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先後於2004至2008年出版了兩編，其價值和意義已得到學術同行的高度贊譽和充分肯定。20世紀上半葉那場轟轟烈烈的“社會調查運動”，借助叢編的付梓，也愈來愈深刻地被人們所認知。在那個年代，不同政見、不同學派以及不同機構的學者政要和仁人志士都不約而同地加入到這場運動中來。部分當代學者嘗試從數以萬計的社會調查史料中，尋繹出中國社會學發展的學科脈絡，並將之總結為從“社會調查”到“社會學調查”的學術轉向。雖然這種轉向確實有跡可循，但絕不能簡單地將之理解為後一取向的調查方法對前一種調查方法的取代，事實上，所謂的“社會調查運動”，一直呈而復雜的圖景。

應李文海、夏明方、黃興濤三位教授的邀請，亦基於以上認識，我們開始了《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三編之《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卷》的編輯工作，收錄了60篇民國時期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的學位論文。這些論文不僅有出自社會學繫的，也有出自教育學繫和經濟學繫的，從中我們既能看到某些學理性的轉型，亦可感受到學術的兼容並包。或許沒有哪位“同學”能夠預料到，事隔六七十年後，他們的習作會印成鉛字被後人所審視；更加沒有想到的是，無論當初撰寫論文時的態度認真與否，構思是否周全，他們的“成果”已成為海內孤本，文中的“事實”和“數據”則變為珍貴的史料。不論怎樣，這些論文的完成，或成為學子們養成學術性思維的初起點，或構成他們近距離接觸社會的難得機遇，在他們的人生道路上均留下過深刻的印記。

之所以將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的學位論文收集在一起，主要是因為兩校的部分專業在經歷了1950年代初院繫調整後，重組建立了新的“中山大學”，作為檔案資料一部分的學位論文，也隨著專業的調整被重新加以歸類。其中社會學繫、教育學繫和經濟學繫的部分學位論文，幾經流傳而不失，至今仍珍藏在大學圖書館裡，可供讀者們參考閱覽。我們在編輯這一卷《叢編》時，從中挑選了60篇具有社會調查傾向的學位論文，以使更多的讀者有機會分享兩校社會調查的學術傳統。 除了收藏於中山大學的這批學位論文之外，據編者所知，尚有一批具有社會調查色彩的嶺大和中大的學位論文仍存於世，比如華南農業大學圖書館就藏有部分以農業經濟調查為主要內容的學位論文。考慮到收藏繫統的不一致及獲取的難度，此處暫不收錄，或待來日再做補輯。

本卷所收錄的所有學位論文中，時間早的幾篇，均出自嶺南大學教育學繫。其中，馬信英的《廣州市女子中等學校學生職業興趣及消遣興趣之調查》（1933年）一文，專門交代了嶺南大學建立畢業生提交論文制度的緣起：“近年來，國民政府規定，凡大學的學生，在後一年內，必要作一篇畢業論文，然後纔許領受學位，本校現已遵守。故此編輯論文，亦不過其中之一例吧。”由此或可推測，嶺大的學位論文自1930年代初左右開始逐步制度化。據稱，嶺大教育繫1932年至1934年的9篇學位論文與同時代的“普通論文”大異其趣，普通論文“材料是從書籍裡找到的”，而這些論文“所有一切的材料都是從事實上調查得來的”。9篇論文均為該繫教師朱有光博士和李寶榮博士指導，采取制作“問題表”或者“測驗題”的方式獲取素材，再在此基礎上做一定的數據分析，這種調查方式均可歸為“統計型調查”。

