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建立情感史的書繫，其宗旨是引薦當代世界高質量的相關論著，為讀者提供選題新穎、內容扎實、譯文流暢的作品，以助國內學術界、史學界推動和擴展情感史這一新興的歷史研究流派。本書繫的計劃是在今後的數年中，每年精心挑選和出版推出兩到三種譯著，以饗讀者對情感史這一研究領域日益高漲的興趣。
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情感史還是一個比較陌生的領域。事實也的確如此。中國學術界首次接觸“情感史”這一名稱，與2015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中國濟南的召開，大有關繫。素有“史學界的奧林匹克”之稱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每五年纔聚會一次；2015年是該組織首次在歐美之外的地區集會。該次大會的四大主題發言中，包含了“情感的歷史化”這一主題，十多位學者濟濟一堂，發言持續了整整一天。這是情感史在中國史學界的首次亮相，而情感史能做列為該大會的四大主題之一，也標志這一新興的研究流派已經登堂入室，成為當今國際史壇熱門和重要的潮流之一。
值得重視的是，自2015年至今天，雖然隻有短短六年，但情感史的研究方興未艾，論著層出不窮，大有席卷整個史壇之勢。這一蓬勃發展的趨勢似乎完全應證了美國情感史先驅芭芭拉·羅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在2010年所做出的預測：“情感史的問題和方法將屬於整個歷史學”。德國情感史研究的新秀羅伯·巴迪斯（Rob Boddice）在其2018年的新著《情感史》一書的起始，也對該流派在今天的興盛發達發出了由衷的感嘆：“ 在過去的十年中，情感史的論著出版和研究中心的成立，其增長數字是極其驚人的(astonishing)”。那麼，情感史研究的吸引力在哪裡？它在理論和方法上有什麼特征？情感史與歷史學的未來走向又形成了什麼樣的關繫？我不揣淺陋，在此對上述問題做一個簡單的梳理， 也借此說明一下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這一書繫的意圖和意義。
以當代世界歷史學發展的走向而言，大體呈現了化的趨勢，並沒有一個流派能占據壓倒一切的地位。於是一個新興史學流派的勃興，往往需要兼顧其他相關的研究興趣，同時又要與歷史學這一學科關注的主體對像相連。情感史這一流派的興起和發展明顯帶有了上述特征。以前者而言，情感史與其他新興的學派，如婦女性別史、家庭史、身體史、醫療史以及之前流行的新文化史和社會史都有密切的關聯。而以情感史的研究與歷史研究的主體對像的關繫而言，或許我們可以參考一下《全球化時代的歷史書寫》一書。此書作者是當代著名史家林·亨特（Lynn Hunt），以提倡新文化史而聞名遐邇。她在2014年寫作此書的時候，指出歷史學的未來走向，將就“自我與社會”（self and society）的關繫展開進一步的探究。這一觀察，似乎卑之無甚高論，因為自古以來，歷史書寫便以人的活動為對像，而人的活動之開展，又必然以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為舞臺。但其實不然。亨特認為歷史學的未來將是：“自我領域與社會領域會相得益彰，同時向外擴張”。她的言下之意其實是，自20世紀以來，歷史研究在擴張社會領域的方面，從社會的結構來分析人之活動如何受其制約和影響，已經獲得了相當顯著的進步，而現在的需要是如何深入擴張自我的領域。當今情感史的興盛及其巨大的吸引力，正是因為其研究朝著這一方向，做出了深入全面的探索和耳目一新的貢獻。
自古以來的歷史書寫，的確以人為主體，隻是近纔有不同的嘗試（如動物史、“大歷史”、“後人類史學”等）。但若借用約翰·托什（John Tosh）形容男性史研究的話來說，那就是人雖然在歷史著述中“隨處可見”，但其實卻往往“視而不見” （everywhere but nowhere）。這裡的“視而不見”，指的是一般的史家雖然注重描述人的活動，但卻對人的自身、也即亨特所謂的“自我”，沒有進行深入的探求。更具體一點說，人從事、創造一些活動，背後由什麼因素推動？是出於理性的考量還是情感的驅動？由於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學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曾流行心理史，在這一方面有所探究，而心理史也與當今流行的情感史，有著相對密切的聯繫，但同時情感史又對此做出了明顯的推進。心理史雖然注重人的心理活動及其成因，但其實對後者沒有更為深入的考察。而情感史的研究則指出，人之從事活動，既為心理學所重視，也與生理學相關，也即人的自我，由大腦和身體兩方面構成。而且這兩方面，並不是分離獨立的，而是密切相連的。舉例而言，我們看待史家治史，以往注重的是評價他（她）寫出和發表的著作，也即注重其研究的結果，而不是其從事研究的起因和過程。