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親愛的多納姆：
這是本你要求我在解除職務之前寫的書。但無論如何，這本書並不是對這份研究的終解答，因為你和我那時你是管理研究院的院長當時都認為關於人類行為和人類關繫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這樣一個研究，如果沒有先驗假設，除了那些能被生物學或者人類臨床醫學驗證的假設，我們認為，將會比直接研究勞資關繫更加有效。距離我們上次在紐約的談話已有20年，而我們的合作也從談話後的第二年（1926年年中）在哈佛的洛克菲勒紀念基金，以及後來的洛克菲勒基金的資助下啟動了。幾乎在研究啟動的同時，來自疲勞問題研究室的勞倫斯·哈德森、阿列V. 博克（Arlie V. Bock）以及D. B. 迪爾（D. B. Dill）也加入進來。在1927年，弗裡茨·羅特利斯伯格（Fritz Roethlisberger）開始了他基於哈佛大學生而開展的進展困難但十分有價值的研究，目前其研究成果還未正式出版。在這本書裡想要囊括他的這項研究和西方電氣公司的研究以及疲勞問題研究室的許多成果（一些仍舊是軍事機密）是不可能的。我不得不沿著一條單軌道去追蹤我們各項研究的單一而復雜的啟示的發展趨勢。我將盡我所能，闡明我的信念，即掌握這些啟示對於被戰爭蹂躪的世界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自從我們在1925年次探討了這件事之後，局面已經發生了悲劇性的改變。那時，美國或者自認為是美國領袖的人們相信：大體上的繁榮水平已經建立起來了，並相信周期性復發的經濟衰退問題也被克服了。許多人相信，或者至少希望，日內瓦國際聯盟開始認真而謙恭地工作，用和平與智慧代替戰爭和民族自負。工業繼發問題看來並不意味著對合法改革存在隱蔽的威脅，當然，也不出意外地存在著對於文明基礎的野蠻襲擊。簡單地說，無論是這裡還是其他地方，社會對於發生在歷史轉折點1929年之後的事還沒有完全做好準備。
現在，經歷過大蕭條以及人類所遭受過的可怕的戰爭，我們面對著一個經歷了可悲改變的世界在歐洲，城市淪為一堆瓦礫，社會秩序混亂；在亞洲和太平洋島嶼，覺醒的和遊離不定的群眾完全沒有準備好如何面對突如其來的艱巨責任。在東歐，和中國一樣，農民徹底地從默默無聞和表面上的自滿中覺醒，逐漸開始要求更高的物質生活標準。同時，農民相信自己所要求的一定會實現，隻要要求的聲浪足夠浩大。更高水平的物質生活來自於不斷地重新創造和努力爭取，他們無法理解這一點。如果需求得不到實現，他們會很容易認為這是某些人（美國人、民主寡頭或者資本家）有意地阻礙他們獲得物質財富。
還有一些人（可能是廣播評論員）由於他們對民主的誠摯之心，似乎認為在代議制政體各種形式中的一些人能夠發揮如同護身符般的作用幫助一些無論文化程度多低的人成功且繫統地整理並解決合作中出現的問題。不幸的是對於這個理論假設，至少有三個條件限制著其在民主政體中的適用。
，工藝技術和文化水平必須有一個全面的通用標準。也許，這個條件並非完全適用，比如英國歷史上一些時期，文學和學術等級是宗教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些時代，僧侶擁有的政治力量是十分有限的，至少在英國是這樣的。實際上擁有權利和技術成就的階級，雖然可能比平民更有行政經驗，但通常並不是有文化的階級。而在現代工業社會裡，後的決定權，如果其是合理且進步的，就必須交給擁有技術和社會知識的群體執行。當然，這個要求並沒有從任何意義上試圖剝奪工人及其代表的參與權，盡管這個要求可能將其從法律界某些部門的活動中排除這些部門還沉溺於腐舊且口頭上的主權論。事實上，強調建立技術和文化的標準，隻是說明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一個適應性的社會必須且隻能被具有適應性的人控制。同時，這也包含著一種需求，即對大幅度提升教育培訓的理論及其相應技術的需求。個人的適應能力隻有通過經驗和教育纔能獲得。常規訓練隻能滿足一個"穩定的"社會的需求，而無法滿足由現代科學技術所創造的新世界的需求。
