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份寒門的名單

2009年9月，我考入了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入學後我就開始著手搜集一份名單，這份名單上的人和我一樣，都是家裡第一個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我們的父母不是工程師，不是記者，不是教授，不是外科醫生，不是公司高層，不是外交官，不是建築師，不是電影制作人，不是銀行家也不是中世紀文學家；所以按常理來講，我們這類人本不應該出現在法國的大學校裡。搜集這份名單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須仔細尋找纔能有所收獲。在發現這些同類的時候，我居然有了一種戀愛的感覺。為了吸引他們的注意，我還設計了一套搭訕的策略，以向他們表明我和他們是同一類人，為了不失去聯繫，我會立刻把他們的名字記錄在我的小本子上或者手機上，這樣做是有點兒荒唐，但我還沒有荒唐到把他們的身份信息做成一個電子表格—如果我早這麼做就好了！說不定還能讓調查更方便些。
您將要讀到的故事是這些孩子的故事的一部分——隻是一部分，因為這也是他們父母的故事。這些孩子出身於小中產階級、平民階級，甚至窮困潦倒的家庭，他們跨越了階層，打破了法國學術界著名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建立了另一套成功者的形像，幾乎擺脫了自拉斯蒂涅—巴爾扎克《人間喜劇》中的一名力求躋身上流社會的角色—以來就被烙上的野心家標簽。他們受到了媒體、大學甚至政界的追捧。還有什麼比成功更令人興奮和感到欣慰的呢？特別是這種“逆襲式”的成功。
階層跨越者們已經（或幾乎）成了超級明星，對於推崇優績體制（méritocratie）的社會來說，他們的存在至關重要，他們像征著一種可以擺脫當下、自由選擇生活的希望，他們是童話故事的主角，是法國的圖騰。但優績體制早已被社會學家解構，其意識形態與真實的社會是無法調和的：法國的社會階層並不會發生改變。這是一個看不見的規律，是一個事實。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貧困家庭的後代們需要歷經6代人的努力纔能達到法國的社會平均收入，即需要180年。對於階層跨越者們來說，一切僅僅發生在這一代人中。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將法國列為經合組織中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即社會階級對個人受教育程度影響最大的國家之一。然而，統治階級仍不斷宣揚教育能讓孩子們在競爭中擁有公平的機會。
近年來，階層跨越者們不再滿足於在電視節目裡微笑著講述自己的故事並向觀眾致謝。社會學家羅斯-瑪麗·拉格拉沃（Rose-Marie Lagrave）和迪迪埃·埃裡蓬（Didier Eribon），作家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愛德華·路易（Édouard Louis）和尼古拉斯·馬修（Nicolas Mathieu），哲學家尚塔爾·雅蓋（Chantal Jaquet）和社會活動家阿卜杜裡亞赫·拉魯伊（Abdelilah Laloui）都拒絕充當任人擺布的棋子，他們紛紛站出來揭露優績體制的真相。近距離見證了優績體制對人的分類、排斥和挑選，一些階層跨越者發現他們遠沒有預見社會地位上升帶來的後果。除了為完成學業而投入的金錢外，無論是在心理上還是在身份認同上，完成階級跨越這項壯舉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代價。千辛萬苦得到文憑後將面臨什麼？後半生將歸屬於哪個群體？優績體制最終會顯露出其真實的面目，這既是好事也是壞事。就像童話故事一樣，所有命運的饋贈，早已在暗中標注好了價格，要使咒語起作用就必須付出代價。往後餘生，他們將以兩種身份生活，對兩個世界愛恨交替，並祈禱有那麼一天，穿梭於兩個世界的內心可以得到平靜。然而，他們的靈魂早已被烙上了兩個世界的印記，引出無盡的衝突。他們從來都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在父母的注視下，坐在兩把椅子之間的屁股永遠都不會舒服。
