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前言
放任人文學科萎縮，我們將付出沉重代價
《功利教育批判》（Not for profit）這本書的版出版5年之後，人文教育的狀況如何？我首先要說的是：人文教育顯然在全球都陷入了麻煩。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我的觀點似乎與這麼多不同的國家有關。這本書已經有了20種已出版或正在翻譯中的譯本，我一直都在和世界上許多不同國家的人們對話，他們都懷著我那種急迫感，即對壓縮一個研究領域的擔憂，那個領域似乎從根本上關繫到了民主的未來和良好的公民素養，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對移民和種族-化問題的焦慮幾乎到處都在加劇的時代，要解決一些緊迫問題，這個時代的公民就必須比以往更好而不是更差地溝通。
在美國，K12教育的改善微乎其微，因為“共同核心”標準已取代了“兒童公平教育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雖然這個標準離理想還很遠，但它確實把重點放在了離它應在之處更近的位置上，即放在了（培養）學生的能力上，沒有放在儲存不伴隨批判性思維或積極想像的知識上。我們仍然必須制定更好、要求更嚴的評估形式，比以往更加重視教學實際和師生互動的質量。但至少可以說，我們防止了災難。在美國一些主要城市裡,為年輕人提供的智識公共藝術節目（intelligent public arts programs）正在萌芽：在洛杉磯，有指揮家古斯塔夫·杜達梅爾令人鼓舞的指導；在巴爾的摩，有指揮家瑪琳·阿爾索普同樣有纔華的創業精神的指導；在我所在的城市芝加哥，則有歌劇明星蕾妮·弗萊明與市政府的合作精神的指導。大量類似的實驗表明：音樂與藝術能培養社會共同體，培養卓越，培養一種廣義的公民身份感（正像我在本書中討論芝加哥兒童合唱團時所說的那樣。）
關於學院和綜合大學，也有一些好消息要報告。，我們有了一些新資源，可以作為研究這個問題的有價值資料，其形式就是來自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和美國大學聯合會的報告。遺憾的是，藝術與科學學院重視的是人文專業的學生，而不是為所有專業的學生開設的、更廣泛的人文學科課程（學生們頻頻要求開設此類課程）。盡管如此，由高質量的管理者和學者團隊彙編的數據與分析，仍然極有幫助。尤其令人感興趣的是，我們發現兩年制學院是人文學科特別重要的、不斷增長的生源。從2012年到2013年，將近40%的兩年制學院肄業證書都屬於人文學科，高於人文學科在四年制大學學士學位證書中所占的比例。這的確是好消息，因為對這類社區學院來說，滑向狹窄的職業教育、由此創造出以班級為基礎的兩年度學制，讓其中的人文教育日益成為精英人纔的機會，這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這種情況雖然尚未出現，但防止出現這種情況卻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這些有價值的資料，人文學科還有一些好消息，見於談論這個問題的一些新聲音的質量。有兩本很有價值的書，一本是邁克爾·羅思（Michael Roth）的《大學之外：人文教育為何重要》（Beyond the University：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2014），另一本是法裡德·扎卡利亞（Fareed Aakaria）的《為人文教育辯護》（In Defense of a Liberal Education，2016）。羅思的那本書清晰曉暢，具有很強的可讀性，講述了美國人文教育理念的歷史，表明了這個理念與美國民主理想之間的深刻聯繫。他特別著重地論述了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在一個自由、繁忙的社會中的作用。扎卡利亞的那本書生動地講述了他自己的受教育經歷，尤其令人震動。他從印度一個以死記硬背、技術培訓為主導的地方，進入了耶魯大學的人文教育，他在其中發現了歷史，概括地說，他發現了一種能激發好奇心、批判性思維和想像的、基礎廣泛的教育。他深刻地思考了自己從這兩種生活和公民身份中獲得的認識。他的歷史分析是對羅思著作的補充。這兩位作者都認為：美國民主傳統與人文教育實踐之間存在著深刻聯繫。這兩本書的高質量，它們得到的贊賞，為使人文科學始終強大的鬥爭提供了進一步的動力。我這本書的特點仍然是國際性和教育的心理學基礎這個重點，能幫助我們理解人文學科為什麼至關重要、為什麼常常遭到攻擊。這三本書互為補充，政治家們、校董們、學校管理者們、父母們和學生們若能參閱全部這三本書，那就再好不過了。
