殺人之事,盜賊居其半,帝王居其半……蓋自秦以來,屠殺二千餘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盜賊之毒至於如此其極哉。”(《全學》)又說“周秦以後,君將豪傑,皆鼓刀之屠人”(《止殺》)、“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室語》)。足見這些思想在當時並不是孤例。
    “明夷”何以稱“待訪”《明夷待訪錄》是一部奇書,其中有許多震人心弦的思想。它是作者黃宗羲(1610~1695)從其復國的艱難辛苦中得出的道理,其中有許多指涉十七世紀的具體問題,也有不少具有長遠價值的政治提議,是清季言民權、憲法、平等的張本。

    《待訪錄》共有二十一篇,討論的主題有十三個:《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建都》、《方鎮》、《田制》、《兵制》、《財計》、《胥吏》、《奄宦》。其中《原君》、《原臣》、《原法》、《學校》等篇為近人所注意,且讓我摘述《原君》篇中觸人心弦的段落。

    天下為主與以君為主

    《原君》篇說生民之初,人人各顧一己之私,人人各為自己之利,對公共有利之事沒人去辦,對公家有害的事沒人去除,於是有這麼一個人出來,不專為個人一己之利益而願意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不考慮自己的損失而讓天下免禍,於是人們推戴他為領導者。可是後世的領導者相反,他們“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而且使得天下之人沒有自己的“私”,沒有自己的“利”。統治者“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一開始還覺得難為情,久而久之便不以為意,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享受無窮。於是黃宗羲區分兩種政治形態,“古者”是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後來是以君為主,天下為客。黃宗羲強烈地說:“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如果沒有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就因為有君,天下人纔沒有自己的“私”與“利”,“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但是“小儒”們卻以為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在《原臣》篇中,他又以天下為公為出發點,重新釐定君臣關繫,說因為天下太大非一人所能治,故君臣分工以治之,“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而世人卻錯以為天下之臣民為人君囊中之私物,於是他接著說出“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這樣的話。這些篇章中動人心魄的文字正是《明夷待訪錄》引人注目的部分。

    無獨有偶地,在同一個時代也出現若干與此相近的言論,像唐甄(1630~1704)《潛書》中說:“殺人之事,盜賊居其半,帝王居其半……蓋自秦以來,屠殺二千餘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盜賊之毒至於如此其極哉。”(《全學》)又說“周秦以後,君將豪傑,皆鼓刀之屠人”(《止殺》)、“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室語》)。足見這些思想在當時並不是孤例。

    “明夷”何以稱“待訪”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黃宗羲全集》的編者在浙江寧波天一閣發現了黃宗羲的《留書》五篇,那是寧波馮貞群伏跗室的舊藏,後來移交給天一閣。這五篇文稿的出現,印證了幾百年前全祖望(1705~1755)《跋明夷待訪錄》內所說的“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諱弗盡出”。有趣的是,這五篇文章後面所附的一張字條,還生動地說明了五篇稿子的來由。它說明了黃氏在順治十八年(1661)已開始寫《留書》,“留”是要“留傳後人”的意思年(1662),黃氏開始寫《待訪錄》時,已將這五篇文章的內容部分吸收到新書中,但是他也把五篇文字中大量涉及華夷之別,意思極為強烈的文字,刪削殆盡,讀者不再看到“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制夷狄,猶人不可雜之於獸,獸不可雜之於人也。是故即以中國之盜賊治中國,尚為不失中國之人也”(《史》篇)這一類的見解。故《留書》是“種族版”,《明夷待訪錄》是“新朝版”。

    從《留書》僅存的五篇看來,黃宗羲早先種族意識極強,他的一些政論即是以決絕的種族意見為基礎年(1662),當他收到桂王被處死的消息之後,知道復明運動已經沒有希望,便開始寫《明夷待訪錄》。“明夷”是《易經》的一卦,離下坤上,土在上,火在下,表示火冒出來卻被土遮蔽,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志,或等待天亮之意。“待訪”二字可能是等待新朝君王之下訪,他又說如果依照秦曉山十二運之說,“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也就是預言新朝將有隆盛的局面。這個書名曾經引起不少人的質疑與不滿,尤其是那些曾經追隨他東奔西跑復明抗清的人們。

    十七世紀出現過一批比較成規模的政論,如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外表看起來是學術的,但實際上同時也是政治的;如王夫之(1619~1692)的《讀通鋻論》中大量的按語,也是政論,當然他的《俟問》、《搔首問》等也是。唐甄的《潛書》、王源(1648~1710)的《平書訂》、陸世儀(1611~1672)的《思問錄輯要》等,也都是政論。在這一批書裡,《明夷待訪錄》之所以有突出的地位,我個人認為不單是針對君臣、學校、兵制、田制、財政等提出這樣或那樣的看法,他與上述諸書的不同是有一套繫統性的原則貫串於大部分的政論中。思想淵源

    談《待訪錄》一書富挑戰性的部分,是探究它的思想淵源,我在《待訪錄》中讀出一種contendedschizophrenic,即它不隻是明代文化特質簡單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是十六世紀末以來的一種回向經典時代的胎動,是兩者互相辯證的產物,是一種二律背反,而這也是歷史上許多重要突破的主要資源。唯有這樣纔能理解何以看似一方面發揚明代後期之新思潮,一方面又表現了若干我們現代人看來有點“荒謬”的復古言論。

