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理學破案手冊》講述的是關於化學和刑偵、毒藥和謀殺的迷人故事，作者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終身顧問、普利策獎得主，她通過11種具有代表性的毒物和相關著名案件的偵破，簡述了毒理學這門現代科學在20世紀20年代的誕生以及隨後的應用。
    在20世紀初的紐約，毒物為完美犯罪提供了一條捷徑。因為幾乎沒有什麼辦法能檢測出尸體中的有毒物質，下毒者在用毒藥解決麻煩後可以逍遙法外，以至於下毒殺人盛極一時。當時，科學在坦慕尼協會控制的驗尸官辦公室裡沒有一席之地；而且腐敗猖獗，死亡證明由警察出具，隻要買通，死者哪怕七竅流血也會是“自然死亡”。此外，20世紀初的工業創新使得大量現代毒藥湧入美國，為聰明的下毒者創造了新的機會，也為早期的法醫偵探帶來了新的挑戰。普通人為情為財下毒害命，更可怕的是，美國政府為了禁酒，公然在酒類飲品中下毒……
    所幸，1918年，一位超凡的病理學家查爾斯•諾裡斯排除萬難獲得聘用，成為紐約首位訓練有素的藥物檢測者，隨之，下毒遊戲永遠地改變了。諾裡斯甫一上任，就招募了天纔的化學家亞歷山大•格特勒，二人一起創建和領導了該市shouge毒理學實驗室。在他們的努力下，毒理學在美國成為一門令人敬畏的科學，他們開拓性的科學偵察工作，不僅讓許許多多下毒者無所遁形，也讓司法繫統面目一新，而他們培養的人纔也散布到美國各地成為法醫辦公室的負責人和中堅力量。諾裡斯和格特勒以自己的科學貢獻，成為美國乃至全球毒理學的先驅和司法的守門人。
    本書出版後在美國大受歡迎，由作者編劇，拍成了同名紀錄片。

序言  下毒競賽
一、氯仿（CHCl3）： 一九一五
二、甲醇（CH3OH）： 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
三、氰化物(HCN,KCN,NaCN)： 一九二至
一九二二
四、砷（As）： 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
五、汞（Hg）：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
六、一氧化碳（CO），部分： 一九二六
七、甲醇（CH3OH）： 一九二七
八、鐳（Ra）： 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
九、乙醇（C2H5OH）： 一九三至一九三二
十、二氧化碳（CO2），第二部分： 一九三三至
一九三四
十一、鉈（TI）：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
結語  可靠的毒藥
作者的話
致謝
本手冊閱讀指南

序言   下毒競賽

直到十九世紀早期，還極少有工具可以檢測尸體中的有毒物質。有時候，調查者會從死亡之前的極度痛苦推斷出毒物，或者通過將受害者的後一餐喂給動物來立案，但更常見的情況是，下毒者會逍遙法外。其結果就是下毒殺人盛極一時。毒殺在消除揮之不去的困難——比如富有的父母活得太長這類情況——時是如此常見，因此法國人給化學成分砒霜起了個綽號，叫“繼承藥粉”。

一八年代的化學革命改變了這類謀殺的相對容易性。科學家們學會了分離和辨認組成地球上生命素與化合物，並逐漸建立了一份目錄：素周期表。一八四年，鈀、鈰、銥、素被發現；一八七年，鉀和鈉被分離出來；一八八年分離出了鋇、鈣、鎂和鍶；氯的分離則是在一八一年。研究者們一旦了解素，便會進一步研究其相應的化合物，素是如何結合在一起，成為獨特的化合物或者常見物質的，例如鈉氯化合物就產生了基本的食鹽（NaCl）。

研究基礎化學的科學先驅們不會專門考慮毒藥的事。但其他科學家會。一八一四年，在這波科學發現的熱潮當中，西班牙化學家馬修·奧菲拉出版了一部有關毒藥及其檢測的專著，也是同類書中的部。奧菲拉懷疑，像砒霜這樣的金屬性毒物在人體組織中可能是zuirongyi檢測的，他由此出發展開了研究。到
十九世紀三十
年代末，已經發展到了進行分離砒霜的首次實驗。十年之內，更加可信的實驗被設計出來並且成功地應用於刑事訴訟。

