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曾更名光漢，號左庵，生於江蘇儀征，儀征劉氏是晚清有名的經學世家，劉師培的曾祖劉文淇，祖劉毓崧，伯父壽曾，以三代相續共注一部《春秋左氏傳》而飲譽學林。劉師培本人每每也以家學第四代傳人自居，“予束發受經，思述先業”。他一生治學生涯，錢玄同把它分為兩期，以1908年為界，“劉君著述之時間，凡十七年前九年癸卯，迄民國八年己未（1903—1919）。因前後見解之不同，可別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為後期。姑較言之，前期以實事求是為鵠，近於戴學，後期以竺信古義為鵠，近於惠學；又前期趨於革新，後期趨於循舊”。錢玄同對劉師培治學的階段性劃分是正確的。由於《左氏》學是劉氏家學，所以劉師培對《左傳》用力頗勤，前期曾著有《讀左札記》、《春秋三傳先後考》、《左氏不傳春秋辨》、《周季諸子述左傳考》、《左氏學行於西漢考》、《史記述左傳考自序》、《司馬遷左傳義序例》等。劉師培受家學傳統及當時西學東漸的影響，所以前期治《左傳》，視角新穎，視野開闊，建樹頗多，深受時人的器重。本文將以“問題”為中心，從學術史的角度對劉師培前期治《左氏》學，作一學理的梳理。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曾更名光漢，號左庵，生於江蘇儀征，儀征劉氏是晚清有名的經學世家，劉師培的曾祖劉文淇，祖劉毓崧，伯父壽曾，以三代相續共注一部《春秋左氏傳》而飲譽學林。劉師培本人每每也以家學第四代傳人自居，“予束發受經，思述先業”。他一生治學生涯，錢玄同把它分為兩期，以1908年為界，“劉君著述之時間，凡十七年前九年癸卯，迄民國八年己未（1903—1919）。因前後見解之不同，可別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為後期。姑較言之，前期以實事求是為鵠，近於戴學，後期以竺信古義為鵠，近於惠學；又前期趨於革新，後期趨於循舊”。錢玄同對劉師培治學的階段性劃分是正確的。由於《左氏》學是劉氏家學，所以劉師培對《左傳》用力頗勤，前期曾著有《讀左札記》、《春秋三傳先後考》、《左氏不傳春秋辨》、《周季諸子述左傳考》、《左氏學行於西漢考》、《史記述左傳考自序》、《司馬遷左傳義序例》等。劉師培受家學傳統及當時西學東漸的影響，所以前期治《左傳》，視角新穎，視野開闊，建樹頗多，深受時人的器重。本文將以“問題”為中心，從學術史的角度對劉師培前期治《左氏》學，作一學理的梳理。
劉師培在晚清的學術論著，時時流露出學派的成見，但是劉師培的家派門戶壁壘觀念遠遜於章太炎和康有為。對經學史上諸問題的論述比較平穩，少有偏激，主要從歷史分析的角度來考證，他的一些論斷至今為多數學者所引證。劉師培前期在研究《左傳》方面取得的成就，這與他所處的學術背景，學術淵源及個人的學術革新意識是分不開的，正由於這些因素，纔足成了劉師培治《左氏》方法上的創新，學術方法的創新，是劉師培之所以學有所成的主要原因。
劉師培少承家學，“未冠即耿思著述，服膺漢學，以紹述先業，昌洋揚州學派自居”。作為晚清揚州學派殿軍的劉師培，繼承了揚州學派的治學傳統，兼收吳、皖兩派的治學長處，不分漢、宋，今、古，不立門戶，治學貴主“通”。揚州學派今古文師並存，各尊所聞，並行不悖，所以南桂馨說：“揚州諸師實繫天下樸學之一線，主古文者有之，主今文者有之，風雨晦明，彼此推挹，各自成其述作，而家法井然不淆，初不謂有此即可以無彼也，文達之教然也。”這一學風在劉師培身上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體現。劉師培多次說到要做“通儒”鄙斥“僅通一經，確守家法者，小儒之學也。”認為“通儒”實為“旁通諸經兼取其長者，通儒之學也”。劉師培本人博覽群書，精通經史子集，而且與同時代人相比，西學造詣頗深，可謂“學貫中西”，這正反映了他力主做“通儒”的願望。劉師培雖承家學，重古文，但是並不排斥今文，“緣劉君不反對今文經說，而反對今文家目古文經為偽造及孔子改制托古之說也”，錢玄同此語實為知音之言。劉師培不囿於一經一傳，不立門戶之見，對《春秋》三傳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學術觀點，發現了一些新的學術問題，為《左傳》研究打開了思路，如對三傳的行文進行比較以及述史方面的相互影響，他提出《左傳》成書早於《公》、《谷》。