第二，在一個群體間物質生活水平差異顯著的社會裡，代議制政體並非能為社會福祉做出令大眾滿意的政績。尤其是，當較低的社會階層十分努力地工作而隻能勉強換得不足以滿足其基本生理和社會需求的報酬時，這一事實極為明顯。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很多，如18世紀後期的法國和19世紀早期的英國。智力，作為民主體制的一個先決條件，要求充足且高標準的物質生活水平。比如，英國在戰時保證每個兒童，無論他的社會身份和經濟狀況，在生活必需品上都有充足的供應。
第三，在一個被群際敵對和群際仇恨分裂的社會裡，代議制政體是無法有效運行的。民主政治和民主工業領袖如果對行政管理方法全然無知將導致日益漸長的合作無能，這是極其危險的。斯坦利·凱遜（Stanley Casson）指出郁積停滯，即具有社會職能的群際之間無法合作以及繼而引發的相互敵視，都曾是偉大文明的破壞者。
在短短的15年中，蘇聯曾努力把生活在東歐和北亞這一廣大地區的原始居民的文化水平提升到一個具有專門技能和能寫能讀的水平上，而這僅通過很多代所謂的民主方法是不可能實現的。正當和平的藝術剛要獲得成就的時候，它受到了野蠻的德國侵略者的進攻，以至於這些成就被無情地破壞了。在美國和英國大量的物資救助之下，蘇聯挽回了危局，並將侵略者驅逐了出去，並且在盟國的軍事協助下，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責任，將德國人擊敗在了德國的國土上這個希特勒自詡的在任何強國的聯合下也從來沒有屈服過的國家。顯而易見，蘇聯的勝利來自於各方群體的自發且全力的合作。而這個結果也不能完全歸因於國家的危機，即便當時的危機的確是極其嚴重的。因此，很自然，對隨便亂講"民主方法"表示不安的是蘇聯，對上述三點限制條件的重要性理解得深刻的也是蘇聯人。舊金山會議上的分歧是出於對類型完全不同的社會情況的觀察。在英國和美國，專業技能和一般文化水平是很高的，這基於其將近200年的科學技術發展，以及一個世紀以來普通居民都能粗略閱讀的緣故。而在蘇聯並非如此，它所掌握的技術和文化能力在它看來還是十分幼稚的。蘇聯在發展和平藝術的同時是否能夠同步發展民主以及公共管理能力，到現在來說，還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但是，引發盎格魯撒克遜人無休止爭論的"民主"這個字眼的真正含義是什麼呢？英語國家的民主政體和其他形式的政體之間的差異是意義重大且意味深遠的。所有其他的政體是單面性的，隻有民主政體是多面性的。其他形式的政體，從羅馬帝國到墨索裡尼的那個低劣的法西斯主義，可以用一張工程藍圖來表示權威集中在頂部，以下各級權威隻能由頂部的權威批準或授權。"霍布斯的偉大利維坦、聖典學者至高無上的權力、神秘的權威、奧斯丁的國家主權，這些都是同一樣東西的不同名稱，即為了國家或教會的統一而產生的立法者不受限制的無上權力。至於這裡所說的到底是國家還是教會，已無關緊要。"
在民主政體中並不存在中央集權；理論上講權力中心的軌跡會根據情景的需求不斷轉變。民主政體比君主政體等其他政體更為優越。民主政體大體上非常接近人類和社會發展的規律。在國家遭遇危機的時候經濟蕭條、戰爭、瘟疫、洪水、饑荒，中央當局必須暫時集中權力。但是，度過危機之後，中央的控制就放寬，權威的中心仍舊歸到周圍的許多組織中。因為正處在權力的舞臺上或其他地方的非正式組織纔是自發性合作的起點。中央和周圍的權力就是這樣互補的邏輯性的以及目的性的權力來自上部的控制，自發性的以及合作性的權力主要來自下部的掌控。從歷史角度講，偉大的民主國家所探求的是明智的控制而非權威，它試圖依據情景的需求，將應對各種困難的決定中心安放在適當的位置。因此一個明智的行政管理人員就應如此規劃他的行政政策，即使在現代工業社會裡人們也很容易看到這樣的行政管理人員。使所涉及的團體充分表達他們的意見是十分重要的，其重要性相當於一個強邏輯性和目的性的工作計劃對於專業技能人員的重要意義。因為，除了謀求技術發展之外，一個社會必須獲得每一個人的有效參與協同合作。
因此，有效合作是我們在20世紀中葉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這裡沒有什麼"主義"能夠幫助我們解決問題，回答"自發性參與的決定因素是什麼"這一被完全忽略的問題時，我們必須安下心來腳踏實地地解答。在權力控制點隨著智慧和理解力所指引的方向移動的社會裡，民主政權的定期選舉制度隻是這個社會原始、粗放的辦法。在這些事件上，我們的政治領袖以及科學領袖的做法使我們感到失望，我們必須重新嘗試。
這本書並沒有深入討論政治領導，盡管第二章"烏合之眾假說和它的推論國家論"，指明我們的政治思想與我們的經濟思想裡共同存在的缺點，然而，我希望我們可以在以後出版一本關於工業文明的政治問題的書。