但說到政治，我們卻發現了一些令人沮喪的狀況。不算太久以前，曾為人文教育作出有力辯護的保守派政治家們對人文教育看法出現了分歧，主要是人文學科是否應在婦女研究和種族研究中發揮部分作用。今天，越來越多的刺耳聲音都在要求大幅減少人文教育。僅舉一例：2013年1月，北卡羅來納州州長帕特·邁克羅利（Pat McCrory）在上任後頒布的批法案之一中猛烈攻擊了人文教育。保守派學者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在他主持的一個全國廣播節目中說，大學的課表中滿是“毫無價值的課程”，完全不能提供“讓人們獲得工作的機會”。他以語言研究、哲學和兩性研究作為例子。“我要調整我的教學課程，使它們適應企業和公司為我們的學生提供工作的要求。”邁克羅利能否實施他的想法，並不清楚，因為其職位沒有賦予他左右課程設置的權力。與所有名牌大學的體制一樣，北卡羅來納大學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教員的自主權和教學，連它的預算都必須經過州議會批準，並非隻要州長批準即可。邁克羅利認為自己能靠痛擊人文教育獲得多數人的支持，這是個壞兆頭。其他很多政治家也對人文學科進行了類似的攻擊。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在他不成功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宣傳戰中，用他典型的粗俗語言宣稱：“我們需要更多的焊接工，更少的哲學家。”（*5）佛羅裡達州州長裡克·斯科特（Rick Scott）則把他的憤怒指向了人類學家：“你們知道，在這個國家，我們並不需要更多的人類學家??我想把我用於為人們提供科學、技術、工程學、數學的學位。那纔是我們的孩子必須投入全部時間和精力的事情。”注意這句話中“全部”（all）這個詞：顯然，他不但不贊成人文專業，而且不贊成人文專業對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要求。同時，威斯康星州州長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已經提議：為大學的一個繫提供資金，應當依據它對國家經濟發揮“輸油管”作用的大小，這是簡單地假設政治家們能預知現實中哪個領域有利於國家，而歷史表明這種假設是極不可靠的。沃克甚至沒有考慮到：國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很可能具有一些更深、更廣的目的，例如為了知識本身而追求知識和培養公民素養。近年來，許多州的官員都為學生提供了經濟刺激，以使他們把精力集中於STEM領域，而不是人文學科。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比以往更多的有效論證。我認為《功利教育批判》這本書仍然是及時的，因為它提醒人們：若聽任這些狀況無限制地繼續發展下去，我們將面臨哪些重大的危險。
《功利教育批判》集中討論了公民素養。我指出，人文學科和藝術提供的一些技能，對保持民主制的健康是必不可少的。我重點地討論了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相信：我的大多數讀者都和我一樣，心懷維護一個健康的民主制度的目標；我還相信：我提供的那些論證，甚至有可能引導尚未贊成人文教育的人支持人文教育。不過，為使人文學科一直強大，還應該提出另外兩個觀點。我們應該記住它們，運用它們。