即使我們研究、解釋其從事研究的緣由，也往往隻簡單指出其對學術的興趣和熱誠或者學術界的外部要求和壓力等，停留在常識、表面的層面。但問題是，如果學者從事研究出自其興趣和熱誠，那麼這一因素是如何形成的呢？而在研究、寫作的過程中，他（她）又經歷了什麼心理和情感的起伏波動？這些都是情感史關注的方面。這些方面與當今學術史、思想史研究的新動向，關繫緊密。譬如說自21世紀以來，史學界出現了一個“情感的轉向”，那麼在情感史及思想史等領域的研究中，也出現了一個稱之為“施為的轉向”（performative turn）。這裡的 “performative”是動詞 “perform”的形容詞，而 “perform”一般理解為“表演”“做”或“執行”等行為。所謂“施為轉向”，便是要強調在哲學層面上打破主、客觀界限和形而上學傳統思維的意圖，因為“表演”“執行”和“施為”等行動，既有行動者本人又有其行動的對像（例如表演時的觀眾和聽眾；作者、史家著書立說所面對的讀者等），因此這些行動將主體與客體結合起來，兩者之間並無法分開、割裂。
換言之，情感史研究在近年十分流行，與史學界和整個學術界的新動向，有著緊密的關聯、產生了密切的互動。近代以來的西方哲學思潮，基於論的形而上學前提，譬如主觀與客觀、人類與自然、心靈與事物、大腦與身體、理性與感性之間的區別與對立，而戰後的學術思潮，便以逐漸突破這一思維傳統為主要發展趨勢 。福柯對瘋狂的研究，嘗試挑戰理性和非理性之間理所當然的界限，由此而啟發了身體史、感覺史、醫療史的研究。情感史的開展既與性別史、身體史、醫療史相連，同時又在這方面做出了不同的貢獻。如同上述，情感史同時注重身體和大腦兩方面，因為情感的生成和波動，牽涉兩者。比如一個人臉紅，可以是由於羞澀，也可以是由於緊張或憤怒。情感是身體反應的一種表現，但這種表現同時又與大腦活動相連，兩者之間無法區別處理，而是互為因果。同樣，一個人微笑——嘴角兩端上翹——這一身體的動作，也同樣包含多重層面。微笑可以表現一種愉悅的心情，但又無法一概而論，因為有的人由於尷尬，或者心裡不安甚至不悅，也會微笑對待，當然這裡的“笑”是否還稱為“微笑”，便有待別論了。事實上，情感表達與語言之間的關繫，一直是情感史研究中的一個重點。
上面的兩個例子既能說明情感史研究的理論基點，同時也有助顯示其興盛的多種原因，因為如果要研究人的臉紅或微笑，可以采用多種的方法和不同的視角。情感史的研究的興起，本身是跨學科交流的一個結果。比如神經醫學的研究進展，便部分地刺激了情感史的研究；神經醫學家會主要考察臉紅和微笑與腦部活動之間的關繫。受其影響，一些科學家希望能通過考察人的臉部表情來精確測出人的心理活動（如測謊器的制作和使用），但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則往往持相反的意見，認為人的身體活動表征，雖然有先天（nature）的一面，但更多是習得（nurture）的經驗，至少是雙方（生理學、神經學VS. 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之間互動的產物。這個認識既挑戰了近論思維，也成為當代情感史領域從業者的一個共識。
情感史的研究近年能獲得長足的進步，與上述這一共識的建立有關。而情感史研究的路徑和方法，又主要具有下列特征。首先，如果承認身體活動同時具有生理和社會的屬性，那麼學者可以就此提出許多問題作為研究的起點，如兩者之間何者更為重要？是否相互影響？是否引人而異，也即是否有人類的共性還是各個文化之間會產生明顯的差異？其次，通過身體動作所表現的情感，與外部環境抑或人所處的社會形成怎樣的關繫？比如一個人憤怒，是否可以隨意發洩還是需要受到社會公德的制約，表達的時候有否性別的差異，是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化，從而展現出情感的歷史性？再次，情感與語言之間也形成了多重的關繫：一個人情感的波動是否由於語言引起，而波動之後是否選擇使用某種詞語來表達，然後這些語言表述有否文化之間的差異。歷史研究以過去為對像，所以情感的研究，通常需要使用語言文字記述的材料，因此如何（重新）閱讀、理解史料，發現、解讀相關情感的內容，也就十分必要。後，情感史的研究又常常需要走出文字材料的束縛，因為人的情感起伏，也會由於看到一座建築物、一處風景及一個特別的場景而起，此時無聲勝有聲，語言文字不但無力表達，甚至顯得多餘。總之，情感史在近年的興盛，綜合了當代史學發展的特征，在理論上與整個思想界的發展走向相吻合，在方法上則充分展現了跨學科的學術趨向，不但與諸社會科學交流互動 ，亦常常借助和修正了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情感史的興盛展現了當代歷史學的一個發展前景，而其的研究手段，也對培養和訓練未來的歷史從業者，提出了嶄新的要求。本書繫的設立，希望能為中國史學界及所有對歷史有興趣的廣大讀者，提供一份新鮮而獨特的精神食糧。同時我們也衷心希望得到讀者的積極反饋和寶貴建議，以便更好地為諸位服務！
王晴佳
2021年4月8日於美國費城東南郊霽光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