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應用到社會情景研究中，在其能夠將工業臨床研究的結果記錄在案之前，還需要初步探討。章，"進步的陰暗面"提議關注繫統研究的不平衡性對技術和物質的過分強調，而忽略人和社會領域（醫學除外），將其拋給那些愚蠢的"主義"以及偶然的猜測。
如果必要，原子彈將在這個時候出來提醒我們既要注意成就，也要注意失敗。我們知道如何在一瞬間之內毀滅萬千的生命，卻不知道如何繫統地設置任務引導各個組織以及民族在文明建設的任務中互相合作。
並不是原子彈要毀滅文明，而是文明化的社會能夠毀滅它自己無疑地，終要用到炸彈如果它無法理智地理解並且控制這些促進或阻礙合作的因素。
多納姆為了更負責任地生活而進行的關於教育的討論，指明了需要我們繼續探索的道路。
喬治·埃爾頓·梅奧
1945年10月1日
推薦序
本書是喬治·埃爾頓·梅奧（George Elton Mayo）一繫列著作中的第二本，現在計劃共出版三本。這一繫列著作將精選並呈現過去25年裡工業現場研究的相關成果。進行這項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從根源上更深入地了解人際關繫一個容易被忽視的主題，同時探索促進人際關繫和諧發展的方法。這幾本書的內容也包括了早在工廠內進行男性和女性研究之前，梅奧基於自我訓練和各種社會環境中對個體的臨床經驗所進行的成熟思考。正是因為梅奧的早期研究，當他將研究重點轉向工業時，他提出了下述構念："，對事物密切的、習慣性的，且憑直覺的熟知；第二，有關事物的繫統性的知識；第三，對於事物有效的思考方式"。這些構念被已故的勞倫斯J. 哈德森認為是在新領域中進行客觀臨床研究的基本必要條件。
梅奧曾在哈佛商學院工業研究部任職20餘年。這項由其和工業研究部、工廠及學校同事共同完成的研究，一直是具體工業情景研究中的手現場研究。這個項目20年的歷史也是一部逐漸增長世人真知灼見的歷史。
他本關於工業研究的綜合報告，《工業文明的人類問題》（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於1933年正式出版並於1946年再版。梅奧在研究和深化理解工人個體、工人的工作以及如何提升工人幸福感這三個問題的方法上開闢了新的途徑。繼這項研究之後，他在與同事的合作和其指導下又發表了西方電氣公司進行的一項為期五年的現場實驗的詳細報告。所有這些報告都強調了社會群體、群體合作以及工人個體的重要性。懷特赫德對西方電氣公司所持有的這項實驗數據進行了細致的統計研究，結果證實了各種社會因素將顯著影響實驗組的表現。羅特利斯伯格和威廉·迪克森（William Dickson）的著作也證實了這些變量的重要性。然而，這三項報告的終結果，正如他們吸引讀者的因素那樣，都強調了個體以及個體受其所在社會環境影響的整個過程。
在20年後的這項報告中，梅奧轉換了側重點，不再排除對個體的研究，同時強調了團體、研究團體行為的方法，以及這些研究方法是否正式地被管理部門或自發性非正式組織所接受和操作的重要性。然而，在現實中這些內容的存在意義往往都被管理部門，甚至工人自己忽視。這項報告突顯了在基本工業活動中確保團體合作的重要性，認為這個問題的影響力也正隨著技術發展，以及相伴而來的工人之間人際關繫的快速轉變而日益彰顯。同樣，這種對舊工藝技術的持續破壞也沒有得到管理部門的充分關注。當然，鄰裡生活的持續性瓦解，和梅奧所謂的我們賴以生存的"穩定性社會"中的穩定影響因素的逐漸松弛等原因，進一步加重了困難。同樣，這種困難也部分源於實用科學對人類工業生活的衝擊，以及汽車等重要科技發展對於日常生活的衝擊。
在這裡，梅奧也舉了一些例子來證明，某些工廠已通過行政管理，成功地使工廠裡的團體成員開始肯定團隊合作的價值，以至於成員明確地承認工廠已成為他們發展滿意生活的穩定力量。這些成就正是在工廠內技術不斷變化以及工廠外社會生活混亂的情況下得到的。如此，梅奧首次以特定實例的方式為我們展示了如何在工廠內部集中管理者的力量，為陳舊且持久的鄰裡效應創造一個部分有效的替代品。因此，為保證就業狀態的穩定性，不僅應該將工業（猶如美國長期存在的小城鎮）變成一種謀生之道，而且應該將其發展成一種令人滿意的社會生活方式。