然而，正是這種使分辨老式毒藥成為可能的科學原理，也讓新式毒藥的致命組合變得唾手可得。嗎啡在一八四年被分離出來，同一年，鈀被發現。一八一九年，從亞洲馬錢樹（拉丁文名字Strychnos nux vomica）的種子裡提取出了馬錢子堿。致命化合物毒芹素也於同一年從鐵杉中分離了出來。化學家在一八二八年從煙葉中巧妙地提取出了尼古丁。被一位毒理學家描述為“高純度狀態下可能是人類已知zuiju潛力的毒藥”的烏頭堿，於一八三二年在開著美麗花朵的附子類植物中被發現了。

盡管研究者們已經學會分離這些生物堿——其中混合著部分氮的有機（碳基）化合物——他們卻並不知道如何在人體組織裡找到這些毒藥。奧菲拉本人進行了一次又一次失敗的嘗試，擔心這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一位惱火的法國檢察官，在十九世紀中葉一個涉嫌用嗎啡謀殺的審判中宣稱：“從此以後，我們可以告訴未來的那些投毒者，不要使用金屬性毒物了，因為它們會留下痕跡。用植物性毒藥吧……什麼都不用怕，你的罪行不會遭到懲罰。沒有犯罪事實（物理證據），因為根本沒法發現它。”

由此開始了一場致命的貓鼠遊戲——科學家和下毒者成為敵人，要在智力上一較高下。一把槍也許會在盛怒之中開火，一塊石頭會被不小心扔出去，一把鐵鏟會在盛怒中揮起來，但致命的毒藥卻需要精確的算計。因此，一點也不令人意外，當砒霜這樣的金屬性毒物在人體內已經可以檢測到時，明智的殺人者都對它們退避三舍。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一項關於毒藥訴訟案的調查發現，砒霜殺人案在下降。同時，更加棘手的植物類堿在殺人犯中變得更流行了。

作為回應，科學家們也加緊了在人體組織中捕捉生物堿的努力。終於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 一位離群索居又專心致志的法國化學家讓S斯塔弄清楚了如何從尸體中分離出尼古丁，一種煙草裡的植物堿。其他植物性毒藥很快變得更易獲得，這下化學家們能夠為刑事調查提供新的幫助了。於是，毒理學日益成為需要被認真對待的領域，尤其是在歐洲。

相關知識與科學測定方法跨越大西洋傳到了美國。一八九六年問世的《法醫學與毒理學》一書，由紐約一位化學家和一位法學教授合寫，記錄了科學家與謀殺者之間依然激烈的競賽。在紐約一個值得注意的案例中，一位內科醫生用嗎啡殺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後將顛茄滴入她的眼睛，以消除會暴露實情的瞳孔收縮。直到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家魯道夫·維特豪斯，一八九六年那本書的作者之一，在法庭上用同樣可怕的方法向陪審團證明了這個過程，那位內科醫生纔被定罪。維特豪斯承認，那番演示中的表演技巧與科學成分不相上下，毒理學仍然是一個充斥著“無法回答的問題”的原始研究領域。

在二十世紀早期，工業創新讓大量現代毒藥湧入美國，為聰明的下毒者創造了新的機會，也為該國早期的法醫偵探帶來了新的挑戰。嗎啡進入了治療嬰兒牙痛的藥品目錄，鴉片成為常規處方鎮靜劑，砒霜則是從殺蟲劑到化妝品幾乎任何東西裡的成分之一。汞、氰化物、馬錢子堿、水合氯醛、氯仿、硫化鐵、乙酸鉛、石炭酸等，新的化學產品擺滿了醫生辦公室、商店、家裡、藥房和雜貨店的貨架。一戰期間，毒藥成了作戰武器，為一戰贏得了“化學家戰爭”之名。伴隨著禁酒令的開始，一場新的化學戰爭在釀造私酒者與官方化學家之間激烈展開，後者努力使私酒成為一種致命的混合物。在紐約煙霧繚繞的爵士酒吧裡，每一輪雞尾酒的調制都變成了一場俄羅斯輪盤賭。

幾乎還未成型的毒理學根本無法與毒藥的泛濫同步。雖然幾位頑強的研究者一直在出版相關指南並編撰這一學科的教科書，但仍然有太多的新化合物並未得到分析，而大多數醫生對這一學科知之甚少，或者毫無相關訓練。

砒霜的故事

一九二二年夏天的天氣一直像報紙上說的那樣“晴朗”，天空蔚藍，氣溫徘徊在八十華氏度左右。七月的後一天，正如莉蓮·戈茨的母親永遠不會忘記的那樣，又是一個溫暖的早晨。她要給十七歲的女兒莉蓮做午餐便當，可是姑娘拒絕了。天太熱，喫不了多少，她說，她在小喫店弄個快餐三明治就行了。