另一類屬於“統計型調查”的學位論文，多出自嶺大經濟學繫，比如《東莞糖廠調查報告書》（1950）、《廣東新會葵業概況》（1949）、《順德糖廠調查報告書》（1949）等等，這些論文由司徒森、莫京、胡繼賢、劉澤霖等教授指導，除了分析基於調查得來的各項數據外，還較為關注企業的生產及其運營狀況。餘澤棠教授指導的《新會縣東南角農村經濟概況調查報告》（1949）和胡繼賢教授指導的《舊鳳凰五鳳康樂三村農村經濟調查統計報告》（1949）二文，表面上與同時代社會學繫所做的社會調查並無二致，但仍然固守著“統計型調查”底線。後者還專門談及調查和統計之間的密切關繫：“調查是統計的準備，統計是調查的完成，沒有調查，固然不能進行分析的工作，但有了調查而沒有統計，我們依然不能對於一堆零亂的材料得到明確的認識，從而不能根據調查所得的事實，來決定一切的大計。所以，調查與統計，二者是相輔而行，缺一不可。因此我們這次的調查，在調查方法上，固然是力求完備，而在統計的方法方面，更力求其準確。”（《舊鳳凰五鳳康樂三村農村經濟調查統計報告》）

雖然早在1919年，嶺南大學已經成立社會科學繫，但直至1932年嶺南大學社會研究所成立，纔開啟了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調查。陳序經和伍銳麟開風氣之先，展開了廣州疍民的調查和研究，至今仍具有深遠的學術影響力。在社會學繫主任伍銳麟教授的悉心指導下，對廣州人力車夫以及嶺南大學周邊村莊的調查，成為社會學繫畢業論文的選題。這些論文的特點就是實地調查和統計相結合，將“零碎散漫之材料，用統計法及表列法彙類分析而加以解釋”。（《嶺南及怡樂村九十女工生活狀況》）總體說來，1930年代嶺南大學社會學繫的學位論文，並未遊離於當時流行一時的“統計型調查”的軌跡之外。

1948年，楊慶堃辭去華盛頓大學社會學繫的教職回國，被聘為嶺南大學社會學繫主任。在嶺大期間，楊慶堃指導學生對學校東側的鷺江村進行了深入的調查。這次調查與以往的不同在於，沒有沿襲“統計型調查”的傳統，而是采用“社區研究法”。深受結構功能主義區位學派影響的楊慶堃，對芝加哥學派的人文區位理論、社區研究方法頗有心得。為了讓學生們更全面地了解社區研究法的精髓，楊慶堃在社會學繫內專門開設了“社會調查”、“專題研究”等課程，將林德（Lynd）所著的社區研究的名著“The Middle Town”列為參考書。選修“專題研究”課的學生雖不足10人，但每人都會選定一個研究項目，作為其學年論文或畢業論文的題目，其中又以有關鷺江村的調查研究項目為主。劉耀荃在其畢業論文《鷺江村的權力結構》中，寫出了自己對於社區研究法的理解：“不單滿足於在一定時空坐落中，去描畫出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同時還可以從社區各制度的相互關繫上，看出這個社區內社會結構配合的原則；這就是以全盤社會結構的格式作為研究對像的研究方法”。在楊慶堃的帶動下，嶺大社會學繫的部分同學逐漸認識到，應將他們所調查的社區視作一個有機體；他們調查的主要目標沒有止步於收集和統計數據上，而是要有意識地探究社會事實的存在原因和分析社會各部分的相互關繫，進而從制度和組織的層面探討中國社會變遷的理論，“用事實的辨證，去推求理論原則的意義”。為了探尋歷史的變遷，鷺江村的調查活動非常重視對歷史材料的收集和利用。楊慶堃不僅將該村的車、莫兩姓的族譜拍攝下來，還請學生將《莫氏族譜》手抄了一遍（正寶傑：《關於鷺江村調查的回憶》，《廣州文史資料》第十三輯）。正寶傑的《鷺江村家族與祭禮調查》一文，以這兩部家譜為主要材料，專門安排兩個章節，詳細論述了兩個家族的歷史。隨著鷺江村調查的逐步展開，其學術影響力亦越來越大。1949年春，美國芝加哥大學人類學教授魏德菲爾德（Redfield）由楊慶堃陪同，專門視察了這個田野點。1950年代，楊慶堃還依據鷺江村的田野素材，寫出了“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和“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兩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方社會學界在研究中國社會的過程中以歐美經驗為標準“削足適履”的做法。