在優績體制的童話故事中，那些生養法國小公主和小王子的人可沒什麼存在感。他們既不是國王也不是王後，更沒有閃耀的命運。他們是法國人，祖上一兩輩也是法國人。當然也有人是移民，不過比較罕見。他們是工人、管家、農民、護工、美甲師、保姆、出租車司機、小雇員、美發師、商店的銷售員或餐館老板，比如我做公交車司機的父親和做秘書的母親。
老實說，父母對我們的期望其實很簡單：可以選擇自己的職業，過上更好的生活；不必在月底為錢發愁；可以開心地過好每一天。沒有再多的要求了。他們沒有預見到教育會將我們推向一個他們無法進入的世界，這個世界將當著他們的面關上大門。我們的父母都對讀書這件事不太在行，他們一生都在辛勤勞作。回頭看，他們到底怎樣看待孩子們跨越社會階層這件事呢？他們的視角可能會給優績體制的童話故事帶來另一種寓意。與我情同親兄弟的表弟米凱爾（Mickaël）目前在一家醫療注射器廠當工人，當我告訴他我正打算寫這本書時，他提出了一個角度清奇的問題，他說：“為什麼人們總想著跨越階層？”
我開始瘋狂地給名單上的人打電話、發郵件，試圖找到一些同意讓我見見他們父母的人。名單上的一些階層跨越者相當虛偽，他們主動約我出來見面，可當我發現某人的父親居然是銷售主管，母親是兒科醫生時，我感覺自己被騙了。顯然每個人對於社會地位都有自己的判斷標準，評估一個家庭所屬的階層是件勞神費力的事。然而，這種有意或無意的欺騙正是“普遍的社會出櫃”時代所特有的。“普遍的社會出櫃”這個概念是社會學家迪迪埃·埃裡蓬提出的，我在擔任《世界報》的記者時采訪過他，他在我的采訪中也提到了這個概念：告訴別人自己的出身會讓人覺得你和那些來自特權階層，靠祖上餘蔭過日子的精英們是如此不同。無論你是混文化圈、金融圈還是政治圈的，這一招都屢試不爽，這樣一番操作下來，你便可以堅守住自己的價值。

第六章 背後的父母

您的郵件像一盞明燈，照亮了這個陰雨綿綿的日子。得知您的書快寫完了，我感觸頗多。我未曾從父母口中得知他們如何看待我，這確實是人生的一大憾事，是您的書讓我意識到了這一點。不得不說，在這個話題上，父母與我之間總是籠罩著一種誰也不願意打破的沉默。
作家安妮·埃爾諾的郵件回復讓我欣喜若狂。80歲的安妮是法國階層跨越者們心中的神級偶像。不僅她的文學作品廣受喜愛，而且她的承諾和慷慨也向世人證明，在社會金字塔上向上攀登的人不一定會變成一個自私自利的怪物。特別是在《一個男人的位置》（La Place）、《一個女人的故事》（Une femme）兩本書中，安妮希望“展現（她）父母說話的方式、喫飯的習慣、喜好和性情，而不激起讀者的憐憫、鄙視或恥笑”。當我們在郵件裡聊起《一個男人的位置》，這本她寫給父親的書時（此書獲得了雷諾多文學獎，出版時安妮的母親還在世），她說：“如何用我的文字而不是我的身體來敘述事實？……隻敘述事實而不妄加評論的寫作纔是抵御資產階級凝視的屏障。”我把自己的書稿發給了安妮，她讀完後向我提了一個既讓我感動，又讓我困惑的問題，她說：“我一直在想，要是我父母還健在的話，他們面對你的采訪會想說些什麼，又會不想說些什麼……”
事實上，安妮指出了我書中存在的一個重大缺陷：我的受訪者可能沒有告訴我他們心中所想的一切，就連我自己的父母也沒有。他們不安地和我玩了一場叫作“采訪”的遊戲，在回答完最後一個問題時長吁一聲，感嘆終於可以結束了。他們口中的故事僅限於人與人之間的糾葛嗎？有沒有社會階層矛盾的影響？而且這兩種因素相互獨立，還是攪和在一起？有時你必須對他們的回答仔細琢磨一番纔能找到答案。不幸的是，疫情大大降低了受訪者對我的親密感和信任度。我本來打算不請自來地去各家裡住上個一兩天，看看他們居住的環境，看看孩子們成長的地方，看看家庭的照片，捕捉那些比長篇大論更能說明問題的小細節。然而，我不得不在咖啡館裡或者通過電話和視頻會議與他們見面。所以這本書是由對話組成的，就像一個電臺訪談節目。
安妮·埃爾諾還在父母們的口述中發現了一些“套路式的回答”，她說：“您的采訪對像篤信一切都是老天安排好的，孩子學習好是由基因決定的，如果孩子學習不好他們也不會深究原因。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他們特別愛說‘我們就是順其自然’這種話，以顯示孩子們就是天選之子。我的父母常說：‘我們不逼她，這是她的本性。’但我想知道如果他們接受你的采訪，被問及女兒的成長史時會作何反應。除了感到自豪外，是否也會感到不快，因為回答這個問題就勢必將談及他們的社會背景和出身。尤其是我的母親，面對大人物們對我的成績贊不絕口時，她會粗暴地引用《聖經》來回應：‘風隨著意思吹！’”
