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西部地區再開發與“三線”工業遺產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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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三線”地區城鎮建設的決策部門、建築遺產保護管理者、建築師規劃師和廣大學生等

內容簡介

青海省聚集了國家“三線”時期許多國防軍工企業，如今大部分都廢棄亟待轉型利用。《西部地區再開發與“三線”工業遺產再生-青海大通模式的探索與研究》以青海光明化工廠（705廠）及其附屬廠為主體對像，以2014年青海大通工業遺產再生設計營的成果整理為基礎，以點帶面深入剖析了西部“三線”地區工業遺產特別是青海“三線”軍工遺產的歷史意義和保護價值，通過學者和當地政府及民間力量的多方合作下的新“三線”建設的實踐與思考，探索在西部開發新戰略下青海“三線”工業遺產在當代城鎮化建設中的命運和出路。

目錄
序一
序二
前言
上篇歷史研究：“三線”建設及“三線”工業遺產
第1章 “三線”建設的歷史使命與“三線”遺產價值評析 1
1.1 “三線”建設的時代背景 3
1.2 “三線”建設的決策動因 6
1.3 “三線”建設的實施機制 8
1.4 “三線”建設的成果總結 11
1.5 “三線”遺產的價值評析 14
1.6 “三線”遺產的研究概況 22
第2章青海“三線”時期工業發展和大通“三線”工業遺產 27
2.1 青海“三線”時期工業歷史發展沿革 29
2.2 青海化工工業沿革和“三線”時期國防化工企業 42
2.3 大通“三線”時期工業發展概況 54
下篇青海模式：新“三線”建設
第3章國防軍工遺產—青海705廠的保護與再生 65
3.1 2014青海大通工業遺產再生設計營的緣起和背景介紹 67
3.2 2014青海大通工業遺產再生設計營的概況和特色 71
3.3 重水研發與青海705建廠歷史 76
3.4 705廠及其附屬廠現狀調研紀實 83
第4章 **線建設：設計的價值 101
4.1 第1組：代號705 103
4.2 第2組：青海省大通縣國防工業體驗園概念設計 117
4.3 第3組：光華1965 135
4.4 第4組：705重水城核聚力 145
4.5 第5組：新光明工坊 156
4.6 嘉賓與指導老師點評 166
第5章第二線建設：學術的力量 175
5.1 整合多校學術資源的主題論壇 176
5.2 學界與政府對接的圓桌研討會紀實 182
第6章第三線建設：記憶的回響 201
6.1 705廠的口述歷史 202
6.2 705廠人物訪談 206
第7章西部開發新政下的“三線”遺產再生 227
7.1 美國冷戰遺產報告解讀 228
7.2 西部開發新契機帶動“三線”遺產再生 229
7.3 青海大通模式的探索與思考 234
參考文獻 238
圖片來源 241
附錄1 冷戰中的軍事遺產—美國國防部冷戰遺產項目報告（節選） 242
附錄2 青海工業文化博覽園策劃建議書 264
附錄3 青海工業遺產調查和研究提案 273
附錄4 2014再生設計營指導教師訪談 276
附錄5 2014再生設計營工作花絮及部分學生參營心得 287
附錄6 705廠原廠辦主任馬應孝的信 298
附錄7 國家計委給705廠原40位職工來信的回復 300
後記 302

前言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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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在線試讀