這一觀點似乎區分了勞資雙方的長期衝突與日益激烈地困擾著我們的仇恨和成見之間的差異。然而，除非在不均衡的工業文明中，我們能夠在理解個體差異等事情的基礎上重獲維持日常生活的能力，或者除非我們能夠習得如何使自己的文明與持續變化的社會狀況相適應的能力，否則我們將無法維持國內市場的基本穩定，更無法成為國際範圍內維護和平的有效力量。當然，目前國內的情形並不能使斯大林先生看出這樣一種跡像，即美國具備持續影響世界和平的能力。同時，也很少有跡像表明美國已能夠解決適應性文明如何成功應對技術和社會持續變化這一問題。
梅奧還有一樁需要研究和解釋的工作。我們需要他那本在引人入勝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的著作《適應性工業文明的政治問題》（The Political Problems of an 揂daptive?Industrial Civilization）。當這本書問世後，我希望它將解決的不僅是一個民主國家及其內部有效合作的問題，而且使人們更多地關注在集聚著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大規模生產中存在著的合作問題。在這種大規模生產中，高度的技術效率經常同日益增長的工業內外的社會分解發生矛盾。
在工業界和哈佛商學院的研究者內部，仍有一項教育工作需要完成，而這項工作，已在梅奧的領導下，以及其與哈佛商學院同事的合作中完成了很大一部分，這也從事實上證明通過這項工作做出重大成就是有可能的。
華萊士·多納姆
哈佛商學院第二任院長
譯者序
喬治·埃爾頓·梅奧（George Elton Mayo，18801949）所著的《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是20世紀以來對於工業社會影響為深遠的經典管理著作之一。我以為，隨著世界範圍內"以人為本"的思想在管理科學領域的逐步深化，其影響力還會持續擴散。在本書中，梅奧基於他完成的著名的"霍桑實驗"的結果，特別強調了人際關繫因素在生產管理中的作用。他據此倡導，應該在工業管理中更加關注因技術進步帶來的人的身心健康問題。雖然時隔半個多世紀，這些閃爍著管理智慧的理論思想仍然具有持久且深遠的借鋻價值。
讀者朋友們可能要問，《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早在20世紀就有譯作出版，為什麼在本書再版近60多年後又重譯出版呢？比較簡單的原因是，這些年來，原書中的一些關鍵詞彙的翻譯，可能由於當時的局限性，需要重新調整，以適應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更為重要的是，可能由於歷史的巧合，本書涉及的核心問題，即工業文明問題，與處於新常態下我國企業的組織變革和管理創新遇到的問題有不少相似之處，閱讀此書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進行工業領域管理變革的頂層設計。為此，我特別建議讀者朋友們在閱讀本書正文之前，先認真體味一下本書推薦序表述的觀點。
正如本書推薦序撰寫者華萊士·多納姆所介紹的，梅奧的專著反映了25年來他有關工業現場研究的相關成果。這些成果的內容由三本繫列著作構成：本書為該繫列著作中的第二本，本著作《工業文明的人類問題》於1933年正式出版，1946年再版。而第三本著作《適應性工業文明的政治問題》探索的是工業生產中的合作問題。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梅奧就非常明確地強調了如何去理解工人的個體特征、工作狀況以及如何提升個人的主觀幸福感的重要性。此後，他在西方電氣公司進行的現場實驗中發現了非正式群體的重要性，該研究結果也揭示了個體在工作場所中是如何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的。不過，梅奧在其20年後的報告中，態度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即強調個體和團體的作用同等重要，隨著技術進步日益彰顯，他主張在基本的工業活動中要確保團體合作的順利實現，並尊重個人的權益。