雖然安妮·埃爾諾母親的回答略顯辛辣刻薄，卻可以涵蓋本書中大多數家長的想法，簡而言之：這是上帝的旨意。沒必要再去尋找別的解釋，就算你踏破鐵鞋也無處可覓。相反，一些孩子懷疑他們的學習天賦是否早已刻於基因之中——另一種形式的“自然主義”。巴德家的孩子們已經將他們的母親伊茹女士指定為傳遞他們學習天賦的“頭號嫌疑人”。他們確信伊茹和蕾吉雅母女二人都是“高智商人士”：伊茹沒怎麼看書就一次性通過了駕照的理論考試。奧蕾莉·瓦洛涅在其中一個兒子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她說：“所以我想知道這種特質是否會遺傳，是我母親遺傳給了我，還是我父親？”畫家兼導演馬裡亞娜·薩特拉皮在接受《世界報》的采訪時引用了一句波斯諺語來總結她母親的一生：“多麼棒的遊泳運動員！可惜隻能在浴缸裡遊泳！”這是一個可能永遠無法回答的問題。但我的調查表明，這些天賦，無論多麼神秘（“風隨著意思吹”），無論是否與遺傳學有關，如果沒有肥沃的土壤和父母的影響，孩子們長大後是不可能變成階層跨越者的。本書中的所有孩子從小就被家長灌輸過長大要出人頭地的思想。在研究對比了本書中所有家庭的觀點後，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成功沒有偶然。社會學家羅斯-瑪麗·拉格拉沃通過回顧自己的前半生後得出的結論也與我的不謀而合。在她今年年初出版的《恢復鎮靜》（Se Ressaisir）一書中，她借用了社會學家保羅·帕斯誇利的一個觀點，把自己的父母比喻為“階層跨越的盟友”。羅斯-瑪麗在接受《解放報》的采訪時說：“我要感謝我的小學老師們，我的教授們，和我一起參加婦女解放運動討論小組的朋友們，我在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院的同事們……一個人是無法獨自跨越社會階層的。如果說我欠他們的情還沒還完，那是因為沒有他們的幫助的話，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績。在我看來，欠下人情債並不一定是壞事，這是我對別人幫助的一種承認。然而在我們的社會中，光說感激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得回饋那些幫助過我們的人。在他們面前，我們要有同理心，學會站在他們的角度看問題，我們要慷慨一些，我們要心胸開闊一些，我要習慣在與他談論社會問題和女權問題時扯上政治。”因此，無論父母們給予我們的是陪伴還是對抗，他們不由自主地成為了我們最早的“階層跨越的盟友”。
安妮·埃爾諾發現，我的受訪者在童年時期都有三個顯而易見的特點：
因為害怕命運的眷顧會突然結束，所以從不驕傲自滿；默默接受學業成功需要付出的犧牲；母親的影響和早期對閱讀的興趣。講述彼此間的衝突和矛盾時，孩子和父母已然表現得平靜且克制：除了時間衝淡了一切外，孩子們的成功也成了彼此關繫緩和的調節劑。當然，受訪者在“講故事”的過程中往往也會掩飾某些東西，這一點您已經在書中提過了。
我說過了，我們講述的故事中往往會夾雜著對自己的美化和吹捧。隨著采訪的進行，這種現像越來越明顯：當我不自覺地誇贊孩子們的成就時，他們的父母往往也隻對我講述自己孩子的各種優點。盡管在采訪中存在這種僵局，我發現父母們對優績體制的態度也慢慢發生了改變，他們在贊同和欣賞這一體制的同時又對其有所保留，有所懷疑，因為他們已經看到，這個抽像的名詞正活生生地作用在他們孩子的身上，他們在為我們感到驕傲的同時，心中也五味雜陳。我隻是單純地想用自己在新聞學校學到的知識為這個研究領域盡一份力：發布任何信息前都至少要核實兩個信息來源。對於同一個故事我們得兼聽則明，孩子和家長雙方都應享有說話的權利。這樣一來，故事纔會真實客觀。為什麼我的同行們沒有早想到這個方法呢？據我所知，隻有記者瑪麗·波艾鼕在2018年的《十字報》的一篇文章中給了父母們說話的機會。在采訪階層躍升者的同時，瑪麗也采訪了社會階層降級者。誠然，這兩類人的所思所感肯定不盡相同，所以采訪的關注點也不一樣。