莉蓮在一家服裝公司做速記員，公司在第二十五大道和百老彙街繁華的角落上那座湯森大廈裡占據著幾間辦公室。附近有許多快餐店，夾在辦公室、商店和小酒館之間。莉蓮像她的許多同事一樣，經常走路去謝爾本快餐店，就在百老彙街上往南半個街區。

謝爾本快餐店為辦公樓提供餐飲服務，早晨開門，下午很早就打烊。頭戴明艷的夏帽、身穿時尚短裙的速記員和秘書，穿著黑色定制西裝的商人與業務經理，每天都聚集在它的木制櫃臺和小方桌邊，匆忙地喫完新烤的面包卷加熱湯、三明治、咖啡和一塊這家面包店著名的桃子蛋糕或漿果派，就算是一頓飯了。

根據警方的報告，七月三十一日，莉蓮要了一份牛舌三明治、咖啡和一個越橘派。就是這個越橘派要了她的命。

下午早些時候，在謝爾本快餐店喫過午餐的六十個人被緊急送往了醫院，到那天結束時，其中六人死亡，包括莉蓮·戈茨。救護車的尖叫聲在下百老彙街響得那麼頻繁，以致許多人擔心是不是整座城市都著了火，驚恐萬狀地給警察打電話。

莉蓮工作的湯森大廈，是一座建於一八九六年的新古典主義建築，平常散發著石灰石自帶的一種平靜莊嚴之感，現在卻成了歇斯底裡場面的布景。十二層樓上每一層都有上班族倒下，悲慘地抽搐、嘔吐、喘息。攜帶著洗胃器的醫生們急匆匆從這層樓跑到那層樓，在病危者之間穿梭，整個大廈至少有十個洗胃器在使用。用當地報紙上那激動的字眼說：“隨著雇員一個接一個地臉色發白又變青，開始抱怨劇痛，恐慌籠罩了湯森大廈的某些樓層。”

漸漸地，醫生們開始對比病人的癥狀、記錄和經歷。這讓他們意識到兩件事： 每個受害者都曾在謝爾本快餐店喫過午餐，幾乎所有人都喫了作為甜點的黑莓派或越橘派。醫生給衛生局和法醫辦公室打了電話，報告了他們的懷疑。

翌日，查爾斯·諾裡斯和衛生專員弗蘭克·摩納根發表了聯合聲明。在謝爾本的餡餅皮和面包卷裡發現了砒霜。補充檢測表明，餐館裡儲存的所有配料——面粉、黃油、鹽——都不包含任何毒物。因此，調查者懷疑砷是面團和好之後加入的，也許放進了儲存在廚房冰箱裡的那個蓋面碗裡。

換句話說，諾裡斯和摩納根一致認為，這不是廚房裡的一次意外，比如面包師使用了被含砷殺蟲劑污染過的谷物面粉。是有人策劃了這一切：“食物被惡意地下了毒。”

知道了毒物絕不等於知道了兇手。警方倒希望如此，他們不知道是誰干的。不知道為什麼有人會想要傷害一個為貼補家用而出來打工的十七歲速記員，她的母親一次又一次告訴警察，她隻希望，隻希望自己做了那個午餐便當。

前一年的十月，在同樣令人揪心的一次意外中，在金融區一家餐館喫午餐的兩位主顧也死於砒霜中毒。在靠近自由街老郵局的那家小喫店裡，衛生檢查員起初懷疑是食物中毒，但隨後亞歷山大·格特勒在兩個人的體內都分離出了致命劑量的毒藥。

警方沒能確定在老郵局的那家午餐店裡殺人的嫌疑犯，甚至連懷疑的目標都沒有。也許正因為如此，人們已不再去那個餐館，它現在已經關門停業。警察局初表達的擔憂之一就是，同一個下毒者現在轉移到了百老彙，這個殺手就是享受致人死亡的感覺，就像——警察推測是——依然臭名昭著的讓·克羅內那種人。

幾年以前，克羅內在芝加哥鬧市區的一家高級大學俱樂部擔任總廚助理。業餘時間，他參加了該市一個活躍的無政府主義團體，直言不諱地反對政府的壓迫，認為政府毀了這個國家。但他的政治觀點無法解釋——無論是對他的廚房同事還是政治同盟——他為什麼要在一九一六年二月十日為紀念天主教會主教的晚宴做醬汁時，往肉湯裡加了點沒有用量限制的砒霜佐料。

參加晚宴的三百人中有七十五人很快就病得很厲害。隨後，在驚聲大叫的急救人員和嚇壞的就餐者引起的極度混亂中，克羅內款款走出了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