這些年來，我國企業的勞動關繫管理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多次發生員工的群集對抗行為，甚至一些企業還出現了員工連環墜樓事件，這些勞資關繫對抗事件的頻發，恰好驗證了梅奧早期的理論假設，即企業賴以生存的穩定因素正在逐漸松弛、瓦解。而我們所面對的不同於梅奧當時的新情況是，高新技術、智能化和網絡社會給我們的勞動關繫管理帶來了越來越多的新挑戰。仔細分析起來，我國管理實踐中出現的這些前所未有的新問題，核心癥結還是能否充分尊重個人權益，必須用妥善的人本管理方式來解決問題。在此背景下重新閱讀梅奧的論著，可以說，今天我國企業出現的這些問題被梅奧不幸言中了。
本書討論的核心問題之一，是管理者如何使自己的文明（企業文化）與持續變化的社會狀況相適應。今天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忽視科學技術進步、智能化和現代化帶來的企業人際關繫衝突的尖銳化，就無法適應科學技術進步帶來的"異化"問題。顯然，人類創造了新的技術，減少了操作者的體力負荷，但智能決策、變革適應帶來的心理負荷，使我們的工業文明建設面臨更大的挑戰。這種情況與我們當年觀看的卓別林在電影《摩登時代》裡的生動表演所諷刺的社會現像如出一轍。目前，很少有跡像表明，我們能夠輕松地解決企業文明應對科學技術進步和社會持續變化這一問題。總之，我們需要不斷地學習、思考和探索，怎樣從更為宏觀、繫統、長遠的角度思考現代員工的心理狀態及恰當的管理對策，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現代社會是一本打開了的心理學"。
喬治·埃爾頓·梅奧在前言中強調，"經歷過大蕭條以及人類所遭受過的可怕的戰爭……在歐洲，城市淪為一堆瓦礫，社會秩序混亂，在東歐，和中國一樣，農民徹底地從默默無聞和表面上的自滿中覺醒，逐漸開始要求更高的物質生活標準……如果需求得不到實現，他們會很容易認為這是某些人（美國人、民主寡頭或者資本家）有意地阻礙他們獲得物質財富。"大家不難發現，71年前梅奧所面對的情況與當前我們的處境何其相似！在討論如何通過關愛員工來解決這些問題時，我們很容易想到人本主義思想的倡導者馬斯洛先生。我認為，他創立的人本主義和其他學派的不同在於，強調人的正面的本質和價值。他主張，管理者不應該集中關注人的負面的問題行為，而是要從更積極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員工，盡力去促進他們的成長和發展，幫助他們完成體現正能量的"自我實現"。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提出並闡釋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其實，"中國夢"強調的不僅僅是物質文明的發展，更關注的是精神文明的進步、國民素質、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以及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他明確地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人生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勞動來創造。"由此可以認為，仔細研讀梅奧的經典著作，對於解決當下的管理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我國企業管理和社會管理也面臨著極大的挑戰，領導者如何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關注社會發展的平衡、穩定與和諧？管理者如何通過人文關懷來提升企業管理和社會管理的效能，創造一個良好的文化氛圍，以激發員工更強烈的幸福感、價值感和歸屬感？面對這些亟待解決的管理難題，倡導"以人為本"的管理之道勢在必行，任何刻板、靜止且形而上學的管理思維都會泯滅人的創造力以及主觀能動性，降低企業乃至國家的創造力和競爭力。因此，重讀梅奧的這部經典著作，有助於深刻理解"人際關繫理論"在當下的特殊現實意義。