他還構思了《左傳》研究的學術方向，“今觀左氏一書，其待後儒之討論者，約有三端：一日禮，二日例，三日事”，又“三書若成，則左氏之學必可盛矣”。這種實事求是地梳理《左傳》演變過程的研究思路，正是中國學術近代化的重要表現，同時也說明了劉師培是中國傳統學術向近代學術轉變的積極推動者、實踐者。 “以子通經”是劉師培研究《左傳》的又一大特點。正是以這一方法貫穿了《左傳》研究，纔大大開拓了劉師培研究《左傳》的思維空間。劉師培研究《左傳》與研究諸子學聯繫起來，對它們之間進行相互印證，《左傳》在流傳中訛誤，可以在一些諸子書中找到原始的《左傳》文本，以恢復《左傳》的真實面貌。“以子通經”方法之所以可以實現，與清代諸子學復興的學術背景是分不開的。如汪中著《荀卿子通論》、孫星衍著《墨子序》、俞樾著《諸子評議》、孫詒讓著《墨子閑詁》、王先謙著《韓非子集釋》等，一時蔚為風氣。劉師培先輩也十分重視諸子學的研究，《墨子》、《韓非子》、《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論衡》等都是他們的研究範圍，劉毓菘曾著有《經傳史乘諸子通義》。當然清代的諸子學還隻是經學的副產品，僅限於校勘的階段，少有發揮義理，但是它畢竟為後人進一步研究諸子學準備了學術資源。劉師培就是受惠於這樣的學術環境。
劉師培在晚清的學術論著，時時流露出學派的成見，但是劉師培的家派門戶壁壘觀念遠遜於章太炎和康有為。對經學史上諸問題的論述比較平穩，少有偏激，主要從歷史分析的角度來考證，他的一些論斷至今為多數學者所引證。劉師培前期在研究《左傳》方面取得的成就，這與他所處的學術背景，學術淵源及個人的學術革新意識是分不開的，正由於這些因素，纔足成了劉師培治《左氏》方法上的創新，學術方法的創新，是劉師培之所以學有所成的主要原因。
劉師培少承家學，“未冠即耿思著述，服膺漢學，以紹述先業，昌洋揚州學派自居”。作為晚清揚州學派殿軍的劉師培，繼承了揚州學派的治學傳統，兼收吳、皖兩派的治學長處，不分漢、宋，今、古，不立門戶，治學貴主“通”。揚州學派今古文師並存，各尊所聞，並行不悖，所以南桂馨說：“揚州諸師實繫天下樸學之一線，主古文者有之，主今文者有之，風雨晦明，彼此推挹，各自成其述作，而家法井然不淆，初不謂有此即可以無彼也，文達之教然也。”這一學風在劉師培身上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體現。劉師培多次說到要做“通儒”鄙斥“僅通一經，確守家法者，小儒之學也。”認為“通儒”實為“旁通諸經兼取其長者，通儒之學也”。劉師培本人博覽群書，精通經史子集，而且與同時代人相比，西學造詣頗深，可謂“學貫中西”，這正反映了他力主做“通儒”的願望。劉師培雖承家學，重古文，但是並不排斥今文，“緣劉君不反對今文經說，而反對今文家目古文經為偽造及孔子改制托古之說也”，錢玄同此語實為知音之言。劉師培不囿於一經一傳，不立門戶之見，對《春秋》三傳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學術觀點，發現了一些新的學術問題，為《左傳》研究打開了思路，如對三傳的行文進行比較以及述史方面的相互影響，他提出《左傳》成書早於《公》、《谷》。他還構思了《左傳》研究的學術方向，“今觀左氏一書，其待後儒之討論者，約有三端：一日禮，二日例，三日事”，又“三書若成，則左氏之學必可盛矣”。這種實事求是地梳理《左傳》演變過程的研究思路，正是中國學術近代化的重要表現，同時也說明了劉師培是中國傳統學術向近代學術轉變的積極推動者、實踐者。 “以子通經”是劉師培研究《左傳》的又一大特點。正是以這一方法貫穿了《左傳》研究，纔大大開拓了劉師培研究《左傳》的思維空間。劉師培研究《左傳》與研究諸子學聯繫起來，對它們之間進行相互印證，《左傳》在流傳中訛誤，可以在一些諸子書中找到原始的《左傳》文本，以恢復《左傳》的真實面貌。“以子通經”方法之所以可以實現，與清代諸子學復興的學術背景是分不開的。如汪中著《荀卿子通論》、孫星衍著《墨子序》、俞樾著《諸子評議》、孫詒讓著《墨子閑詁》、王先謙著《韓非子集釋》等，一時蔚為風氣。劉師培先輩也十分重視諸子學的研究，《墨子》、《韓非子》、《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論衡》等都是他們的研究範圍，劉毓菘曾著有《經傳史乘諸子通義》。當然清代的諸子學還隻是經學的副產品，僅限於校勘的階段，少有發揮義理，但是它畢竟為後人進一步研究諸子學準備了學術資源。劉師培就是受惠於這樣的學術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