上篇歷史研究：“三線”建設及“三線”工業遺產
第1章 “三線”建設的歷史使命與“三線”遺產價值評析
“三線”建設又名“支內”，是中國面對國際冷戰格局在特殊歷史時期推行的一項國家戰略決策，它是以“備戰”為目的，圍繞以四川為中心的中西部13個省、自治區開展的一次史無前例的人力、物力大轉移。其運動推進之快、規模之廣和急如星火之勢在世界範圍內也極為罕見。一、二、三線，按我國地理區域劃分，沿海地區為一線，中部地區為二線，後方地區為三線，分大三線和各省份各自為戰的小三線（圖1.1）。從1964年開始，1964年、1969年為兩個快速推進的時間節點，持續至1979年，在長達15年內，國家共投入了近20巨量資金，占同期全國基建投資額的39%，**時期近一半［1］。近千萬的工人、干部、科研人員、解放軍將士、難以計數的民工，在318萬km2，約占國土總面積1/3的廣袤西部地區進行了高強度、爆發式的工業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旨在形成工業和國民經濟的縱深配置，形成戰時的戰略後方。
圖1.1 我國一、二、三線地區分布
1.1 “三線”建設的時代背景
新中國成立後的15年國內國際形勢頗為動蕩。1953～1957年，我國“一五”及蘇聯援助的156項目取得了斐然的成績，初步形成了重工業體繫構架。然而持續3年的趕英超美，全民大煉鋼鐵，繼而1960年中蘇交惡，經濟開始大滑坡，包括南京長江大橋在內的一批建設停頓。國家大幅度壓縮基建投資規模，采取“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使投資重新恢復到與國力相適應的水平上。
鳥瞰世界格局，20世紀60年代戰爭疑雲密布，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91年蘇聯解體，開啟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以核威脅為關鍵詞的冷戰格局。早在1950年1月18日，中國和越南正式建交，當時還沒從解放戰爭中恢復，經濟嚴重困難的中國開始幫助越南的救國事業。1963年劉少奇訪問越南時對胡志明表示，假如美國來犯，你可以將中國當作自己的後方。1964年8月2日美國在北部灣（又名東京灣）武裝挑釁，對越南北方進行海上襲擊，戰火威脅到了我國廣西邊境，此是“三線”建設決定的轉折點。1965年3月8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越南峴港登陸。這場戰爭被稱為美國的“邊疆之戰”，而此“邊疆”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代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美蘇兩大冷戰陣營激烈交鋒的邊界，戰爭也引發了全球反戰運動的高漲。
1.1.1 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和美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無論戰勝國還是戰敗國都面臨戰後重建的任務，很多國家經歷了嚴重的住房短缺，至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和日本度過了低速經濟增長階段，到達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普遍富足的黃金期。
1960年前後，日本重工業發展，加速了東京、大阪、名古屋、北九州四大沿海工業基地的形成，也導致了嚴重的地區不平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極力推出民主化改革，特別是尊重宗教、集會、言論和出版的自由，這對日本現代化進程影響重大。在各地的壓力下，當局開始逐漸轉變思路，將國土開發的目標定位於縮小收入、地區差別，以及國土的均衡發展上，制訂了全國綜合開發計劃（1960～1968年），按照發展時序重點形成了21個“工業整治特別區域”［2］。1965年後日本經濟過關斬將，連下三城：1966年超過法國，1967年超過英國，1968年又超過了西德，成為當時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1964年世界聚焦東京奧運會，由日本現代建築的領軍人物丹下健三主持設計的代代木國立綜合體育館，成為民族形式與大跨度結構結合的**之作，其先進技術與樸素的美學思想至今在國際建築界獨領風騷（圖1.2）。日本經過十幾年經濟高速增長後，於1969年制訂了“新全國綜合開發計劃”。全國的大型基礎設施、產業建設、自然保育、歷史文化遺產保存、傳統手工藝品產業振興等成為重點，為實現高福利社會、創造豐富的自然和人文環境進一步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國際博覽會是工業社會發達國家展示經濟實力和技術成果的重要場所，1964～1965年紐約世界博覽會是為紀念紐約建城300周年而舉辦，主題是“通過理解架起和平之橋”，其標志性構築物是一個由美國鋼鐵公司建造的高53m、直徑達36m的地球模型“優尼球體”，像征著世界和平。此外美國著名建築師伊姆斯夫婦和埃羅沙裡寧聯合設計的IBM國際機器展廳吸引了眾多目光，信息技術和計算機化成為博覽會中的又一亮點（圖1.3）。此時正處於第三次科技革命蓬勃發展的時期，生產手段和經營管理的現代化、電子化不僅在生產領域、流通領域逐步普及，而且開始進入政治和社會生活領域，它為美國聯邦政府的干預政策提供了現代化的技術手段。