此外，我反復琢磨梅奧在前言中所提到的三個限制工業文明的條件分析，也獲益匪淺。限制條件一：管理中籠統強調整齊劃一的工藝技術和文化水平的通用標準。他認為，在現代工業社會裡，不能因為統一標準、規定、後決定權，試圖剝奪工人的參與權。這是因為，一個適應性社會必須隻能由具有適應性的人來控制，這是因為，常規訓練隻能滿足一個"穩定的"社會的需求，這些舉措並不能滿足由技術進步所創造的新需求，這一觀點與《中國制造2025》關注創新人纔的自主性和新穎組合，具有異曲同工的效能。限制條件二：在物質生活水平差異顯著的社會裡，代議制政體並不能為社會福祉做出令大眾滿意的政績。這裡所指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組織內的貧富差距問題。顯然，在當今貧富差異日益擴大的背景下，對於弱勢群體的社會身份和經濟狀況，甚至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充足保障是十分關鍵的。由於金融危機後遺癥帶來的持續影響，困難企業正在過鼕天，但是，無論如何，企業管理者必須保障弱勢群體的生存空間。限制條件三：梅奧提示大家，在一個被群際敵對和群際仇恨分裂的社會裡，民主政治是無法有效運行的，他認為，民主工業領袖如果對行政管理方法全然無知，也將導致日益漸長的合作無能，這是極其危險的。此外，他建議，一個明智的企業高層管理者，使所在團體的所有成員充分表達意見是十分重要的，一個社會必須獲得每一個人的有效參與和協同合作，纔能不斷進步。
後，需要指出，《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與我正在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項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社會心理促進機制研究》（項目批準號：13&ZD155）的研究主題關繫密切，特別是與我們所倡導的企業開展健康型組織建設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近，我們在廣東東莞剛剛召開的第四屆全國健康型組織論壇上，提出了"員工關愛、心智開發和變革創新"的大會主題。同時，我作為本重大項目的首席專家，將《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一書作為全國範圍的聯合示範基地的指定參考書籍。這裡，我也將此書推薦給對於新常態下健康型組織建設感興趣的高校教師、從事組織行為學和人力資源管理理論和實踐探索的同仁們。
全書共分為六個章節，翻譯工作主要由我的課題組團隊完成。其中，李想負責推薦序、前言、章和第二章部分內容的翻譯；劉子旻負責章和第六章的翻譯；周海明負責第二章的翻譯；朱厚強負責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翻譯；郭鵬舉和葛怡負責第五章的翻譯。特別感謝李想對於全書的初步統稿工作，後由我完成全書審校工作。本書翻譯的不當之處，敬請各位專家和讀者朋友們指出，以便再版時修正。
2016年1月24日於北京市奧林匹克花園
譯者簡介
時勘
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繫、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和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目前，擔任中國科學院大學社會與組織行為研究中心和中國科學院學部社會心理學調研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學和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先後承擔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科技部和國家等多項研究項目，已正式發表學術論文350餘篇、專著20餘部，獲得多項國家部委級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科技進步獎，時勘是中國心理學會認定的心理學家。本書的編譯工作得到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項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社會心理促進機制研究》（項目批準號：13&ZD155）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