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根植於馬克思、韋伯和塗爾干所代表的歐洲社會學傳統，以20世紀60年代法國學術圈為背景，布爾迪阨的作品既是一個延續，也是一個斷裂，是對來自不同路徑的既得知識的帶有批判性的繫統化。如果用塗爾干與“常識”決裂的經典視角來解讀的話，其作品也可以被描述為社會科學領域的一次“像征革命”。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布爾迪阨在一繫列經典對立關繫中發現第三個立場的能力，如個人與社會、心理結構和社會結構、歷史和結構、自由和決定論、相對歷史主義和普世理性主義、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積極投入和保持距離等對立關繫。正是通過這一能力，布爾迪阨逐漸建立了一種範式，可以總結為“資本”“場域”“慣習”的概念三部曲。這一範式與反思的原則不可分割，而這一反思的原則可以被理解為使客觀化主體科學地客觀化的過程：對於自我的認知，事實上在這裡被視作發表關於世界現實的言論的一個必要前提。基於經驗研究，布爾迪阨的作品可以被描述成一部“像征資本的經濟學”（其“資本”的概念可以拆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像征資本”，後又可依照各個相對獨立的場域，被界定為相應的特定資本）；他的“再生產理論”對於資本分配的不平等的描述（包括其中的“失敗者”和“奇跡般的成功者”）印證了這一點，其像征衝突和像征革命理論（在文學領域通過分析福樓拜來展示，在藝術領域通過分析馬奈來進行）也體現了這一點；再如其“實踐總體理論”（在分析中呈現為慣習和場域的踫撞）；又如他的“統治關繫理論”以及形式繁多的像征暴力在不同社會空間中的體現（階層統治、男權統治、殖民統治等）；後，他未能完成的“場域總體理論”中也呈現了這一點。

今天，布爾迪阨的作品被當代知識界的不同領域使用、引用、討論和批判，這些領域從教育社會學到語言哲學，再到認識論，還包括了民族學、政治學、制度主義經濟學。如果說布爾迪阨可以被視作我們這一時代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其作品角度的多維性和形式的多樣性則使得其無法被慣用的學科劃分方法歸類，無法判定其作品隻屬於某一學科。如果說布爾迪阨確實是一名社會學家的話，則同時也可以說他是一位哲學家：20世紀50年代末他所著手解決的正是一組哲學問題，他所采用的方法使人想起塗爾干的研究路徑，後者在20世紀剛剛來臨時，嘗試使康德的哲學“社會學化”。而布爾迪阨也是一個“社會科學家”：正如對於他的作品的不同形式的采納和接受所印證的，他的作品涉及了大部分社會人文學科，如語言學、文學、政治學、經濟學、人口學、歷史學，乃至認知科學。

出於介紹其作品的目的，我想提幾個在理解他的作品時，尤其是在其作品傳播到遙遠的國度時會產生的障礙。我堅信對這些問題的了解，可以幫助讀者提高逾越這些障礙的可能性，雖然這可能隻是一個幻想。

首先，我們不能否認布爾迪阨文字中固有的、在語義上和句法上的理解難度。即便是內行的讀者，也無法避免在理解他的作品時出現困難（當然，對於翻譯者也是如此）。這一困境與他論述過程的稠密度有關，與其舉例的豐富度有關，還因其經常側面指出其引用的例子可能具有的同源性(homologie)，也因其總是考慮到界定他的論述的有效條件和範圍，預見到可能出現的異議或者誤讀，還由於他經常使用為了切斷與常識的聯繫而建構的概念上的習慣用語，更由於他的句子結構總是那麼復雜，而這一復雜句式的建構一方面反映了社會過程相互聯繫的特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個自省的思想是如何進行的。

布爾迪阨的著作對於外行來說難以接近，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出於不同的原因，閱讀起來也並不容易。除了屬於知識分子們自己特有的經院環境以外，布爾迪阨的作品切斷了知識分子和社會世界之間迷人的聯繫和知識分子與他們自身社會地位的聯繫，他擺脫了主體性哲學、存在主義者的人道主義、60年代末以薩特為代表的激進主觀主義，也擺脫了無主體性哲學、結構主義下的反人道主義和列維斯特勞斯所代表的客觀主義。與此同時，其著作與文學哲學傳統下統治整個法國知識界的理論至上主義決裂，也與支配著全世界研究走向的美國社會學所推廣的實證經驗主義相抗衡。正因如此，布爾迪阨的著作被主觀主義者視作“客觀主義”，被結構主義者定義為“人道主義”，被經驗主義者劃分為“理論主義”，並被歷史哲學家視作“實證主義”，其著作的接受過程曾經在很大程度上由不真實的邊界和人為的分割所左右，正是這些邊界劃分著一個國家所有的領域，並一直被布爾迪阨質疑(Brubaker,1985)。