20世紀60年代美國在工業、農業、交通、貿易等領域的經濟指標均居世界之首，與此同時興起的第三產業由1950年國民經濟中的比重45％上升為1970年的65.8％［3］。1962年《寂靜的春天》出版，反思“向大自然宣戰”的傳統思維，並首次大聲疾呼高速發展對環境的危害無法彌補。鋼產量不再是考察一個國家工業化水平的核心指標，美國許多鋼鐵廠已逐步轉產或技術更新，高速發展帶來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結構的深刻分化，出現了朝陽部門和夕陽部門。1964年，約翰遜繼肯尼迪被刺殺後就任美國總統，提出了美化生存環境的“偉大社會計劃”和加強教育、保障人民生活的“向貧窮開戰計劃”，憧憬美好、追求共同理想的願望伴隨巨大的產業轉型陣痛給美國民眾帶來了刻骨銘心的衝擊。
圖1.2 東京1964年奧運會海報
圖1.3 1964年美國世博會IBM報道
1.1.2 對冷戰形勢的審視
冷戰對壘的核心是美蘇，赫魯曉夫將1961年的德國柏林稱為世界上*危險的地方，美蘇歷史上首次近距離荷槍實彈，雖然劍撥弩張，但並未兵戎相見，雙方不輕易使用武力特別是核武器。因此，冷戰一個*基本的特征是：它既是戰爭，也是和平。東西方包括戰場上的較量不斷，但美蘇從未發生直接的對抗［4］。中國是一個泱泱大國，與十多個國家接壤，地緣戰略環境異常復雜，歷代政府都要面對來自邊境的戰爭威脅。冷戰和核武器的巨大破壞性在西方催生了“震懾”這一概念，在西方人看來，20世紀60年代冷戰期間中國的軍事行動令人難以置信。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是中美建交的見證者，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其在89歲高齡完成了《論中國》，書中精闢地論述道：
“中國自認為是防御的舉動可能會被西方世界視為侵略性的，而西方的震懾行為則可能被中國解讀為對它的包圍，冷戰期間，美中兩國就此糾纏不休。”［5］
在基辛格看來，在當時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下，中美關繫還未發展到徹底破裂而兩敗俱傷的地步，即便今天中國學者對中外不斷解密文獻的解讀結果也往往結論相左［6］。
中蘇在新中國成立後度過了一段“蜜月期”，此後關繫發生了逆轉，赫魯曉夫上臺後兩國在邊境上的衝突增加，蘇聯由原先的盟友轉變為敵對國，迫使我國政府做出了加強國防力量的備戰決策。“三線”建設的兩個關鍵時間節點都與國際形勢動蕩有關，美越戰爭對我國造成的威懾力引發了1964～1965年**個“三線”建設高潮點，而蘇聯則是真正的心頭大患，其一舉一動都需要高度警惕。1968年4月捷克進入“布拉格之春”的政治、經濟改革階段，試圖打破以蘇聯為中心、高度集權的政經體制。同年6月蘇聯閃電出兵捷克，以維護華沙條約組織社會主義陣營的完整性。隨著蘇聯在中蒙邊境線上陳兵百萬加之珍寶島武裝衝突，中蘇關繫在1969年進一步惡化，巨大的邊境威脅使得“三線”建設達到了第二個高潮點。這與國人嚴正捍衛國家領土完整的信念相連，與國內外政治、經濟、軍事變幻莫測的矛盾相連，正如基辛格所言：
“***的信念來源於意識形態、傳統以及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其中*為重要的是他對中國人民的韌性、能力和凝聚力的信心。事實確實如此，無論世界風雲如何變幻，中國人民都能堅持其民族精神不墜。”［5］
1.2 “三線”建設的決策動因
1.2.1 以備戰為根本任務，也有助於促進邊遠地區經濟發展
“我想美國可能會和中國打仗，這個可能我們必須考慮。但是我們不會屈服！如果美國對中國使用核武器，中國軍隊就必須從邊境地區撤到內地。必須把敵人引到中國縱深地帶，好緊緊鉗制住美國軍隊 ”
——摘自蘇聯領導人葛羅米柯回憶錄［5］
這份談話發表於1958年，從中可以看出***的戰略對策依然是人民戰爭，他構想在中國內地構築一道無形的長城，一切工業發展以保證中國的生存為重。沒有重工業就無法保衛國家，必須趕快在戰爭腹地發展重工業，這件事做遲了就要失敗。1965年9月12日，國家計劃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計委）制定出《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彙報提綱（草稿）》，從發展農業、解決人民喫穿用的方針轉變為一個以國防建設為中心的備戰計劃，開篇“方針、任務”指出：
“加快三線建設是***在1964年提出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重大戰略決策。我們必須遵循主席的指示，突出三線建設，集中國家的人力、物力、財力，把三線的國防工業、材料、燃料、動力、機械、化學工業，以及交通運輸繫統逐步地建設起來，使三線成為一個初具規模的戰略大後方從長遠來說，把三線建設起來，就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經濟建設上的戰略布局，就既可以適應戰爭的需要，又能夠為我國經濟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
“三線”建設的基本著眼點是為了形成具有大規模反侵略戰爭的能力，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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