個觀點是：我們追求經濟成功的目標即使是正確的，全世界的商業文化也敏銳地意識到了批判性思維和想像力對商業文化的重要性。批判性思維造就了有責任感的公司文化，其中的批評之聲並沒有被壓制。此外，經過專門訓練的想像力對創新更是不可或缺，想像力是一切健康經濟的關鍵：沒有通過熟記習得的以往技能的基礎，任何國家都不能興旺繁榮。因此，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商業領導人都大力支持人文教育。僅舉一列：美國成功的私募股權公司之一—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創建人之一大衛·魯賓斯坦（David Rubenstein）曾在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年會上說，他擔心美國的學生正在失去一種能幫助他們在商業和人生中獲得成功的寶貴技能：批判性思維。魯賓斯坦說，美國的決策者們和教育家們過分注重了科學、技術、工程學和數學，其代價是忽視了文學、哲學和人文學科其他領域的研究。人文學科教給學生的解決問題的技能，能使他們為商業成功作出貢獻。他說職業所需的專業技能可以稍後再學，因為他注意到：華爾街的公司的執行官們都在學習人文學科。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熟的人文教育造就的論證技能對個人的成功、對一國的商業文化，的確都大有貢獻。
對魯賓斯坦這一觀點的驚人確證來自新加坡和中國：事實上，這兩國至少並未把培養批判性的、獨立的民主公民作為目標。它們近年來進行了教育改革，將藝術和人文學科置於顯著的位置，這顯然是為了鼓勵創新，鼓勵堅實的公司文化。當然，它們還必須管理這些學科，防止它們擴大為一種對公開的政治辯論的訴求，它們確實加強了管理。但它們感到必須鼓勵一些被它們自己視為將帶來政治風險的學科，這個事實本身表明了它們認為那些學科對商業成功是何等重要。
除了我提出的關於公民素養的觀點，我們應當牢記的第二個觀點是：我們嘗試理解我們的生活時，人文科學提供了一些自身就有價值的見解。我認為，這些見解的作用是使公民具備自身固有的、非純工具性的價值，但我們能夠（並且應當）從更廣的角度看待人文科學的固有價值。我們都力求更深刻地理解藝術、文學、哲學等領域的偉大作品所論述的許多主題，包括愛情、死亡、憤怒、痛苦等。無論我們如何謀生，我們都必須面對我們自己，面對我們自己的生與死。一個人年輕時，很容易忘掉這些更深刻的主題，但恰恰是對這些主題的粗淺認知為日後結出碩果的沉思播下了種子。毫不奇怪，人文科學的一大增長領域，是在成人繼續教育領域。
總之，我這本書僅僅討論了為人文科學辯護的三個論點中的一部分。我們能夠，並且應當，認同所有這三個論點。
我們這樣做時，一定會強烈地感覺到人文教育體制提供的優勢，美國、蘇格蘭和韓國都有這種人文教育體制的傳統。人文教育體制也部分地出現在了其他一些國家，尤其是加拿大、南非及荷蘭。（全世界的耶穌會大學也支持這個模式。）我們不應僅僅依靠計算專業數量去衡量人文科學的影響。人文教育體制的完整意圖是：要求所有的學生學習人文學科課程，無論哪個專業。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進入大學的學生都要面對一個嚴峻的選擇，即選定一門專業。因此這個選擇就是：要麼隻學哲學，要麼不學哲學；要麼隻學文學，要麼不學文學。這種體制大大限制了人文學科大學生的人數，因為他們必須把一門人文學科作為的學習領域，關閉了其他機會。（這也意味著，兩性研究、種族研究等一些新學科的學生寥寥無幾，因為學生除非全心投入這些學科，否則就根本沒機會研究它們。鋻於學科結構的重要性，這種選擇在教育學上也許並不合理：這些新學科的宗旨是為全體學生提供各學科間的相互學習。）具備人文教育體制的國家的想法則與此不同：學生應修一門主科，它也許是就業的準備（盡管它不必如此），但學生們也應當選修一些讓他們為公民身份和人生做好更廣泛準備的課程。他們可以把計算機科學或工程學作為主科，但這種教育體制也要求學生學習歷史、哲學和文學的人文學科公共課。這種體制具有驚人的優越性，能使學生們為他們未來的多種角色做好準備，這種準備比有限的單科教育體制所能提供的準備更充分。
我這本書裡的論述（僅就學院和大學教育而言）的確談到了為什麼學生可以選擇一門人文學科作為主科，但我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大學課程設置中要求所有學生都學習的人文學科（隻有美國是這樣做的）。而且，我的論述當然也討論了人文學科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的作用；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專業化尚未發展得太過分。一個國家的大學若是長期圍繞著單一學科體制構建，便不易將那種體制轉變為人文教育體制。僅僅增添學生強烈要求設置的某些課程，並不能完成這個轉變。