雖說布爾迪阨的著作具有讓知識分子們感到為難的所有特質，但在理解過程中容易出現的問題大概在於把其著作矮化為純理論著作的閱讀方式，以及通過這種方式來評論書中的概念，而不是使用它們。對其著作的誤解一方面產生於對其研究路徑的誤讀，另一方面來自對其研究意圖的錯誤認識。布爾迪阨在知識生產上的實踐不能被簡單歸類為“理論生產”：“我建構的理論工具不是為寫評論或者寫注釋而設計的，而是為了在新的研究中使用的。”(Bourdieu, 1993 :27)如果布爾迪阨提醒人們不要拿他的著作來進行“哲學性”閱讀或“理論性”閱讀，這是因為他想傳遞的是一種“科研慣習”，是一個普適的、對於社會學者這一職業必不可少的傾向性(disposition)繫統。對理論至上主義的提防導致對經驗主義的警惕：沉浸在經驗現實中會使人自然而然地把觀察到的案例建構為一種可能性，而這一可能性又被置於一個可能出現的形勢是被限定的世界中。

除了這些困難，還要加上國際觀念貿易自身形成的一些障礙(Bourdieu,2002)。除了語言障礙、民族主義障礙、偏見和刻板印像這些在知識生活中大概不比其他社會領域要少的問題，還有根植於國際觀念貿易邏輯的誤解的結構性原因。借鋻了馬克思的觀念，布爾迪阨用“無上下文的文本流通”來分析這一結構性障礙。各國的知識領域的結構如同國際觀念貿易中的一個文化中介；出口國的結構決定產品的形式，而接受國如同某種思維透鏡一般挑選、曲解那些可以在它們自己的背景中找到共鳴的思想，並用地方上的理論方言把這些思想轉譯出來。然而，接受了這些進口觀念的人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忽視了生產這些觀念的場域，忽略了構想它們的場域在科學層面的可能性以及這些觀念原本的意義和作用。在此之上，它們自發地依據接受地的場域結構重新闡發了這些觀念，並通過感知模式和闡釋模式把它們與接受地的背景聯繫起來。一個來自外國的文本所持有的意義和作用正是這樣被確定下來的，至少無論對於接受地還是對於來源地都是一樣的。“錯位誤讀”效應與觀念的國際化流通密不可分，這一效應基本上表明了引進著作在來源地的含義和客觀地位與其接受者在接受地的立場不可避免的相互影響。與來源地的知識界在距離上的遙遠和熟悉感上的缺失使人傾向於把布爾迪阨作品的復雜性歸咎於巴黎知識界的特殊性（“法國例外論”）。翻譯所固有的碎片化（正如與此相反的使一部著作的不同階段同步化）使人們無法理解一個著作的闡釋邏輯：它中斷的地方、它修正的地方、它重讀和修改的地方。超越這些障礙意味著采用一種社會衍生學的角度來看待一部作品：超越關於一個國家內部生產場域的社會學和其中孕育的國家性的思維分類法。在這一視角下，人們應該把這一分類法解釋清楚，通過研究教育制度史和文化生產的場域，使一個國家在文化上的潛意識結構浮出水面，而這正是思維體繫的歷史基石。這樣，我們纔可以把社會科學在超越各國內部知識生產場域界限而流通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扭曲誤解變得顯而易見，而這一過程可能可以抵消或者減少這些曲解。

但是，正因為“所有的科學都藏在某處”，又因為鬥爭的輸贏纔是社會學的研究對像，我覺得理解布爾迪阨著作的主要困難不在於其復雜的句法和晦澀的措辭，不在於知識分子學究式的偏好，亦不在於國際觀念市場的內在困難，而在於整個批判社會學事業所帶來的困境。對其著作的理解消化首先踫觸到的，是或多或少被牢牢內化的反對所有社會學嘗試揭露內情時會遇到的阻力，這不僅僅是有時社會學質疑的一些關鍵利益，還有常識上的一些模式。社會學的工作很少使我們到達被稱為清晰的境界，換句話說就是為情理之中的事情提供證據：主體性哲學和各種形式的主觀主義幻覺都明顯比社會學的客觀化過程所帶來的結果離常識想法更近，所以“理性選擇理論”也明顯比“慣習理論”離常識的距離更近。此外，作為除魅者，社會學的主張經常被（錯誤地）視作囚禁在一種命運裡，而社會學家也經常被看成掃興者。與其說社會學真的是一門除魅或者滅聖的科學，不如說它其實是一門“擾人的科學”(Bourdieu,1980)。因為它揭露出隱藏在背後的有時被抑制的東西，還因為它經常與統治者的利益相違背，部分由於這些利益隱匿於緘默的表面之下或於情理之後，而情理經常告訴人們事情就應該是這樣的且無法是其他的樣子。

熱拉爾·莫熱(Gérard Mauger)

2016年4月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