    《待訪錄》全書提倡公天下的思想。在先秦典籍中,實不乏以天下為“公”的想法,譬如《呂氏春秋?貴公》篇中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逸周書?殷祝》篇說:“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這些話在後漢以後基本上消沉不顯,在過去並未被充分重視,但在明末清初得到一種新的轉變與新的生命力。乾隆年間陝西一個不知名的儒士也發出“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其心公,與賢士共之;後世帝王之治天下也,其心私,與親屬私人共……”,又說“以天下之賢理天下之民而不私為己有”。足見這一思路在當時黃氏兄弟師友之間並不太陌生。日本學者溝口雄三(1932~2010)說得很有道理,古老“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公天下觀念,在十七世紀以前是對皇帝提出的,作為其應具有的政治態度與道德標準,不是為主張百姓的權利而提出的。但是十七世紀初出現之私(私有財產)、欲(生存欲、所有欲)的主張,始轉換由上面恩賜而來,以天下之公轉換為百姓的“私”或“欲”的集積或調和狀態的公。

    從《待訪錄》中也可看出《孟子》書中若干學說的落實或激烈化。《孟子》書中講“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孟子?萬章下》),這類話在明末清初也得到新的詮釋,譬如顧炎武《日知錄》中論爵祿時,即是透過史料考證大談“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這不是天上地下之懸絕的道理,而是各自之間隻有一位之差。這個意思也貫串在《待訪錄》中,書中凡是譏斥“小儒”如何如何的,多數是認為“小儒”故意拉大君臣之間的距離,使它成為天上地下之差別。

    我們從黃氏的《孟子師說》,也就是他從自己的老師劉宗周(1578~1645)的著作中所整理出來,認為可以反映劉氏對孟子的詮釋來看,其中有七八段話的意思與《待訪錄》的觀點相近,可見其師對孟子思想的激烈化或現實化理解對他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明代是兩千年來專制體制的弊病達於高峰的時代,到了十六、七世紀,反省、批判君主的言論相當普遍,而且在各種文體中都有表現,大至《明武宗實錄》、《明神宗實錄》,小至一本上海地區的地方志《外崗志》,字裡行間居然也批評起皇帝來。至於明代被允許“風聞奏事”的諫官們動輒對皇帝尖酸刻薄的批評,更是屢見不鮮。這種情形與清代形成重大對比。

    《待訪錄》中受人矚目的君權批判思想有明顯的前驅,就是晉朝鮑敬言的《無君論》,清末革命學者劉師培(1884~1919)《鮑生學術發微》中大力闡發其無君思想。而唐末五代《無能子之際鄧牧(1247~1306)《伯牙琴》中,也都表達了清楚強烈的“非君”思想。自然狀態下的“平等”觀是這一些異端思想家的潛在基礎。但是對於歷史上零星出現的無君思想與《待訪錄》之間的關繫,人們有若干的觀察,但並無確證。不過,黃氏與上述的“非君論”有所不同。近人馮天瑜認為上述“非君論”主要鼓吹無政府狀態,而黃宗羲並非如此,黃氏並不想廢君,黃氏是想在君權的格局之下,做一件更困難的工作,重新定義君臣應當怎樣?國家、臣僚、百姓之間應有的關繫為何?

    黃宗羲深受晚明心學及萬歷以降士風之熏陶。明代心學中有解放的一個面向,如王陽明(1472~1528)在《答羅整庵少宰書》中說:如果求諸自己的良心,而發現不妥當,則“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乎!”李贄(1527~1602)在其《藏書》的《世紀列傳總目前論》中說,三代之後漢、唐、宋千百餘年之所以沒有是非,並不是人們都沒有是非,而是因為“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這一類思想早在黃宗羲之前已有相當大的影響。故雖然黃氏批判李贄相當嚴厲,他仍然脫不開時代風氣的影響而不自知。

    在審酌種種因素之後,我認為明代思想中對“公私觀念”有一種相當普遍性的看法起了關鍵的作用。在宋明理學中“公”是好的,“私”是不好的,化“私”為“公”是一件應該努力的事。晚明以來思想中對公、私問題的看法,則比先前靈活,隻要有一種合適的關繫,“公”是好的,“私”也可以是好的。一方面解除了“公”、“私”的對立,彰顯“私”的正面意義,另一方面出現了“遂私以成公”的思想,認為“公”是由個別的“私”會合而成的,這一思想進一步發展為政府的“公”是在天下百姓各個人的“私”得到保護之後,纔算是總體地完成了的新思想。此外,也有人提出所謂“公欲”的主張,如何心隱(1517~1579)認為私欲隻要能符合公眾的利益,即為“公欲”。在這個新思想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政治觀,即政府是“公”,但此“公”是由能滿足天下各個百姓的“私”所形成的,故一方面君王應該以天下為“公”,政府施政要能“公”,要能時時顧及“公論”,另一方面要能為天下庶民百姓保有生存、財產等權利之“私”,保護天下百姓每個人那一份應得的“私”是政府的責任。顧炎武說“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郡縣論五》),維護所有人民的“私”,即成就天下之“公”,即是這一種新銳思想的具體例證,這一思潮在《明夷待訪錄》中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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