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世紀80年代出現艾滋病以來，人類社會在面對這一挑戰的時候，先後出現了四種不良傾向。
第1種傾向是把艾滋病“道德化”了，認為艾滋病是對於“性混亂”的懲罰，艾滋病感染者是“咎由自取”。這種傾向在艾滋病傳播的早期非常盛行，到21世紀開始衰亡，目前已經沒有多大的市場。
第二種傾向是把艾滋病“社會性別化”，片面地強調男男性行為是艾滋病傳播的主要渠道。自21世紀以來，這種傾向在發達國家日漸式微，但是在我國仍然有一定的市場。
第三種傾向是把艾滋病“災難化”，過度誇大艾滋病傳播的速度與規模，因而錯誤地宣揚：艾滋病傳播必定會給國家、經濟、社會和人民帶來滅頂之災。這種傾向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曾經流行，到2010年纔逐漸淡化。
第四種傾向是“唯醫學化”，認為艾滋病隻是一種傳染病，僅僅依靠醫學和公共衛生手段就足以遏制其傳播。這種傾向在防治艾滋病的各個領域中一直表現得很明顯。
正是為了消除上述四種傾向所帶來的不良影響，社會學者纔獲得了參與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歷史機遇。
早在20世紀末，國際學者、國際組織和具體工作者就發現了這樣兩個問題。其一，上述的前三種傾向危害較大，但是純粹醫學和公共衛生領域的學者與工作者由於學科所限很難與之抗衡，急需更加專業的人員參與進來。其二，艾滋病傳播者和感染者都是生活在具體的社會情境之中的，醫療與預防的各種工作也開展於其中；但是，同樣由於學科所限，醫學與公共衛生領域的人員也很難解決這方面出現的各種問題。
於是，國際上開始呼吁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積極參與到防治艾滋病的研究與工作中來。在我國，這一進程開始於2000年，當時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合作開展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它不僅是當時艾滋病防治領域大的國際合作項目，而且在我國也是第1次大規模地引進社會科學家參與這樣的工作，還設立了專項基金，支持社會科學的研究項目與具體工作。在這樣的背景下，由本叢書的主編之一景軍教授牽頭，2003年召開了第1次社會科學家參與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學術研討會，其中的主力就是社會學家。
此後，在長期實踐中，社會學為防治艾滋病做出了突出貢獻，發表的相關論文與出版的書籍已經形成一定的規模。本叢書僅僅是萬紫千紅之一抹，志在創立“艾滋病社會學”這個新的綜合學科。
艾滋病社會學不僅是把社會學簡單地運用於防治艾滋病，而且向著跨學科研究的光明前景前進。目前已經獲得的成功經驗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公共衛生學與社會學的不同世界觀與方法論開始擦出了火花，“人”的概念得以拓展，“人的主體性”意識得以推進，出現了發展數據收集方法的可能性。這集中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1，艾滋病社會學已經創建出不同於原學科的世界觀。因此，公共衛生領域的人員纔能深入各種不同的高風險人群，了解他們的知識、態度、信念與行為，而不僅僅是“看病治病”。同樣，社會學研究者基於新的世界觀，開始積極參與艾滋病毒感染者治療的實踐，而不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第二，在思維邏輯上，雙方也找到了具有相通命題：生理狀況與行為特征是互相建構的。正是由於雙方都接受了這個命題，公共衛生領域的人員纔會努力去探討感染者與高風險人群的求醫行為，而社會學研究者也纔會不斷主張把預防和治療婦科病納入“性工作者”預防艾滋病的工作之中。
第三，在價值取向的層次上，公共衛生學與社會學雙方已經超越了“關愛生命”這一原生的共同點，深入命題：生命在於存在，也在於質量。因此，很多公共衛生領域的人員已經“越界”去幫助感染者解決醫保或低保問題，而社會學家則深入到感染者用藥和治療情況的探討。
由此可見，艾滋病社會學這個新的學科正在形成之中，本套叢書的出版必將為它增添新的動力。
潘綏銘
2017年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