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鳳池日記的出版史料價值（代序）
葉新
在商務印書館早期老中，就地位而言，總經理夏瑞芳之濟、高鳳池二濟（1867—1959），1901年投資商務，次年加入商務，曾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高鳳池（1863—1950），字翰卿，1897年投資創辦商務， 1905年加入商務，曾任發行所所長、經理、總經理、監理等職。在總經理夏瑞芳 1914年初被暗殺之濟和高鳳池均以董事身份，各自從編譯所所長、經理的任上開始走上管理崗位， 1926年、1927年兩人分別以監理身份退休，共事十二年之久，其關繫合作而不和諧，幾致破裂。
高鳳池出生於1863年（一說是1864年），1950年以87歲高齡去濟晚四年出生，1959年去世時已92歲。與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印有模等商務高層不同的是，兩位均屬於長壽之人。大略說來，對早期商務印書館高層的研究濟為多，然後是王雲五，接著是夏瑞芳，而鮑咸恩、鮑咸昌、印有模少有問津，高鳳池則目前尚未發現單篇之論述。
濟和高鳳池而言，雖然兩人在商務的地位相當，但並不意味著學術界對他們的重視程度相等濟身後特別是近四十年被推崇的境遇不同，高鳳池的身後相當地落寞，幾不被人所濟的有關研究汗牛充棟，而高鳳池的有關研究則寥寥無幾，即使有，也是濟的襯托而出現，應該是後者史料極少之故。長期以來，濟的肯定、推崇不同，老一輩出版人、出版學界對高鳳池長期持否定態度，比如章錫琛認為高鳳池“是個沒有文化的工人出身，沒有夏瑞芳的纔干，卻自高自大，一貫以創業的老板自居，為職工所不滿”，簡直是一無是處，似乎為以後的有關評價定了基調。是不是學術界對高鳳池的態度也存在有失公允之處呢？這種缺憾是不是史料缺乏所致呢？
2020年上半年，筆者偶爾在1939—1941年的《明燈道聲非常時期合刊》《明燈》等雜志上發現了高鳳池1930—1935年之間的日記摘抄並進行整理，發現其文筆流暢、感悟深刻，並非章錫琛所謂的“沒有文化”之人。其日記內容主要涉及上海的宗教生活、孤兒教育、慈善事業、藥房經營等方面。雖然高鳳池已於1927年從商務印書館監理任上退休，但還是長期擔任董事，因此日記中也有與出版有關的史料，其中有些內容不無重要。現就這些內容做簡要的史實梳理和歸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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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濟的記載和評價
<濟和高鳳池在商務印書館的管理層面共事 12年之久，共事而不和諧，其經歷對雙方而言都不甚愉濟 1920年辭去經理職務之後，在給好友梁啟超的回信中提到自己辭職的理由：
緣與總經理高君翰卿宗旨不合，弟意在於進步，而高君則注重保守。即如用人，弟主張求新，而高君則偏於求舊。隱忍五年，今乃爆發。
因此他和高鳳池之爭實際上是進步與保守之爭，是用人新舊之爭，事關全國乃至遠東、位居世界前三位的商務印書館應往何處去的重大選擇。畢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背景下，商務印書館已呈落後、保守之態勢。
濟以退為進，逼迫高鳳池和自己同居監理之位，鮑咸昌擔任虛職性的總經理兼印刷所所長，書生派的李撥可、教會派的王顯華同為經理，又聘請王雲五擔任編譯所所長，為把商務帶向更加遠大的前景做了較好的制度安排，順應了歷史潮流。
以往論述中對高鳳池的評價，都濟、陳叔通、章錫琛或者他人之口說出。而高鳳濟的親口評價、對自身出版生涯的敘述幾無記載，略見於《本館創業史》，也就是說在以往對張高之爭、書生派和教會派之爭的研討中，完全是一邊倒的態勢，沒有來自高鳳池一方的“呈堂證供”或者“自辯”。這次對高鳳池日記的發現，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在已發表的日記中，高鳳池也有一些記錄涉及濟的往來，以濟的評價。高鳳池在 1930年 3月 25日的日記中寫道：
張菊生君來托介紹其遠族孤孩至孤兒院讀書，據言：該孩四歲，父亡母不能守，該嫡派隻此一孩，故欲設法栽培之。按菊翁對宗族極為重視，聞其譜繫、祠堂、祠產等事，因修輯整理，頗費心力。又承其面贈商務在印之《百衲本二十四史》樣本一冊。聞此出菊翁積年累月，向各方搜集善本，日夜校閱，標注武英殿版舛誤之處甚多。頻年以來，專事搜集海內孤本舊書，校刊影印，一方保存國粹，不使湮沒，一方利用商務設備，發展其志願。