良好的人文學科教學需要小型的班級、參與性的課堂討論，以及對經常性寫作作業的大量反饋。這個轉變，不能靠講大課加多項選擇題考試完成。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MOOC）可以作為補充（尤其是對缺少進入好大學的學生而言），卻仍然不能代替現場的、面對面的互動。良好的STEM（即科學、技術、娛樂、數學）教學也是如此，也需要師生之間的對話。不過，不用這種教學方式，學生也能學到些東西，因此至少存在一種普遍的錯覺：沒有互動式教學，也能習得STEM的一些技能。但一個國家若想實現向人文教育體制的轉變，就必須認真考慮本科教育中的師生比例和優秀師資的培養。（在荷蘭，人文學科課程目前還是選修課，通常要額外收費，而這意味著那些課程會吸引精英學生，這個結果實非人們所期望的。）這樣的變化不會很快發生。盡管如此，一些做法原本不同的國家朝著人文教育模式前進的嘗試，仍然像在荷蘭和印度那樣正在受到鼓勵。
提到印度，我現在要談談另一個問題，即私人捐資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我說過，政治家們一直在越來越多地呼吁停止資助人文教育。但是，政治家們卻有一些短期動機（即需要贏得選舉），這使他們很容易偏愛可被量化的收益（就業率和稅收），而不重視不易被量化的收益（公民素質、啟迪心智）。因此，在美國，連公立高校也在日益尋求私人捐資，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學也很快地仿效這個做法，但卻往往沒有充分理解私人捐資與學院性質兼容所需的條件。
相反，私人捐資者往往具備長期的動機（使自己成為不朽，使某些已經豐富了他們自己的人生的學習形式永存），這使他們很願意贊助大學和學院的人文教育。不過，這種體制隻有符合了某些條件纔會有效：
人文教育的長久傳統：捐資人或多或少地熟悉人文學科，無論他們走上了怎樣的人生道路，常常懷著愛意回顧自己學習人文課程的往事，把它們看做自己人生的一段，那時他們尋求人生的意義，經濟上全無約束，心中充滿了熱情和好奇。（聰明的大學應設法喚起這種記憶，辦法是為社區公眾、為可能成為捐資者的人舉辦經常性的講座，向他們展示人文學科討論的活力。）
一種獎勵捐資助學的稅收制度，而更有效的則是一種威脅：若不捐資助學，便會因為繳納巨額財產稅而蒙受損失。
一種給捐資助學者以聲譽回報的持久的社會規範。
重要的是：一種得到捐資者充分理解的、成熟的、毫不妥協的學術自由與自治制度來對捐資者的要求進行嚴格限制。捐資者必須知道：除了以一種非常普通的方式資助某個研究領域，他們不能控制大學教學項目的內容；在聘用教師方面，甚至在對某個專門領域的總評價或教學法方面，他們沒有發言權。這些規則必須得到公眾的理解，並被不折不扣地執行。（我那所大學的校長就說，他有大約一半的時間是在對那些捐資者提出的想用他們的錢來做某事的要求說不。）
在這些條件下，私人捐資會帶來的結果。但是，在第四個條件未能得到很好理解的地方，卻容易引發災難。在印度，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強，導致私立高校增多，那些學校與正規高校在學術質量和獨立性方面大不相同。雖然有一些高質量的私立高校，但出現了更多低質量的私立高校，其中一些隻是為某個公司的未來雇員設立的培訓項目。實際上，捐資人的控制範圍已遠遠大於與合理的學術價值相適應的範圍，因此，一所大學的主要捐資人在學校的職位應與校長相等，這種觀點並不稀奇。而且，這種情況已成為慣例，但這事實上是極其不正常的。即使這種不合法的權力僅被用在好的方面，它也總是潛在地威脅著學校的自由和健康，那位若隱若現的捐資人會對教師的自治產生破壞性的影響，即使捐資人實際上並沒有提出威脅性的要求。此外，目前政府對公立高校（教師的高度自治是其規範）學術自由的侵蝕，也已為大力減少異見創造了條件，因此嚴重地威脅著印度令人贊賞的民主制度。
人文科學自其初創就一直受到威脅。蘇格拉底的質疑令人不安，掌權者往往喜歡順從的追隨者，不喜歡能獨立思考的獨立公民。而且，活躍的想像力，對他人的處境、欲望和苦難的敏銳感覺，是非常難以獲得的；相反，道德上的遲鈍就容易多了。因此，對目前人文學科像從前那樣遭到攻擊，我們不應感到意外。造就負責任的民主制度和警醒的公民的戰鬥總是困難重重，充滿波折。但這場戰鬥既很迫切，也是能夠獲得勝利的；贏得這場戰鬥所需要的，主要就是人文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