在我的調查即將進入尾聲時，安妮·埃爾諾拋給我兩個問題：“我們何時纔能自稱為階層跨越者？”“哪些人可以自稱為階層跨越者？”這兩個問題讓我不得不再次審視自己的觀點。我最初的回答是：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是社會階層的跨越者。因為這個話題能激起每一個人內心的共鳴，讓我們不自覺地帶入到階層跨越者的角色上去，無法冷靜地分析事實。幾乎所有人都會感到自己與父母、故鄉有那麼一點格格不入，即使是最高貴的繼承人在這個話題上也有自己的故事可講。這是我在本書引言中試圖證明的觀點：我們習慣於借助富有情感色彩的詞語來討論一個人的社會階層和社會地位，卻忘記了從父母的職業、收入和文化習慣等客觀信息入手來尋找真相。其實方法很簡單，隻需要把你的職業、收入和文化習慣與你的父母進行橫向比較，你就能知道自己是否是階層跨越者。即便各家各戶的情況不盡相同，但這條定律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為了建立我的“名單”，我不得已把一些階層跨越者留在了我的門檻外。例如，某人父母從事餐飲工作是因為他們沒有完成高等教育，而不是因為他們從未有機會獲得高等教育；或者父母中隻有一人擁有高等學位；或者當父母是教師時——教師這一職業雖然工資不高，但在社會中還有著一定的重要性，因為它是學校制度的體現。我想暫且把我們多姿多彩的人生劇本放在一邊：無論我們是誰，我們都有著自己的家庭問題、心理痛苦、疾病、意外和創傷，這是一個普遍的現像，活在每一個階層中的人都會經歷這些傷痛，所以我們不應該以此來影響我們對社會階層跨越者的判斷。
在我的采訪中，迪迪埃·埃裡蓬呼吁不要總是用精神病學的那套理論來分析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繫，他說：“我覺得，為了理解父母和子女之間的問題，我們應該摒棄一些俄狄浦斯式的觀念，以教育為突破口來分析問題。很多代際之間的衝突都與接受教育時間的長短有關。接受教育的不同會導致代際之間出現語言、文化、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巨大差異……托馬斯·伯恩哈德聲稱學校體繫是社會的‘內髒’，確實如此，學校不斷地對我們每個人進行著篩選和分類：您的一生都將永遠被您受教育的類型和時長影響。”今天，一個普通人在社會上出人頭地變得越來越難，所以階層跨越者們在受到猜疑的同時，也收獲了羨慕。我想呼吁社會大眾用一種誠實的方式表達自己，為此我們必須學會克服讓我們不敢詢問他人父母的職業的羞恥心。
這同樣適用於記者的日常生活中，特別是進行采訪時：無論我們和受訪者談些什麼，也無論我們的采訪主題是什麼，“父母的職業”這樣一個簡單的信息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受訪者所說的話。他或她為何這樣看問題，為何這樣說話，為何這樣堅持，尤其是為何達到了今天的成就。以上這些問題都與他或她走過的人生之路有關。隻有在充分了解這些信息後，我們的讀者、聽眾和觀眾纔能自發地形成自己的觀點。
最後我必須承認，我之所以開展這些調查，是因為我糾結於幾個復雜的理論問題：“我們能把自己構建成一名‘無階級者’嗎？我能嚴肅地說自己是無階級者嗎？”鋻於我們的雙重身份，階層跨越者應該有資格獲得這種想像中的頭銜。擁有這種身份讓我感到無比輕松，有點像疫情期間的健康碼，可以讓我越過所有邊界。這個身份可以讓我置身於社會的煉獄之外，可以讓我擺脫所有的責任、承諾和選擇陣營的必要性，可以免除我的社會性。“黃馬甲運動”？“對不起，我今天不上街抗議，因為我是一個沒有階級的人。”氣候危機？“對不起，作為一個沒有階級的人，我不認為我會受到影響。”這是一個我羞於告訴你們的寓言，一個無法啟齒的夢想，可以將我從兩個階層中抽離出來。因為正如社會學家朱勒·諾德特在他的作品《進入精英階層》（Entre dans l’élite）的引言中所寫的那樣：“如果出身平民階層的人想要捍衛他們的原始階層利益，那麼對現有的精英們來說，讓他們進入自己的階層將是非常‘危險’的。為了維護已經建立的社會秩序，上層社會的精英們要求階層跨越者們改變自己，並盡可能地模仿上層社會的特征……社會向上流動當然會影響上層階級的組成，但不足以將其消滅。”事實上，本書也不會消滅上層階級。當然這也不是我的意圖，因為那樣會抹去一半的朋友以及我的伴侶。這樣對我來說也很虛偽：本書的出版已經表明我是他們中的一員了。