上述內容談了兩件事：濟想介紹他年僅四歲的遠族孤兒到高鳳池創辦的上海龍華孤兒院讀書，引發濟極為重視譜繫、祠堂、祠產等宗族之事的贊同；濟與其見面時送了商務印書館正在印刷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樣本一冊，也就濟正在從事的古籍搜集、校勘、影印和出版工作，為的是“保存國粹”。
1929年 11月，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鮑咸昌病逝，其職位 1930年 2月由王雲五接替，但他提出出國考察半年後履職。 1930年 9月 9日王雲五回到上海， 9月 11日即向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提出了科學管理計劃。高鳳池在 9月 12日的日記中提到董事會的開會內容：
下午六時，商務之董事會開於香港路銀行俱樂部。王雲五君於本年二月間往歐美考察工廠管理法，今事竣，於前日返國，將經過情形報告一切，大致此後公司決定用科學管理。又詳述設立研究科、工力比較科、成本會計科、預算科等十二項。又會議時，張菊生君提出總經理王君薪水之外，加贈公費，經理李、夏二君加贈公費洋。餘因上次經理加薪，大鬧工潮，時未一載，又欲提出此種新名目，恐再惹起工潮，故起而勸阻，張、王二君辯駁甚劇。
在上海的銀行俱樂部舉行的是商務印書館第 376次會議，由董濟主持。王雲五提出的科學管理計劃總計有 2萬字之多，涉及 12項內容，但彙報時隻是簡略提到了大致內容。濟年譜長編》還提到，此次董事會會議在此之外，還有其他議題：
請王擬具改良總務處組織草案，先生提議自本月份起，仍由公司致送王雲五公，致送李撥可、夏鵬二經理各公。議決照辦。
這實際引自《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會議記錄簿》（稿本，商務印書館藏），原文標明此次加薪是月薪，即王雲五每月加薪，而不是一次性加薪。在1930年1月23日舉行的商務印書館董事會第369次會議，剛確定王雲五的月薪為，而到同年9月其月薪即增加到1.
因此濟的加薪提議，此次會議討論雖然照辦，但並非沒有反對的聲音。對經理層加薪鼓勵，涉及的人雖少，但其後果可能甚大。當時的商務，屢有工潮發生，均是底層工人要求改善待遇，增加薪水。高鳳池恐怕管理層動輒每月的加薪，會再次引起工人的不滿，也許是出於個人意氣恩怨，因此起而反對。提濟和受益的王雲五對此加以辯駁，加薪的提案終獲通過。高鳳池在當日記下此事，終於九年之後公開。
……如濟的人纔觀是“喜新厭舊”，那麼高鳳池的人纔觀是什麼呢？請看他 1935年 7月 27日的日記：
事業成敗，全繫人纔，已如上言，故事業需纔，猶魚之需水。凡事得其人未有不成，失其人未有不敗，此先哲先賢所垂訓也。然而“知人善任”四字豈易言哉？在自己要有卓識之目光、寬大之胸襟，對他人既知其長，亦當知其所短。凡誇者未必有真纔，貌親者每懷詭詐。故曰：纔不如德，巧不如誠，勇敢不如有恆，口辯不如沉樸。陸宣公曰：“聽其言未保其行，求其行或遺其纔。校勞（者）〔考〕則巧偽繁生，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售真）〔容其〕偽。”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餘與某公共事多年，欽佩其纔略智能，因其愛護公司之切，望治之殷，慕纔若渴，有饑不擇食之概，加以性之卞急，一般巧佼急進、持有片長者，乃效毛遂自薦，爭露頭角，偽媚飾非，初則如魚得水，相見恨晚。惟某公繫飭躬勵行，亢直端嚴，若輩又輕率浮躁，驕矜好名，大似齊王好竽，客乃善瑟，格格不相入，枘鑿日甚，求時相見恨晚，拒時惟恐去之不速。觀人之難，用人不易，猶如此哉！
在上述段中，高鳳池提到了人纔對事業成敗的重要性。但是就自己從事多年管理的經驗而言，他認為難在管理者“知人善任”，要將是否德誠作為用人的標準。
在第二段中，他提到了共事多年的“某公”，顯然濟。也許當時日記所記是真名，隻是發表時改了，也未可知。在此，高鳳濟的纔略智能、愛護公司、飭躬勵行頗有欣賞之意，但又認為其用人存在偏頗之濟急於用人，因此被一些有纔無德之人所利用，後反受其害。因此，他發出了“觀人之難，用人不易”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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