楊慶堃在大力提倡“社區研究法”的同時，並沒有排斥統計型的社會調查。通過他指導的兩篇學位論文《四十個星加坡華僑雛妓的研究》和《醫藥社會工作——南京中央醫院社會服務部》，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他對社會統計學的“敬畏之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從統計型的“社會調查”到社區研究式的“社會學的調查”的轉變過程，並非如想像的那麼簡單。

中山大學社會學繫成立於1931年。該繫甫一建立， 即“注重中國社會之研究，近代（社會）史的研究，其治學方法，一、二年級重基礎理論之學習，三、四年級注重實際問題及專家學說之探討”，曾專門開設《社會調查》課程，並組織社會調查團到碼頭工人宿舍、南石頭政治犯監獄等地做調查。（梁山等：《中山大學校史：1924~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45頁）但由於戰亂等諸多原因，目前保存下來的學位論文均完成於1947~1949年間。這些論文由劉榘、岑家梧、董家遵等教授指導，調查的重點在社會組織方面，關注的區域主要是湘粵交界地區和珠江三角洲。中山大學一向有調查湘粵交界地區的傳統。早在1936年，楊成志教授就曾帶領研究生到粵北進行瑤族調查，出版了《廣東北江傜人調查報告專號》和《粵北乳源傜人調查報告》等專著。1940年，學校一度遷至粵北坪石，更為這一傳統的延續提供了不少便利。歐陽錞的《湘南傜山考察報告》即是這一脈絡下的產物。這是一篇非常優秀的學位論文，文章從種屬來源、經濟生活、社會組織、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歌謠故事、語言等方面，對湘南傜族進行了全面而細致的考察，還將調查中收集到的重要地方文獻如《過山榜》、《先皇安傜碑記》、《禁令》等作為附錄，置於文後，為後人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線索。

1950年代，社會學學科的撤銷，並沒有株連到相關檔案資料的保存。雖然幾乎可以肯定，目前在中山大學圖書館見到的這些由學生完成的社會調查，並非兩校曾經做過的所有調查的全部，但是即使是存留的部分，也足以見證中山大學重視“田野調查”學風的薪火相傳。1920年代末開始的“民俗學運動”，以及之後由楊成志、江應梁等人類學學者組織的“西南民族暨南洋民族與文化”調查計劃，均為這種風氣的成型起到了舉足輕重的推動作用。在本卷所收錄的學位論文中，由著名民俗學家羅致平教授指導的《潮州民俗的搜集與研究》、《廣州市民間禁忌語之初步研究》、《廣州禁忌的研究》和《廣東不落家婚俗的研究》幾篇論文，即是民俗學脈絡的代表。

多學科參與田野調查一直是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非常重要的學術傳統。1993年，法國年鋻學派第三代領導人勒高夫（J. le Goff）應邀來到中山大學歷史繫訪問，在了解了中山大學的學術傳統之後，提倡建立一門叫作“歷史人類學”的新興學科。2004年11月，*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在中山大學正式掛牌，它既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跨學科綜合研究的產物，也是中山大學固有學術積累的深刻體現。目前，“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取向已逐漸成為眾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共識。當我們追溯學術繫譜之時，收錄在本卷中的60篇學位論文，無論如何都應在其中留有一席之地。

本卷的編輯工作，始終得到了中山大學圖書館和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李文海教授、夏明方教授、黃興濤教授，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的陳春聲教授、劉志偉教授和廈門大學民間文獻研究中心的鄭振滿教授，也一直在百忙之中給予了鼓勵和關注。在此一並致以衷心的謝忱。

編者程煥文、吳滔

2010年10月於康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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